拆迁是从九月初开始的。

    北门外住的人家，多是些穷苦人。

    有卖菜的、有拉车的、有给人帮工的、有捡破烂的。他们的房子，是几间土坯房，歪歪斜斜挤在一起，墙是泥巴糊的，顶是茅草盖的，下雨就漏，刮风就透。

    但他们只有这些。

    这些破房子，是他们一辈子的心血，是他们遮风挡雨的地方，是他们的家。

    衙门的差役来了，手里拿着告示，往墙上一贴，说：“三天之内，搬走。”

    人们围上来，看着那张告示，有的不识字，就让人念。念完，都傻了。

    “搬走？搬哪去？”

    “城西有地，自己去盖。”

    “城西？那一片荒地，怎么盖？拿什么盖？”

    差役不耐烦了：“这是知府大人的命令。你们不搬，就是抗命。抗命是什么罪，你们知道吗？”

    人们不说话了。

    他们不知道抗命是什么罪，但他们知道，跟官府作对，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有人开始搬了。

    他们拆了自己的房子，把能用的木料、砖瓦收拾起来，装上板车，拖家带口往城西去。

    城西是一片荒地，长满了野草。

    他们站在那，看着那片荒草，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人蹲在地上，抱着头哭。

    有人咬着牙，开始割草、平地、搭窝棚。

    有人什么也没做，只是站在那，望着北边，望着他们曾经的家。

    第三天，还有人不肯搬。

    一个姓孙的老汉，七十多了，一个人住。

    他的房子是最破的，但他不肯走。

    他说，他在这住了五十年，死也要死在这。

    差役来了，劝他走。他不走。

    差役吓他，说要抓他去坐牢。他还是不走。

    差役没办法，回去禀报。

    杨开忠听了，皱着眉头说：“一个老汉，你们也搞不定？”

    差役苦着脸说：“大人，那老汉又老又倔，打不得骂不得，我们实在没办法。”

    杨开忠沉默片刻，道：“那就让他住着。反正牌坊不建在他那一片，绕过去就是了。”

    差役松了口气，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第二天，孙老汉的房子着火了。

    半夜烧起来的，烧得很快。等邻居发现，已经烧成了一个大火球。

    他们想救，救不了。只能站在远处，看着那团火，听着里面隐约传出的声音。

    那声音很短，叫了两声就没了。

    火灭了以后，人们在废墟里找到了孙老汉的尸体，烧得焦黑，蜷成一团。

    有人说是意外，有人说是有人放火。

    没有人敢追问。

    因为追问也没有用。

    孙老汉被埋在了城外的乱葬岗，连块碑都没有。

    牌坊的工程，轰轰烈烈开始了。

    采石的采石，运料的运料，打地基的打地基。

    几百号人，干得热火朝天。

    杨开忠隔三差五就去工地看看，背着手，这里走走，那里瞧瞧，指点江山，意气风发。

    “这个柱子，再往左偏一点。”

    “那个斗拱，雕得不够精细。”

    “牌坊正中的字，让最好的石匠来刻，一笔一划都不能马虎。”

    工头们点头哈腰，唯唯诺诺。

    杨开忠满意地走了。

    可他不知道，他看到的，只是表面。

    真正的工程款，早就不够了。

    户部拨的那点银子，连买石料都不够。

    剩下的，都是从曹州府库挪用的——修城墙的银子、修河堤的银子、赈灾的银子。

    赵文远一开始不敢动，后来没办法，只能动。

    不动怎么办？牌坊建不起来，大人的面子往哪搁？

    大人的面子没了，他的饭碗还保得住吗？

    动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动了第二次，就有无数次。

    银子哗哗地流出去，像水一样。

    可牌坊还是没建完。

    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石料要钱，木料要钱，人工要钱，吃饭要钱。处处都要钱，处处都是窟窿。

    赵文远每天盯着账本，看得眼睛都直了。

    他算来算去，怎么算都不够。

    他去找杨开忠，想提醒一下。

    杨开忠听了几句，就不耐烦了：“银子不够？那你就想办法。你是师爷，这点事都办不好？”

    赵文远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他没办法，只能继续想办法。

    办法只有一个——继续挪用。

    曹州城外有条河，叫洙水河。

    河不大，但很重要。曹州的漕运，靠的就是这条河。

    河边的堤坝，每年都要修，不修就会垮。

    修堤的银子，每年都拨。今年也拨了，拨了三千两。

    那三千两，被杨开忠挪去建牌坊了。

    管河堤的官员叫刘成，是个老实人。

    他找到杨开忠，说：“大人，河堤该修了。再不修，汛期来了，要出事的。”

    杨开忠说：“修啊，银子不是拨了吗？”

    刘成说：“银子……银子没到。”

    杨开忠说：“没到？怎么会没到？你再查查。”

    刘成查了，查不到。他不敢再问，只能回去自己想办法。

    他去找乡绅募捐，找百姓出力，凑了几百两银子，带着人去修堤。

    可几百两银子，能修什么？

    只能修修补补，堵几个窟窿。

    那些真正危险的地方，修不了。

    刘成急得睡不着觉，每天去堤上转，看着那些裂缝、那些松动的石块，心里直发慌。

    他去找杨开忠，跪在地上求他：“大人，河堤真的危险了。求您想想办法，拨点银子吧。”

    杨开忠皱着眉，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说：“我知道了。你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

    刘成回去了，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什么都没等到。

    汛期来了。

    那年的雨，下得格外大。

    连着下了七天七夜，河水暴涨，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咆哮着冲向堤坝。

    刘成带着人，在堤上守了七天七夜。

    他们用沙袋堵，用木桩撑，用命扛。

    可还是没扛住。

    第八天夜里，堤坝垮了。

    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河道，冲向两岸的村庄。

    刘成站在堤上，看着那滔滔洪水，整个人都傻了。

    他听见远处传来的哭喊声，一声一声，撕心裂肺。

    那些声音，慢慢被洪水吞没了。

    那天夜里，淹了三个村子，死了两百多人。

    刘成后来疯了。

    他每天在街上走，见人就拉着说：“河堤垮了，死了好多人。我求过大人，大人不给我银子。大人不给我银子……”

    人们躲着他，不敢听他说话。

    不久后，他失踪了。

    有人说他跳河了，有人说他疯了跑进山里了，没人知道。

    也没人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