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杨，你的电影对贫富差距的批判非常尖锐。有些人会说，你是世界首富，你拍一部批判富人的电影，是不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发布厅里安静了一瞬。这个问题带着明显的挑战意味，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杨简身上。
杨简没有回避。他看着那个记者，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你说得对，我是世界首富。但这不妨碍我关心那些不是首富的人。事实上，正因为我有资源、有平台、有话语权，我才更应该关注那些没有这些东西的人。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能站着说话的人，应该替那些不能站着说话的人说话’。”
他顿了顿，继续说：“而且，我拍《寄生虫》，不是因为我恨富人。我不恨富人，我自己就是富人。我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这些年去到了世界很多地方，我看到了一个问题——贫富差距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全球性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我不认为电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电影可以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这是电影的社会责任。”
那个记者没有再追问，点了点头，坐下了。
华夏媒体的提问更加感性一些。来自新华社的记者站起来，声音有些激动：“杨导，首先恭喜你再度获得金棕榈。这是华夏电影时隔多年再次获得这个荣誉。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寄生虫》的成功，对华夏电影意味着什么？”
杨简想了想，说：“意味着华夏电影可以讲好每一类故事，同时打动全世界的观众。我们不需要去模仿好莱坞，不需要去迎合西方的审美，不需要去‘翻译’我们的文化。我们只需要真诚地、深入地、有力量地讲好我们的故事。因为人性是相通的，情感是相通的，好的故事是相通的。”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认真了一些：“我不是说华夏电影要走《寄生虫》的路。每一个导演都有自己的路，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的讲法。我只是想说——不要低估自己，不要低估观众，不要低估电影的力量。只要你真诚，只要你深入，只要你有力量，你的电影就能走出去，就能被看见，就能被打动人心。”
央视的记者站起来，问了一个更私人化的问题：“杨导，你刚才在颁奖感言里提到了你的太太。她不在现场，你想对她说点什么吗？”
杨简笑了，笑容里有一种难得的温柔。“我想说——谢谢你，茜茜。谢谢你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拍我想拍的电影。你是我最坚实的后盾，等我回家。”
发布厅里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和掌声。
接下来的问题涵盖了方方面面——从剧本创作到演员指导，从摄影风格到声音设计，从电影的主题到杨简未来的计划。杨简一一回答，不回避，不敷衍，不套话。他的回答坦诚而深入，让在座的记者们觉得，这个站在电影金字塔顶端的男人，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师”，而是一个依然对电影充满热情、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创作者。
发布会的最后，一个年轻的法国记者站起来，问了一个很简单但很深刻的问题。
“杨，电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简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电影是我和这个世界对话最重要的方式。我会唱歌，会画画，会写小说。但最重要的，就是拍电影。我喜欢用电影说出我想说的话，表达我想表达的情感，提出我想提出的问题。然后，我坐在黑暗的放映厅里，和那些不认识的人一起看——他们笑，他们哭，他们思考，他们讨论。那一刻，我不再是一个人在说话，我和他们，在对话。”
发布厅里安静了很久。然后，掌声响起来，真诚而热烈。
......
戛纳的夜色很深。
克鲁瓦塞特大道上的灯光已经暗了大半，只有几家赌场和酒店的招牌还在闪烁着霓虹的光。节庆宫在夜色中静默矗立，那幅巨大的官方海报在灯光的照射下依然清晰可见——金色的阶梯，金色的海，一个走向地平线的背影。
晚宴结束后，杨简没有直接回酒店。
他一个人沿着克鲁瓦塞特大道慢慢地走着。小白远远地跟在后面，保持着一个不会打扰他但又能及时响应的距离。王军和许宏远在更远的地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夜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地中海特有的咸湿气息。杨简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领口微微敞开，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的步伐不快不慢，像是在散步，又像是在消化什么。
大道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偶尔有几个晚归的影迷认出他，远远地喊一声“杨”，然后挥挥手，没有上前打扰。他点头致意，继续向前走。
走到节庆宫前的台阶时，他停了下来。
台阶上铺着的红毯已经被撤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石阶，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冷白色的光。他抬头看着那幅巨大的官方海报——金色的阶梯，金色的海，一个走向地平线的背影。
十年前，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走上这些台阶。
十年过去了。他再次站在这里，再次捧起金棕榈奖杯。
过去这十年发生了许多事情，十年的时间也改变了许多事情。
他想起今天在卢米埃尔大厅里，两千三百个人起立鼓掌。那些面孔——东方的，西方的，年轻的，年老的，激动的，平静的，流泪的，微笑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在那两个小时里，他们被同一部电影打动，为同一个人物流泪，为同一个问题思考。
这就是电影的力量。
不是银幕上的画面，不是音响里的声音，不是剪辑台上的技巧。是此刻，是此刻这两千三百个人坐在一起，共同经历一段故事，共同感受一种情感，共同思考一个问题。这种“共同”，就是电影的力量。
它一直没变。
杨简在台阶上站了很久。
夜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吹动他的衣角，吹乱他的头发。他没有动，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幅海报，看着那片海，看着那个走向地平线的背影。
然后他转过身，走下台阶，朝着酒店的方向走去。
小白跟上来，轻声说：“简哥，车在前面。”
“不用了，走回去。”杨简说，“不远。”
小白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安静地跟在他身后。
克鲁瓦塞特大道上的灯光在他们身后一盏一盏地暗下去，节庆宫的轮廓在夜色中越来越模糊。杨简走在前面，步伐不快不慢，像是在走一段很长很长的路。
......
华夏横店，贵宾楼。
辛爽的房间在楼层走廊的尽头，不是最大的套房，却是这几天最热闹的据点。几个年轻导演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基地，白天录节目、看片、讨论，晚上就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争论电影。由于栏目组知道这群年轻的导演肯定会熬夜看戛纳闭幕式，加上最近连续录制，所以决定给大家放一天假。
此刻，辛爽房间里的气氛炸了。
申奥是第一个冲进来的，连门都没敲。他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还亮着戛纳颁奖典礼的直播画面，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着，半天没说出话来。
“又拿了。”他终于挤出了两个字，声音沙哑得像刚从沙漠里爬出来，“金棕榈。又拿了。”
沙漠正盘腿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罐啤酒，听到这句话，啤酒罐差点掉在地上。他猛地站起来，沙发都跟着晃了一下，啤酒洒了几滴在裤子上，但他完全没注意。“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我骗你干嘛！你自己看！”申奥把手机怼到沙漠面前。
沙漠低头一看，屏幕上是杨简站在卢米埃尔大厅舞台上的画面，黑色的中装，手里捧着金棕榈奖杯，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把他整个人照得像一尊雕塑。舞台后面的大银幕上，《寄生虫》的片名和剧照在滚动，梅雁芳、张国榕、刘得桦、宁静他们站在杨简身后，手牵着手，向台下鞠躬。
沙漠盯着那个画面看了好几秒，然后深吸一口气，仰起头，对着天花板喊了一声：“卧槽——”
这一声“卧槽”穿透力极强，走廊里都回荡着回音。
孟远从卫生间里冲出来，脸上还挂着没擦干净的水珠，手里拿着毛巾，头发湿漉漉的。“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师哥拿金棕榈了。”沙漠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做梦一样的恍惚。
孟远愣了一下，然后毛巾从他手里滑落，掉在地上，他浑然不觉。“真的？”
“真的。”
“卧槽。”
这是孟远今晚说的第一句“卧槽”，但绝对不是最后一句。
周拓如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他是几人里最年长的，平时也最沉稳，但此刻，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他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让横店夜风灌进来。
“杨导今年三十二岁。”他说，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三十二岁，两座金棕榈。柏林金熊，威尼斯金狮，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大满贯。他才三十二岁，他比我还小八岁啊！哎呀，没法说，太打击人了。”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
三十二岁的分量，在场的人都懂。他们都是导演，或者正在努力成为导演的人。他们知道拍出一部好电影有多难，知道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奖有多难，知道在杨简这个年纪取得这样的成就有多不可思议。那不是“天才”两个字能解释的，那是天赋、努力、机遇、判断力、执行力、抗压能力——所有东西加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
辛爽一直坐在床沿上，没有说话。他的手机放在旁边的床头柜上，屏幕还亮着，上面是杨简刚刚发来的消息——“谢谢。你也会的。”
这条消息他看了不下十遍。每一个字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就有一种让人眼眶发热的力量。你也会的。杨简对他说你也会的。
不是客套，不是敷衍，不是那种成功人士对晚辈的例行鼓励。辛爽跟了杨简大半年，他知道杨简不是那种会说场面话的人，他也不需要说场面话。他说你也会的，说明他是真的相信辛爽能做到，至少是有可能做到。
申奥走过来，一屁股坐在辛爽旁边，胳膊搭在他肩膀上。“爽儿，你是跟师哥拍过《寄生虫》的人。你跟我们说说，那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能让戛纳那群老外心甘情愿地把金棕榈给他？”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辛爽。
这个问题，从他们知道辛爽参与过《寄生虫》拍摄的那天起，就问过无数遍了。但辛爽每次都是笑笑，说“等上映了你们自己看”。他不是在卖关子，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去形容那部电影。
此刻，在杨简拿到金棕榈的这个夜晚，在戛纳颁奖典礼的余温还在燃烧的这个时刻，辛爽觉得，也许该说点什么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像是在组织语言。房间里没有人催他，所有人都安静地等着。
“那是一部……”辛爽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不是那种让你看完觉得很爽的电影，也不是那种让你哭完之后觉得很释放的电影。它是那种——你看完之后，坐在座位上，不想站起来，不想说话，不想做任何事，就想那么坐着，让刚才那两个小时在脑子里慢慢过一遍。”
他顿了顿，抬起头，看着窗外横店的夜色。
“我跟着导儿在剧组待了好几个月。从围读会开始，到拍摄，到后期。我见过他坐在监视器前面，一动不动地盯着画面，一盯就是半个小时。我见过他跟梅姐讲戏，讲了一个多小时，就为了那一场戏里梅姐的一个眼神。我见过他在剪辑房里，对着同一个镜头反复看几十遍，然后在某个版本上停下来，说‘就这个’，那个镜头在之前的版本里只差了两帧。”
“两帧？”孟远插嘴，“两帧能看出什么区别？”
“能。”辛爽说，语气笃定，“在导儿眼里，能。他不是在抠细节，他是在找节奏。电影的节奏。每一帧都是节奏的一部分，少一帧就快了，多一帧就慢了。他要找到那个刚刚好的点，不多不少，不偏不倚，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那个节奏，被带入那个世界。”
沙漠靠在沙发上，手里的啤酒罐已经空了，但他还攥着。“所以你之前说，师哥的电影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感受的。”
“对。”辛爽点头，“他的电影，你不能用脑子去看，你要用心去看。因为他的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音效，都是在跟你的情绪对话，不是跟你的理性对话。他不会告诉你‘你应该难过’，他用画面让你自己难过。他不会告诉你‘你应该愤怒’，他用情节让你自己愤怒。他不会告诉你‘你应该思考’，他用留白让你自己去思考。”
毕赣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一直没说话。他靠着墙，膝盖上放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手指夹在书页之间，但眼睛一直看着辛爽。
“爽哥，”毕赣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房间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楚，“杨导在片场是什么样的人？”
辛爽转过头看着他，想了想。“他在片场，几乎不发脾气。”
“几乎不？”申奥追问，“不是从不？”
“反正在香江拍《寄生虫》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发过脾气。至少没有像别的导演那样大吼大叫。”辛爽说，“但我见过他很严肃的时候。那是在拍一场很关键的戏的时候，有一个道具出了问题——不是大问题，是一个很小的细节，观众可能根本注意不到。但导儿看到了，他问道具组怎么回事，道具组说‘没关系，观众看不出来’。导儿当时就变得很严肃。”
辛爽模仿着杨简当时的语气，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冷静：“‘观众看不看得出来，不是你来决定的。你负责把东西做好，观众看不看得出来是他们的事。你拿这份工资，是因为你专业，不是因为你会判断观众能不能看出来。’”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
周拓如端起那杯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放下。“杨导这句话，够我记一辈子。”
“他平时不发脾气，”辛爽继续说，“但他对专业的要求特别高，非常非常高。倒也不是苛刻，就是你听完他说的那些，你就会觉得，你不做到，你就没资格参与这项工作。那是一种自发的感觉。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他也知道你能做到什么程度。他不会要求你做你做不到的事，但你但凡能做到的，他就不会让你糊弄过去。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他批评你，是来自你不想让他失望。”
孟远从地上捡起毛巾，搭在椅背上，然后靠着墙站着。“那他自己呢？他在片场是什么样的状态？是那种特别紧绷的，还是很放松的？”
辛爽想了想。“很放松。不是那种‘我在度假’的放松，是那种‘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知道怎么做，所以不需要紧张’的放松。他在片场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在点子上。他不会说‘这个镜头再拍一条’，他会说‘你刚才走位的时候，第三步慢了半拍，再来一条，保持节奏’。他不会说‘你演得不够悲伤’，他会说‘你刚才那个眼神，不是悲伤，是委屈。但这个角色在这个时刻不是委屈，是无能为力。你再想想’。”
毕赣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他给演员的不是指令，是理解。”
“对。”辛爽看着毕赣，眼睛里多了一丝欣赏，“他给演员的不是‘你怎么做’，是‘这个人是谁’。他让你自己去理解那个角色，自己去找到那个角色的情感逻辑和行为动机。他不是在导演演员，他是在引导演员。这两者的区别，我在跟组之前不懂，跟组之后才明白。”
申奥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另一扇窗户，让更多的夜风吹进来。横店的夜风带着初夏的潮气，吹在脸上凉丝丝的。“我什么时候才能拍出一部能进戛纳的电影？”他像是在问大家，又像是在问自己。
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在场的人都问过自己无数遍，但没有人有答案。
沙漠站起来，走到小冰箱前，又拿了一罐啤酒，拉开拉环，喝了一大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去戛纳，不需要每个人都拿金棕榈。但我们需要知道，有人做到了，而且是早就做到了。师哥做到了，还是两次。他又一次证明了华夏导演可以在那个舞台上拿到最高的荣誉，而且拿到了两次。这个事实本身就很重要。”
他顿了顿，看着手里的啤酒罐，声音变得认真了一些。“因为以前，我们总觉得戛纳是别人的舞台，虽然陈导也拿到过，但时间太久了。很多时候，都是欧洲导演、美国导演、小日子导演——他们在那个舞台上拿奖，我们看着，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但师哥告诉我们，那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可以站在上面，可以拿奖，可以接受全世界的掌声，这件事儿，师哥早在很多年之前就做到了。今天他又做到了，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也是告诉其他国家的人吗，我们可以做到。这种‘我们也可以’的感觉，比任何技术、任何技巧、任何经验都重要。因为它改变的是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