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黄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形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坚强战斗集体，随即挺进湘西新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在以段苏权为书记的中共黔东特委的领导下，以王光泽为师长的黔东独立师为主体，为策应主力红军东进，坚守黔东革命根据地，以梵净山为依托，开展殊死的保卫战，付出了重大牺牲。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在黔东地区的玉屏、万山、铜仁、江口、石阡、思南等地，再燃革命烽火，并开创了石（阡）镇（远）黄（平）革命根据地，开展系列革命活动，使黔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拓展，革命影响更加扩大。

    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一、红二、六军团创造新苏区方针的制定

    （一）中央红军长征至湘粤桂边时的形势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由江西瑞金突围，经会昌、信丰、大庾向湖南转移，与敌苦战周旋于湘粤桂边境。而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40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与潇水之间。为了摆脱困境，中央红军从情势上需要红二、六军团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此时，由于红六军团的到来，黔东革命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因根据地开辟时间不长，粮食缺乏，兵员和物资补充有困难，且地域狭小，不利于红军大兵团迂回作战。川黔边中共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地形复杂，情况不明，也不利于红军向川黔方向发展。到底向何处发展？怎样才能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呢？红二、六军团领导层冷静地分析、判断，最后认为：湖南湘西一带，地处敌人翼侧，有武陵山脉作依靠，进可威胁沅陵、常德，以至长江的交通，退可凭借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据险固守，生息发展。如能在澧水和沅水流域上游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有利于钳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湘西原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是红二军团活动过的地区，党和红军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人民革命要求强烈；加之贺龙在这一地区亲友多，地方势力多畏服，陈渠珍部也有所畏避，红军只要不触及其利益，“剿贺”一般都采取两面态度。况且，湘西各派势力关系复杂，矛盾很大；驻军只有陈渠珍部和四五个地方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寄食于陈门下的杂牌军如杨其昌、车鸣骥等4个师，约4000多人，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红军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

    （二）合成一个战略单位及部队整编

    1934年10月24日木黄两军领导人会议后，当天在松桃县石梁，任弼时、贺龙、夏曦对两军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研究，决定实施木黄会师时提出的战略决策，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积极行动，集中兵力，挺进湘西，向敌人兵力空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永顺、桑植和龙山地区进军，造成威胁沅陵、常德等重要城市和长江水上交通的局面，更多地钳制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并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新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打开新局面。红二、六军团只有8千多人，若两军单独行动，力量薄弱，不仅不能完成上述任务，还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10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从松桃县石梁去酉阳县南腰界的途中，正式将两军团行动计划报告中革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10月27日，两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接着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两军团今后的战斗任务。随后，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也作了讲话，鼓励指战员英勇奋斗，打开新的局面，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同日，鉴于夏曦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等错误，且“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肖克、任弼时、王震电请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建议撤销夏曦的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并提议贺龙任分革军委会主席，肖克、任弼时副之。

    此时，国民党军廖怀忠、李成章部已进到根据地东侧的松桃乌罗。红二、六军团如直接向湖南凤凰、乾城前进，必然会受到黔敌侧击。且湘敌又在松桃、秀山之间布防，敌第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湘黔边境的茶洞阻截；松桃木岩河船少水急，敌人防守严密。由于历史原因，凤凰、乾城和松桃东部一带，系苗族、土家族聚居地，且受军阀陈渠珍控制。陈握有重兵，武器多且精良，凭借上千座碉堡和长达百多里的边墙，以抵御外部进入。红二、六军团进取此道，无必胜把握，于是制定了“袭取四川酉阳，进入湘鄂边地区，占领永（顺）、保（靖）、龙（山）、桑（植）”1 的战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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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集中统一向湘西进军的方针，红二、六军团进行了整编、调整。经中革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随六军团行动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代表任弼时任二军团政委，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改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后为甘泗淇）。同时，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后为冼恒汉），参谋长韩克西，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后为郭鹏），政委袁任远（后为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明，辖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红六军团仍由肖克、王震任军团长和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夏曦）。六军团因减员，暂缩编为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第五十三团。两军会师后，恢复和健全了红二军团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部队的力量得到了整合。作为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贺龙和任弼时，从大局出发，为整合、提高两军团的战斗力，将原红六军团的政治部改为红二军团的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新的政治部，先后从六军团抽调100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充实政工干部队伍。从二军团中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六军团任基层军事指挥员，同时把红二军团原来被夏曦无端关押的干部全部解脱，重新分配工作。因此，两军会师后，经过整编、调整，成为一个团结战斗集体，虽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由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在两军的威信都很高，因而实际上形成了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

    挺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黔东革命根据地，从南腰界出发，实施东进的战略计划，开始湘西攻势。在酉阳龙山道上的蚂蝗井时收到中革军委10月26日的复电。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自）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经过再三考虑，两军团向中革军委提出：“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为了甩开敌军，红军由南腰界挥师北上，首先进攻川东的酉阳。10月30日，分兵两路，互相策应，将敌军西调，乘虚迅速地通过了酉阳县城。11月3日，东出四川，经湖北的来凤进入湖南的龙山县境。7日，一举攻占了湘西北咽喉之地永顺县城，取得湘西攻势的初步胜利。两军团在永顺城休整1周后，退出永顺。16日，取得十万坪（龙家寨）战役的胜利，毙敌1000多人，俘敌2000多人，缴枪2200余支，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吸引并巧妙把湖南、湖北的大批敌军调动过来，大大减轻了正在湖南苦战的中央红军的压力。17日，重占永顺，后又乘胜占领桑植、大庸、保靖、慈利等县广大地区，从而，不仅实现了占领永、保、龙、桑的战略计划，击溃了敌军15个团，消灭了4、5个团的有生力量，而且打乱了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根据党中央电示，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在大庸县永定镇成立，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等为委员。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军区，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两军团由贺、任统一指挥。同时还成立了临时政权机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12月1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了《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后，领导湘鄂川黔边各族人民，开展各项建设工作，从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任弼时在1935年1月6日的报告中指出：“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具有极大意义。”1 至此，以大（庸）、永（顺）、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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