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履历任知县、兵备道、巡抚，又曾转战数省，指挥督粮一把抓，对大明的税收情况，体会非常深刻。

    

    以贵县为例，全县在册田地四千多顷，约四十万亩，在册五千多户，平均每户八十亩地。

    

    崇祯三年，贵县条编银五千四百多两，辽饷一千七百多两，再加上杂七杂八的捐税，合计税额八千多两，平均每亩约两分，即0.02两。

    

    按杨嗣昌的说法，负担很低，一点都不重。

    

    毕竟贵县是鱼米之乡，水稻一年两熟，熟田亩产高达两石。脱谷后卖给广东米商，可得白银约一两，哪怕荒年也有六七钱。

    

    每户八十亩地，即平均收入五十两，税赋只有二两，老百姓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

    

    实则，压根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四十万亩田地里，只有一成多是亩产两石的上等田，另外三成多是亩产一石的中等田，五成是亩产几十斤的旱地劣地。

    

    且上等田、中等田，几乎全在高运良等豪强，或者豪强的关系户手里。

    

    这些人占据了大量良田，上缴税饷却不到一成。

    

    换句话说，平民仅占剩余的一半劣地，却要负担九成税赋，平均每亩四五分。

    

    平民里的富户一般拥田三四十亩，年收成二十石，折银十四五两，光正经税赋就要扣去二两。

    

    到这里还不算。

    

    按大明规制，大部分胥吏没有俸禄，比如整个快班里只有几个名额，其余白身必须靠山吃山，想办法向百姓勒索摊派。

    

    平摊在百姓头上，金额不亚于正经税赋。

    

    最后，一个拥田四十亩的小富户，每年明里暗里的支出，普遍高达五六两，要付出年入息的四五成，才能勉强过关。

    

    剩下十几石粮食，或者十两银子，就是一户六七口的全年用度，日子自然紧巴巴。

    

    平民里的富户尚且如此，贫户就更惨了，本来就没几亩地，还要负担各种摊派，一年到头吃不上一顿好饭。

    

    这还是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北方人口更多，户占耕地更少，土地收成更低，遇到灾年，老百姓怎么过？

    

    当然过不下去。

    

    偏偏谁也无法改变。

    

    优免士人田赋是太祖定的规矩，别说举人优免1200亩，免到一万亩怎么了。进士优免一万亩，免到五万亩又怎么了。

    

    豪强势力根深蒂固，官场上到处都是同年、同乡、同榜，互为奥援。

    

    哪个知县都不会和同僚较真，哪个胥吏都不敢向举人老爷，进士老爷收税摊派。

    

    强如陈子履，胆敢炮轰高运良的狠人，亦只能与其他豪强好好商量，让他们适度多缴一些。

    

    实在不行就自筹银两，拼命创造额外税收，弥补少征穷人的空缺。

    

    敢和全县豪强彻底翻脸？

    

    哼哼，就等着栽赃、陷害、调离、弹劾，被整个官场彻底抛弃吧。

    

    这就是大明的现状：

    

    富者田连阡陌，粮食多得吃不完。贫者平日食不果腹，遇到一场旱灾，破产破家。

    

    州衙内，陈子履谈性大发，向张家玉、郑森等几个弟子或近臣，细细说着自己的体会。

    

    大明根基已然腐烂。

    

    没救了。

    

    别说豪强里有忧国忧民的大臣，有修桥补路的义绅，有赈济灾民的善人，没错，他们或许真是好人，但他们不缴税、少缴税的行为，会让穷人没法生存，让大明彻底覆灭。

    

    陈子履道：“你们说，倘若本侯主政河南，能把士绅豪强杀光，然后把田地重新分给贫民吗？不能。因为本侯的属官、将领、幕僚、心腹，家里也有几千几万亩地，大家不会追随这样的疯子、屠夫。孙传庭也不能，他光在陕西清理隐田，就快弄得快自身难保了。哪个名臣都不能，唯有李自成、张献忠这些流寇可以。”

    

    张家玉等人听得默认无语。

    

    这些都是实情，谁也没法否认。

    

    可照这么说，大明已经没救了，除非拱手让给流寇。

    

    可照这么说，流寇才是贫苦百姓的救星，只有流寇才能救天下。

    

    这个结论他们无法接受，谁也没法接受。

    

    郑森更是如坐针毡，脸上烫得想要冒火。

    

    郑家这几年买了十几万亩良田，日常也不缴多少田赋。

    

    按多占地，少缴税即有罪的说法，郑家显然罪大恶极，比很多缙绅都要可恶。

    

    可是……

    

    那些良田明明是花银子买的呀，没有巧取豪夺。郑家很多人都有官职，严格按照朝廷优免，也不用交多少钱。

    

    胥吏不敢勒索郑家，难道是郑家的错吗？

    

    郑森忍不住道：“难道……拥有土地就有错吗？如此看来，侯爷将土地卖给将领们，每人一两千亩，岂非故意纵容。”

    

    “不。本侯不反对拥有土地，本侯只反对优免，特别是无限制的优免，反对偷税漏税。另外……朝廷入息以田赋为主，本身就不太科学。”

    

    陈子履想了一下，拿起桌上的税收册簿，接着道：“红参厂、制药厂，今年上缴了近万两商税，几万两利润分红。明年扩大产能，还要翻两三翻。此外还有在建的轴承厂、纺织厂、铸造厂、枪炮厂、晒盐厂……济州田赋不到州衙收入的半成。”

    

    “可是，大明那么多州府，不需要那么多红参厂、制药厂和枪炮厂。”

    

    “各州县可以因地制宜，贵县可以挖银，景德镇汝州可以烧陶瓷，佛山莱州可以造铁器，韶州可以挖矿挖煤，济南可以纺棉，湖州可以织丝……总有可以干的产业。”

    

    陈子履列举了很多州县，不少天赋秉异的州县，比济州岛强多了。

    

    可惜当地官府不懂如何发展，没有做大做强罢了。

    

    又道：“譬如景德镇的青花瓷，卖给洋人，一包就是十几两利润，多好的生意呀。倘若朝廷懂得经营，每年出口十万包，就有一百万两利润，可以进口两百万石粮食了。”

    

    “话是这么说……”

    

    郑森知道这个算法没有错，可当下做不到。

    

    首先景德镇没那么多瓷窑，产不了十万包青花瓷。

    

    其次洋人不能在松江、扬州、或者九江靠港，更没法去景德镇采购。

    

    现下江西瓷器只能靠走私贩子运到泉州，然后卖给海商，再由海商运去澳门、马尼拉或巴达维亚。

    

    每年走私几千包就顶天了，想涨到十万包？

    

    何其困难。

    

    开一口新瓷窑要花大笔银子，没有过硬的权势背景，在赚钱之前，就会被豪强占为己有。

    

    或者侥幸做大，又像当初的莱州火器局那样，朝廷派太监来接管，然后做烂做垮。

    

    谁敢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