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永元七年，豫州颍川郡的一个村落里，十三岁的张让攥着母亲缝补的粗布行囊，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父亲早逝，家中只剩半亩薄田，为了给卧病的母亲筹钱抓药，他应了官府征召，要去洛阳宫城当宦官。
母亲的哭声还在耳边回响，他却咬着牙没回头——在这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年月，入宫或许是唯一能活下去，还能给母亲寄钱的路。
抵达洛阳时，巍峨的宫墙让张让心头一震，可掖庭的日子却比他想象中更难熬。
刚入宫的小宦官要做最苦的活，洒扫宫殿、搬运杂物，稍有不慎就会被管事的老宦官打骂。
有一次，他给贵人端茶时，手被滚烫的茶汤烫得通红，却不敢哭出声，只能忍着痛把茶盏捧稳。
夜里，他躺在冰冷的通铺床上，摸着手上的伤疤，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要往上爬，再也不受这种苦。
张让心思细，又肯琢磨。
他发现掖庭令喜欢听家乡颍川的小调，便偷偷学了几段，在一次洒扫时，趁掖庭令心情好，轻声唱了起来。
掖庭令愣住了，随后露出笑意，见他手脚麻利，又懂些人情世故，便把他调到身边当差。
这是张让第一次离“权力”近了些，他更谨慎了，记着掖庭令的喜好，甚至能提前猜到对方要做什么——比如知道掖庭令怕热，便提前在书房备好冰盆；知道对方嫌弃文书繁琐，便悄悄把重要的事整理成短句，写在竹片上。
渐渐地，掖庭令越来越信任他，甚至把传递宫廷琐事的差事交给了他。
张让拿着那些写着琐事的纸条，穿梭在宫墙之间，看着妃嫔们的笑脸、大臣们的谨慎，心里渐渐明白：这宫城里，最不值钱的是力气，最值钱的是“知道”——知道谁得宠，知道谁失势，知道帝王心里在想什么。
永初七年，汉安帝选秀，十三岁的刘保被立为太子。
张让凭借掖庭令的举荐，调去东宫当差，负责照料太子的起居。
彼时的刘保年幼，远离生母，在东宫时常孤单。
张让看出了太子的心思，不只是按规矩伺候饮食起居，还会偷偷给太子带些宫外的小玩意儿——用竹篾编的小鸟，染了颜色的糖人，甚至会讲些颍川乡间的趣事。
有一次，刘保因为背书不熟练，被太傅责骂，躲在殿角哭。
张让没有像其他宦官那样劝“太子要坚强”，而是蹲在他身边，轻声说：“太傅是为太子好，可太子已经很努力了。
要是实在累，咱们就歇会儿，等会儿再背，慢慢来。”刘保抬起满是泪痕的脸，看着张让，第一次觉得这宫里有人懂他。
从那以后，刘保越来越依赖张让，有事总愿意跟他说。
延光四年，汉安帝驾崩，宫廷爆发政变，刘保被拥立为汉顺帝。
刚登基的顺帝身边需要亲信，第一个就想到了张让。
他把张让提拔为小黄门，让其留在身边处理琐事。
张让知道，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却不敢有半分懈怠。
顺帝喜欢书法，他就偷偷练字，虽不能和大臣相比，却能在顺帝练字时，恰到好处地称赞“陛下这笔锋越来越有力了”；顺帝忧心朝政，他从不多言政事，只在顺帝疲惫时，递上一杯温茶，说句“陛下保重龙体，国事方能长久”。
顺帝在位十九年，张让一路升到中常侍，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宦官之一。
他从不结党，也不干预朝政，只安安分分地伺候顺帝，可没人知道，他早已把朝堂上的权力格局记在心里——哪些大臣是外戚一派，哪些是世家出身，哪些人互相交好，哪些人彼此敌对，这些都像账本一样，清清楚楚地刻在他脑子里。
他知道，顺帝信任他，不是因为他有才能，而是因为他“安全”——不贪权，不惹事，只忠于皇帝。可这份“安全”，不过是他等待时机的伪装。
建康元年，汉顺帝驾崩，此后十几年，东汉皇位更迭频繁，冲帝、质帝、桓帝先后即位，张让凭借“不涉党争”的名声，始终留在中常侍的位置上。
直到永康元年，汉桓帝驾崩，窦太后拥立解渎亭侯刘宏为帝，是为汉灵帝。
灵帝即位时年仅十二岁，自幼生长在藩国，对宫廷规矩和朝堂权斗一窍不通，身边最缺的就是“懂他”的人。张让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看出灵帝不像顺帝那样忧心国事，反而对玩乐、财货更感兴趣，便投其所好。
灵帝喜欢养狗，张让就让人从西域选来毛色鲜亮的猎犬，还给狗戴上绣着花纹的帽子，系上丝带，让灵帝开心；灵帝想赚钱，张让就提议在西园开设“邸舍”，把官职拿出来卖——郡守级别的官职卖二千万钱，县令级别的卖四百万钱，甚至还允许先上任再交钱，缺钱的可以打欠条。
这提议让灵帝大喜过望，立刻准了。
西园卖官的钱财，一部分进了国库，更多的则流入了灵帝的私库。
灵帝对张让越来越满意，甚至说：“张常侍是我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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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皇帝这句话，张让的地位彻底稳固，他联合赵忠、夏恽等九个宦官，组成了“十常侍”，成为东汉末年最有权势的宦官集团。
此时的张让，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掖庭里的小宦官。他在洛阳建造了豪华的宅邸，其规模堪比皇宫；他的侄子张奉担任太医令，儿子（宦官养子）张朔担任野王令，家族子弟遍布朝野。
各地官员想要升迁，都要先给张让送礼——荆州刺史苏谦，因为当年得罪过张让，后来被张让找借口诬陷，全家被抄斩；议郎蔡邕，因为在奏折里批评宦官干政，被张让陷害，流放朔方。
朝堂上的大臣们对张让又恨又怕，可没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袁绍、袁术等世家子弟，多次在朝堂上弹劾十常侍，却都被灵帝驳回——在灵帝眼里，张让是帮他赚钱、陪他玩乐的“亲人”，而那些大臣，不过是只会说空话的“外人”。
张让知道，自己的权力全靠灵帝的宠信，所以他从不放松对灵帝的“伺候”——灵帝想建宫殿，他就从地方搜刮木材；灵帝想玩市井游戏，他就把皇宫改成集市，让宫女宦官扮演商贩。
可张让心里清楚，这份宠信就像流沙，看似牢固，实则脆弱。
他一边讨好灵帝，一边暗中布局——他让亲信宦官掌控京城的部分禁军，让家族子弟在地方担任要职，甚至和一些外戚暗中勾结，只为在未来的乱局中，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中平元年正月，巨鹿郡爆发了黄巾起义。
张角兄弟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率领数十万农民起义军，席卷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消息传到洛阳，灵帝慌了神，立刻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朝堂上，大将军何进主张派大军镇压，还提议让地方豪强招募私兵，共同对抗黄巾军。
而一些大臣则趁机弹劾十常侍，说黄巾之乱是因为宦官干政，天怒人怨，要求灵帝诛杀张让等人，以谢天下。
张让坐在殿角的宦官席位上，脸色平静，心里却早已盘算好了对策。
散朝后，张让立刻去见灵帝。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跪在地上，哭着说：“臣等无能，让陛下受惊。黄巾贼寇作乱，是臣等没有尽到劝谏陛下的责任。如今国家危难，臣愿捐出家中所有财产，资助军队，只求陛下能赦免臣等的罪过，让臣等能为国家效力。”
灵帝本就不舍得杀张让，见他愿意捐钱，又哭得可怜，顿时心软了，连忙扶起他：“张常侍不必如此，黄巾之乱与你们无关，是那些贼寇不知好歹。你能有这份心，朕很欣慰。”
张让趁热打铁，又提议：“何大将军主张派大军镇压，臣觉得可行。但地方豪强招募私兵，恐会后患无穷，不如让朝中大臣担任地方州牧，既能统兵平叛，又能牵制豪强。”
这提议看似为国家着想，实则是张让的权谋——他知道何进是外戚，与世家关系密切，地方豪强招募私兵，只会壮大何进和世家的势力。
而让朝中大臣担任州牧，其中不乏他的亲信，这样既能掌控地方兵权，又能制衡何进。
灵帝觉得张让说得有道理，立刻准了，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率军镇压黄巾军，又派大臣担任冀州、幽州等州的州牧。
接下来的两年里，张让一边在京城辅佐灵帝处理政务，一边暗中掌控平叛进度。
他给皇甫嵩、朱儁的军队提供粮秣，却又暗中限制他们的兵力，不让他们太过功高震主；他让亲信州牧在地方招兵买马，却又嘱咐他们“不可擅自行动”，必须听从朝廷号令。
中平三年，黄巾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可张让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经过黄巾之乱，地方州牧拥兵自重，何进的势力也越来越大，而灵帝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他开始加紧布局——他让侄子张奉掌控太医署，密切关注灵帝的病情；让养子张朔在野王县囤积粮食和兵器；还暗中联络骠骑将军董重（灵帝母董太后的侄子），想借助董氏外戚的力量，制衡何进。
可张让没想到，他的这些布局，反而加速了乱局的到来。
董重与何进素来不和，两人因为权力争斗，矛盾越来越深；而地方州牧中，董卓等野心家早已看穿了朝廷的虚弱，暗中等待着进京夺权的机会。
中平六年四月，汉灵帝驾崩于嘉德殿。
临终前，灵帝把张让叫到床边，托付他辅佐皇子刘协（陈留王）登基。
张让含泪答应，心里却清楚，这是他一生中最凶险的时刻——何进是皇子刘辩（何太后之子）的舅舅，必然会拥立刘辩，而自己受灵帝遗命辅佐刘协，注定要与何进为敌。
灵帝驾崩的当天，何进就率领禁军进驻京城，拥立刘辩为帝，是为汉少帝。
何进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诛杀十常侍——他早就看不惯张让等人专权，如今有了兵权，自然要除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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