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字元皓，生于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一带）。

    巨鹿地处黄河下游北岸，自古便是中原文化与燕赵文化交汇之地，春秋战国时属赵国疆域，受“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风气熏陶，此地百姓既重节义，又尚智谋。

    田丰的出身虽未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中明确的名门望族记载，但从其早年“博览群书，名重州里”的经历来看，应出身于当地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士人家庭——在东汉“察举制”主导的选官体系下，唯有具备一定的家族背景与文化积累，才能获得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

    东汉末年，经学盛行，士人们多以研读儒家经典为进阶之途，田丰亦不例外。

    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先贤行状》中记载其“少而岐嶷，有异才”，十岁便能通读《论语》，十五岁已精通《诗经》《尚书》，尤其对《春秋》《左传》等记载历史兴衰、兵法谋略的典籍钻研极深。

    与当时只重章句训诂的腐儒不同，田丰读书更重“经世致用”，常以历史上的贤臣良将自比，思考如何在乱世中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

    成年后，田丰因才学出众、品行端正，被地方官员举荐为“孝廉”——这是东汉士人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此后他被征召至洛阳，担任太尉府属官，正式踏入东汉官僚体系。

    在太尉府任职期间，田丰以办事干练、刚正不阿着称。

    太尉作为东汉“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军事，府中事务繁杂，田丰却总能条理清晰地处理各类公文，对军事制度、边防形势的见解更是常令同僚惊叹。

    当时正值灵帝末年，朝政腐败，宦官“十常侍”专权乱政，地方豪强兼并土地，百姓流离失所，田丰多次向太尉进言，建议整顿吏治、减免赋税、加强边防，却因触动宦官与豪强利益，始终未被采纳。

    不久后，田丰因不愿与朝中腐朽势力同流合污，主动请求外放，调任冀州别驾——别驾是州牧的副手，地位仅次于州牧，掌一州行政、监察之权，这一职位为田丰提供了施展治政才能的舞台。

    此时的冀州，是东汉末年天下最富庶的州郡之一。

    冀州地处华北平原，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素有“天下之重资”的美誉。

    时任冀州牧的韩馥，出身颍川韩氏，虽为名士，却性格懦弱、缺乏雄才大略。

    面对黄巾起义后各地诸侯割据的局势，韩馥既无招揽人才、整军备战的远见，又无稳定地方、安抚百姓的举措，反而沉迷于眼前的安逸，对境内的豪强势力一味妥协。

    田丰担任冀州别驾后，多次向韩馥提出具体建议：其一，整顿地方武装，挑选精锐组建“州兵”，防备黄巾余党与周边诸侯的袭扰；其二，开设“学宫”，招揽冀州境内的贤才，为治理冀州储备人才；其三，减轻百姓赋税，鼓励农耕，储存粮草以备不时之需。

    这些建议切中冀州发展的要害，却因韩馥的“庸碌寡断”屡屡被搁置。

    一次，韩馥因畏惧北方公孙瓒的骑兵，打算将冀州的部分粮草送给公孙瓒以换取和平，田丰得知后，冒死进谏：“冀州乃天下根本，粮草是军民之命，公孙瓒狼子野心，今日送粮求和，明日必来夺地，大人若不早做准备，恐将引狼入室！”

    韩馥却不以为然，反而斥责田丰“危言耸听”。

    田丰见韩馥如此昏聩，深知冀州迟早会落入他人之手，心中虽有抱负，却苦于无人赏识，只能在暗中叹息。

    不过，田丰的才华并未被埋没。

    时任渤海太守的袁绍，早已注意到这位冀州的贤才。

    袁绍出身“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其祖父袁汤、父亲袁逢、叔父袁隗均曾担任三公之职，家族声望遍布天下，“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黄巾起义后，袁绍因反对宦官专权，被迫逃离洛阳，后被任命为渤海太守，驻守渤海郡（今河北省沧州市一带）。

    袁绍素有争霸天下的野心，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他在渤海期间，一面招兵买马，一面派人暗中考察冀州境内的贤才，田丰的智谋与品行，很快便通过使者传入袁绍耳中。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绍采纳谋士逢纪的建议，以“公孙瓒将袭冀州”为由，派使者向韩馥施压，同时暗中联络冀州境内的豪强与官员，劝说他们支持自己入主冀州。

    韩馥本就畏惧公孙瓒，又听闻袁绍得到众多豪强支持，顿时慌了手脚，最终在部下的劝说下，决定将冀州牧之位让给袁绍。

    袁绍兵不血刃入主冀州后，第一件事便是亲自前往田丰家中拜访——当时的袁绍已身为冀州牧，却以“宾主之礼”对待田丰，亲自为田丰斟酒，诚恳地说：“元皓先生，袁绍久闻您的才名，今日得遇，如鱼得水，愿先生不弃，与我共图大业！”

    田丰见袁绍如此礼贤下士，又深知袁绍有争霸天下的潜力，心中积压已久的抱负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当即答应加入袁绍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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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绍大喜，任命田丰为别驾从事，让他参与军政大事的谋划——别驾从事虽与田丰此前担任的冀州别驾名称相似，却因袁绍的信任，拥有了参与核心决策的权力。

    从此，田丰正式登上汉末诸侯争霸的舞台，成为袁绍集团的核心谋士之一。

    袁绍入主冀州之初，局势并不稳固。

    当时的冀州，虽然富庶，却处于四战之地：北面，公孙瓒率领的幽州铁骑刚刚击败黄巾军余党，占据幽州（今北京市、河北省北部一带），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冀州；南面，曹操已在兖州（今山东省西南部、河南省东北部一带）站稳脚跟，招降了大量黄巾军，实力日益增强；西面，黑山军（黄巾起义余党）在张燕的率领下，活跃于并州（今山西省一带）与冀州西部，时常袭扰地方；东面，青州（今山东省东部一带）被黄巾军余党与地方豪强分割，局势混乱。

    此外，冀州境内的豪强势力虽表面归顺袁绍，却仍有不少人暗中观望，甚至与公孙瓒、曹操等人有联系。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袁绍召集麾下谋士商议战略方向，审配、逢纪等谋士纷纷提出“先取中原，与曹操争锋”的建议，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趋势已现，若不早日消灭，必成后患。

    唯有田丰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向袁绍献上“先固河北，再图中原”的战略规划，这一规划分为三个阶段，逻辑严密，层层递进。

    第一阶段：稳定冀州内部。

    田丰认为，冀州是袁绍集团的根基，若内部不稳，贸然对外用兵，必遭后顾之忧。

    他建议袁绍采取三项措施：其一，安抚百姓，下令减免冀州境内一年的赋税，同时开仓放粮，救济因战乱流离失所的灾民，赢得百姓的支持；其二，整顿吏治，罢免韩馥时期任用的庸碌官员，提拔有才能、品行端正的士人，同时严厉打击贪赃枉法的豪强，巩固统治基础；其三，整合军事力量，将冀州境内的地方武装与袁绍带来的渤海兵统一整编，挑选精锐组建“先登营”“强弩营”等特种部队，提升军队战斗力。

    袁绍对这些建议完全采纳，任命田丰负责具体实施。

    在田丰的主持下，冀州很快稳定下来，百姓安居乐业，官员各司其职，军队战斗力也大幅提升，为袁绍集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消灭北方的公孙瓒，统一河北。

    田丰指出，公孙瓒是袁绍集团最危险的敌人：其一，公孙瓒拥有当时天下最强的骑兵部队——“白马义从”，这支骑兵由公孙瓒亲自训练，“皆乘白马，选精锐三千人”，战斗力极强，曾多次击败黄巾军与匈奴骑兵；其二，公孙瓒占据幽州后，与袁绍接壤，随时可能南下进攻冀州，若袁绍南下与曹操交战，公孙瓒必然会趁机偷袭冀州后方；其三，公孙瓒性格残暴，统治幽州期间“多杀降将，虐待百姓”，不得人心，只要策略得当，不难击败。

    基于此，田丰建议袁绍将主要兵力集中在北方，优先解决公孙瓒。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袁绍正式决定攻打公孙瓒，田丰作为首席谋士，全程参与军事谋划。

    公孙瓒得知袁绍来攻后，深知自己的骑兵在平原作战虽强，但面对袁绍的步兵与弩兵联军，难以发挥优势，于是决定退守易京（今河北省雄县西北）。

    易京是公孙瓒精心打造的防御要塞，“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可谓固若金汤。

    袁绍大军抵达易京后，多次发动进攻，均被公孙瓒的守军击退，双方陷入僵持。

    数月后，袁绍军粮草消耗巨大，军心动摇，不少将领主张撤兵，审配等人也认为“易京难以攻克，不如先回冀州休整”。

    关键时刻，田丰向袁绍献上“声东击西、分化瓦解”之计：其一，派少量兵力继续在易京正面修筑土山，架设云梯，佯攻易京，让公孙瓒误以为袁绍要强行攻城，从而将主力集中在正面防御；其二，派遣精锐部队绕到易京后方，切断公孙瓒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阻断公孙瓒从幽州各地运来的粮草；其三，派人秘密潜入易京，招降公孙瓒麾下的部将——田丰早已得知，公孙瓒因性格多疑，对麾下将领极为苛刻，不少将领对他心怀不满，只要许以高官厚禄，必然会有人倒戈。

    袁绍依计而行，命大将颜良率领部分兵力在易京正面佯攻，同时派张合、高览率领精锐骑兵绕到易京后方，攻占了公孙瓒的粮草囤积地。

    与此同时，田丰亲自起草招降信，派人送给公孙瓒麾下的得力部将关靖、田楷等人，信中不仅承诺“若能归降，必保爵位不失”，还列举了公孙瓒的种种残暴行径，劝他们“弃暗投明，保全宗族”。

    果然，关靖、田楷等人早已对公孙瓒不满，接到招降信后，当即决定倒戈，暗中与袁绍军联络，约定在夜间打开易京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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