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翟子卿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玩伴。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再是个懒得交际的人，也总会结识下一些人的。在这些人中，也总会选择几个作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阶段的朋友，对儿时的玩伴，印象也就渐渐地淡了。偶尔想起，不过就是回忆的一部分。除了反刍一点儿灰色童年时期的温馨，实在也没什么别的韵意。
然而对于子卿，我却是很难忘怀的。非但很难忘怀，每次回家乡哈尔滨，还非常希望见他一面。倘居然没能见上一面，走时，似乎总觉得有件什么应在家乡做的事，完全由于自己不放在心上而没有做，便会很觉遗憾。即使回到北京了，感情上也不免多多少少有种牵挂。故对于他后来的疯，每一想到，我心戚然，我心愀然……
我和他都是一条小街上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贫家儿。那条小街，好比城市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儿的一道指纹。它的名字也起得特别，叫“脏街”。也许这并不是它的名字，只不过附近的人们都这么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于它原本的街名，倒无人知晓了。当年我曾问过我母亲。我说：“妈，咱们这条街真叫脏街吗？”母亲反问：“不真还假呀？”我又说：“为啥叫脏街呢？”母亲反问：“你还觉得这条街不脏啊？”
那条街确实是脏，很脏。
街一头是一处下水道，整条街上住户的泔水都往那儿倒，经常堵塞。除了冬天，下水道口周围几乎永远淤着臭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飞起。而冬天呢，周围冻着一层层有颜色的冰。一层层冰的一种种颜色，使人瞧见了胃里就恶心。颜色恐怕也只有在那么一种情况之下，才会对人的胃起呕吐性的刺激……
街的另一头是公共厕所，是由碎砖、土坯、带树皮的木板和几片油毡纸组合成的。年月久了，砖色已变了，如同东北人腌酱的酱块一样，而且是发了霉的那一种。土坯呢，由于夏天淋冬天冻，早已黏合成一整堵土围墙了，而且倾斜着，用几根方木支撑着。带树皮的木板就更不用说它了，朽得手指头一捅准能捅个窟窿。只有那顶盖上的油毡纸，隔几年由街道卫生队换一次。街道卫生队是没钱改造那个厕所的，该做的也只能是隔几年替它的顶盖换一次油毡纸。
全街的人都得上那一个公共厕所。因为那条街上仅有那一个公共厕所啊。这使它成了那条街上最公共的一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有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站在它的左侧或者右侧聊天，是排队上厕所的人。上厕所的“高峰期”还不止两个人。那时候那厕所就仿佛变成了一个颇神秘的地方。出来一个人，进去一个人，仿佛里面有一个什么神秘的人物，外面的人都是在期待着他的接见似的。当然过了“高峰期”，厕所外面没人排队的时候也有，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也有。如果没有人排在外面呢，刚上过厕所的人碰见了你，就会好心地告诉你——“还不快去上厕所？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而对方呢，则会下意识地、忙不迭地就往厕所一溜小跑。那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或者还有几分“千万别错过好机会”的心理在催促。也许到了厕所跟前，他的泌尿系统和排泄系统才会告诉他多此一举。厕所外面如果只有一个人等着，如果他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就会跟蹲在厕所里的人聊。里边一句，外边一句，一问一答，情形很有意思。反正这条街上的人都是互相认识的，除非两家有什么过节，谁主动跟对方聊天，对方都是会表现出配合的热忱的。因为街很短，挤挤巴巴地，总共不过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关系则处得都挺近便，基本上没发生过什么吵吵嚷嚷、结怨结仇之事。
我和子卿虽然在一条街上住着，可两家并不是左邻右舍的关系。他家住街尾，也就是有厕所的这一头。我家住街首，有下水道的那一头。
我和子卿小的时候打过一架，后来在厕所这个公共的地方和好了。打架的原因是极简单的——某天我俩走碰头，险些彼此撞个满怀。错身而过之后，我忽然听他说：“你给我站住！”
我站住了，有点儿莫名其妙地回头望他。
他恶声恶气地问：“你干吗瞪我！”
我说：“我瞪你了么？我觉得我并没瞪你哇。”
他说：“你瞪了！”
我说：“瞪了又怎样？”
当时我也搞不清我究竟是不是瞪了他，如果真的瞪了他，又为什么要瞪他？
听了我的话，他似乎更来气了，又说：“你瞪了我就不行！”
我也有些来气了，说：“不行又怎样？”
他一拳打在我眼眶上，打得我一只眼睛乱冒金星。我一拳打在他鼻子上，打得他鼻子流出了血……
事后母亲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并于当天晚上扯着我，到子卿家里去向他道歉。子卿的家，比我的家还小，只一小间屋子，床头那儿就是做饭的锅台。为了防止床上的东西掉进锅里，在床头和锅台之间竖立着一块铁板。子卿的父亲在废品收购站上班，那铁板大概是从废品收购站带回家里的。像这条街上所有人家的屋子一样，子卿家的屋子也是沉在地下两尺多的。这条街的街面原先高于人家的门槛，下雨的日子，雨水从街上往家家户户屋里灌。人们无奈，只好用炉灰垫自己的宅基。经年累月，就用自己家里掏出来的炉灰，渐渐地将自己家的房子埋入了两尺多。从此，家家户户的门槛倒是高出街面了，但家家户户的窗台却矮了。你坐在某些人家里朝窗外看，由于视线几乎跟地面平行，看一个人从窗前走过，只能看到半截身子，看到从脚到腰以下那么半截身子。子卿家的情形就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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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扯着我迈进他家的时候，母亲没料到他家的屋地比门槛低那么多，一脚踏空，险些扯着我一块儿跌入屋里。幸亏子卿母亲手疾眼快，一把扶住了我母亲。子卿母亲当时正做饭。更准确地说，是正往锅里贴饼子。子卿父亲正给他补鞋。显然地，他和我一样，并没有第二双可以换穿的鞋，也就只有老老实实坐在炕上，耐心等着他父亲替他补好那唯一的一双鞋。
子卿母亲扶了我母亲一把，赶快又跨回锅台那儿，一边继续往锅里啪啪地贴着饼子，一边问：“谁呀？”
我母亲就回答说：“是我呀，街头儿老梁家的。”
那时还没来电。当年为了节约居民用电，要到晚上六点钟才开始供电。锅里散发出来的蒸气，弥漫在小小的屋子里。我和母亲看不清他家人的脸面，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三个人影。显然地，他家人也看不清我和母亲的脸面。子卿母亲往锅里贴上一个饼子之前，还要先往锅里吹一口气。吹散蒸气，看清锅里的情形，她才不至于将两个饼子贴到一起。在几乎完全没有光线的情形之下，子卿的父亲居然还能补鞋，使我当时不禁暗暗羡佩。
子卿母亲往锅里贴完了饼子，盖上锅盖，首先推开家门散气，接着在盆里洗手。她一边洗手，一边又问：“老妹子，你可是稀客，第一次到我家呢！有事儿？”
我母亲说：“也算有事儿，也算没事儿，咋才做饭？”
屋里蒸气散尽，子卿母亲才发现到她家来的不只我母亲，还有我，很是有几分不安地说：“你领着儿子来，我就知道为啥事了。子卿他爹已经把他揍过一顿了！”
始终像个哑巴蹲在窗口补鞋的子卿父亲，这时才重重地哼出一声，说：“打架还行？不揍还行？再打架，非揍扁了他！”光说了话，没抬起头。子卿呢，则往炕里边缩去。
我母亲说：“我可不是领自己儿子来告你儿子状的。我是领儿子来向你儿子赔礼认错的。听我儿子说，他把你儿子鼻子打出血了呢？”望着子卿又问，“是打出血了么？”子卿嘟哝：“是……”母亲便训斥我：“你看你，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又害人家挨揍了一顿，你还觉得委屈！你倒是有什么觉得委屈的？快给子卿说句赔礼的话儿！……”
我嘟哝：“子卿，我再也不跟你打架了……”子卿母亲赶紧表态：“拉倒吧拉倒吧，俩孩子打架，一个不怨一个的事儿，赔什么礼呀！……”子卿父亲也说：“拉倒吧……”仍全神贯注地补鞋，没抬起头……
随后我母亲就和子卿母亲聊起家常来，直聊到他家干了锅……
从那以后我和子卿再也没打过架，可是有一段日子，见了面总互相躲着，谁也不搭理谁……
“外边有人等着没有？”某天，子卿在厕所里大声地这么问。我听出是他，当然不愿意回答。隔片刻，子卿又大声问：“外边就没人等着么？”
我没好气地说：“有人等着，你快点儿行不行？”
分明地，子卿也听出了是我的声音，又隔片刻，明知故问：“是你小子呀！”我说：“不错。是我。”子卿说：“帮个忙行不行？”我很干脆地说：“不行！”心想，你在里边拉屎，叫我帮什么忙？难道叫我帮你使劲儿不成？
子卿央求地说：“行吧！我忘带手纸了，分我一半手纸怎么样？”我一听，差点儿笑出声，心里别提有多幸灾乐祸，说：“活该！”他说：“你就那么不够哥们啊？”我说：“谁跟你是哥们儿！”他说：“你分我一半手纸，咱俩以后就是哥们了！”我说：“我不想跟你是哥们儿，也不愿分手纸给你！”他说：“那，我不出去，你可也别想进来！”我说：“那你就一辈子蹲在厕所里吧，我回家去了！”我说完，绕着厕所跑了一圈……
子卿高叫：“哎，哎，你别走嘛！……”我听了，心里又多了几分幸灾乐祸……
但是，比较而言，在毅力方面难以持久的，毕竟不是子卿，而更是我。子卿仿佛猜测到了我其实并没回家去，反倒在厕所里唱起歌来……他也唱出了几分幸灾乐祸。
我开始觉得痛苦了。我忍受不住，主动开口问：“你小子到底出来不出来哇？”他说：“暂时又不想出去了！”我说：“快点儿！我都要屙裤裆里了！”他说：“活该！”接下来自然是轮到我乞求他了。而结果是——我走入厕所，撕了一半手纸，恭恭敬敬地奉献给他……
我从厕所出来时，见他站在厕所外，没走。
他说：“出来了？”我说：“我又不想屙完屎了还蹲在里边唱歌，不出来干什么？”他得意地一笑：“我在等你。”我说：“我可没请求你等我。”他说：“那我也应该等。我说话算话，从今往后，咱俩是哥们儿了，真的！……”
他说完，将他的胳膊亲昵地搭在我肩上……
此后，我俩成了朋友。用今天的话说，是那条街上很“铁”的两个少年朋友……
我和子卿小学毕业那一年，子卿父亲去世了。他父亲是由于胃癌去世的。当年“癌”还是一个很少听说的字。对于穷困人家来说，更是“不治之症”，甚至是糊涂之症。非但子卿的父亲，连子卿的母亲和子卿，当年都不知他父亲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他父亲病倒的日子，子卿母亲在那条街上逢人便问——什么是癌？怎么得了癌，医生就说没法治了，只能挨命了？有没有什么偏方可治？当年，那条街上没有一个人能向她讲清楚什么是“癌”，更没有一个人能向她介绍什么治“癌”的偏方。穷困的老百姓对穷困老百姓的同情，往往也只能是说几句劝慰的话，陪着唉声叹气，陪着掉几滴眼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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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卿父亲挨了几个月的命便死了。死时瘦得皮包骨，样子很令人可怜，也很可怕。
是我母亲帮他母亲给他父亲穿上寿衣的……
子卿是穿着鞋面上绷了白布的孝鞋踏入中学校门的……
他父亲活着时，在我们那条街上，他家的日子过得还不算最穷的。他父亲一死，他母亲没工作，家境就很穷了。最初是靠废品收购站补发给他父亲的三个月工资度日，以后就不得不靠变卖家当了。当年的穷困百姓人家，哪里谈得上有什么“家当”可卖，所卖其实都是过穷日子离不了的东西，不卖又没钱买粮……
我和子卿被分在中学里的同一个班。他背的依然是小学时的旧书包。那书包装不下一个中学生的课本和作业本，就装在我的书包里。到了学校，我再将某些课本和作业本给他。他没有文具盒，用一个牙膏盒作文具盒。也没有一支吸水钢笔，用的是沾水儿钢笔。沾水儿钢笔的杆儿太长，牙膏盒装不下，只好剁掉了半截。每天上学放学，手里还得拿着一瓶钢笔水儿。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钢笔水儿，而是用钢笔水儿片泡成的。当年文具柜台不但卖钢笔水儿，还卖钢笔水儿片。两分钱一片。三片差不多可以泡满一钢笔水瓶儿。用那种钢笔水儿写出的字，颜色不必说是很浅的。其实所谓钢笔水儿片，大概是染衣粉一类的东西。子卿用那支剁去了半截杆儿的沾水儿钢笔，用那种由染衣粉一类的东西泡成的钢笔水儿，在各科作业本的正面和背面，写满了工整而耐看的字体。他的某些作业本，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再从最后一页翻回来，正反两面，全是五分。他的这样的一些作业本，常被老师送到全校乃至区里去参加种种奖评，并且常常是载誉而归……
有一次，老师在班会课上表扬他说：“论头脑，你们谁都不比谁笨多少。但是要论勤奋，你们谁都比不上翟子卿。不笨的头脑加上自觉地勤奋，一定可以造就一个将来成大器者！翟子卿，现在你站起来对大家讲一讲，是什么作为动力，促使你这么勤奋地学习？”
子卿站起来，低着头，沉默了半天，才说出一个字是——“娘”。
老师没听清。全班大多数同学也没听清，只有离他的座位较近的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听清了。
老师又问：“你说什么？”
子卿这才抬起头，低声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我不好好学习，对不起我娘。”
放学后，我一边和他走着，一边问：“老师叫你起来后，你为什么半天才开口？”
子卿说：“我不想开口。”
我说：“为什么？”
子卿说：“我不想回答那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
子卿说：“现在学习好的学生都会说，是为祖国而努力学的。可我就是为我娘而努力学习的。爹死了，我娘供我上学太不容易了。除了好好学习，我还能做到别的什么使我娘高兴的事？我不愿说假话骗老师，骗同学……”
听了他的话，我再也没傻乎乎地问出一个“为什么”来。
不久，我母亲当上了街道居民组组长。那时居委会成立了一个把石棉加工成石棉线的小工厂。为了照顾生活十分困难的居民，一部分活儿，允许某些人家将石棉领回去纺。这一部分活儿不多，而希望挣那点儿钱的人家却很多。我母亲利用居民组组长小小的权力，替子卿母亲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我再去子卿家，便常见他母亲缩踞在墙角，械臂弓腰，倦纺不止。纺车嗡嗡，飞絮满屋，灰色的雪花似的飘。而子卿盘膝于炕，伏在一张小矮桌上，专心致志地学习，仿佛并不觉得受干扰。铅灰色的石棉絮积落在他们母子二人的头发上、衣服上，将他们母子变得像两只毛茸茸的灰猿一般……
子卿学习用功，大小考试，成绩定列前茅。除了音乐，因他先天五音不全，仅能获得及格而外，其他各科皆优。公布分数的时候，每每令我大为汗颜，自愧弗如。母亲也经常数落我：“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瞧人家子卿，瞧你，你怎么就哪一科的成绩都不如人家呢？”
一次，班里组织集体看电影，还要写一篇观后感。子卿几经犹豫，不得不决心开口向他母亲要一角钱。那天他母亲到收石棉线的小厂交活去了。子卿非扯上我陪他去找他母亲。我明白，如果我不和他一起去，大概他一见了他母亲的面，要钱的勇气在他开口之前便会一扫而光的。我陪他去了，在小厂的院子里，见一个收活的男人正在训斥他母亲。神色汹汹，言语厉厉，说他母亲纺的线，连最次品也定不上，拒绝接收。而我听我母亲说过，小厂负责收活儿的男人，经常敲诈交活儿的妇女们的钱物。妇女们每次交活，如果不暗中向他进贡点儿什么东西，他则会鸡蛋里挑骨头，百般地进行刁难。我暗自思忖，肯定就是那个男人无疑了！
于是我从旁大声说：“纺得这么粗细均匀的线，你怎么敢说连次品都定不上？我看完全够得上一等了！”
那汉子朝我一瞪眼，喝吼道：“谁家的小崽子，跑这儿来没大没小地撒野，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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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才撒野呐！”
那汉子竟踢了我一脚。
子卿母亲怕我吃亏，忙将我拽到一边。她诺诺连声，哀哀恳求，低三下四，说了许多小话儿。岂料那汉子仍板着脸，一副倨傲不可一世的样子。子卿母亲万般无奈，竟给他跪下了。那汉子将头一扭，不理不睬。
子卿看得直发怔。
我气愤地对子卿说：“你娘这么受人欺辱，你还傻看着啊！你还是不是你娘的儿子了？”
我的话使子卿一时猛省了过来。他冲上前去，双目圆睁，血脉偾张，脸一直红到脖子，少年气盛地大骂那汉子铁石心肠，不是东西。那汉子狠狠扇了子卿一耳光。子卿抓住汉子的手就咬，使汉子痛叫不止。而子卿不松口，仿佛非要把汉子的手从腕部咬断不可。情形如同貉子咬住了一条眼镜王蛇的颈部。貉子就是那么一口咬住不放松，而置气焰咄咄逼人的眼镜王蛇于死地的。我心中自是暗暗称快不已。
子卿母亲见状却恓惶得不得了，扑上去对自己的儿子又掐又拧。子卿仍不松口。他母亲一急，最后也咬起他的胳膊来。那汉子终于将自己的手腕从子卿口中挣脱了，腕处业已被咬得血淋淋的。子卿疯了似的，胳膊虽被母亲死命拽住，却又蹿又蹦的，还欲冲上去与那汉子拼个你死我活。汉子羞恼之状可惧，将子卿母亲送交的线疋，一扎扎抛散于小厂门外，接着将子卿母子和我推出院子，砰地关上了铁门，躲入小门房去，再也不露面了。
子卿和他母亲都被推倒于地。他母亲和他抱头哭泣，边哭边说：“儿呀，儿呀，你怎么敢下口咬人家呀！娘从此断了挣钱的活计，今后可靠什么养活你，靠什么供你上学啊！……”他母亲哭得那么绝望。
眼泪从子卿眼中一串串往下掉。然而他紧咬着下唇，不发出哭声。
我于一旁，睹之闻之，泪为其涌，情为其伤，心为其碎……
此后，子卿学习更加勤奋，更加刻苦。那一年，他在全市数学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他出示获奖证书给我看时，发誓般说：“我要考不上一所名牌大学，我就不算是我娘的儿子！等到我子卿工作了，挣钱了，我要像那些迷信的人敬佛、敬观音菩萨一样地孝敬我娘！……”
他说得那么虔诚，不由我不信他的话，不由我不被感动……
按说，子卿考上什么名牌大学，本是不成问题的。然时乖运舛，非人所能逆。几年后，我们都下乡了……
子卿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中有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拿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他买一样菜，我便买两样菜。他买两样菜，我便买四样菜。反正总是要比他多买几样菜，着意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吃不到的好菜……
他每年探家，往返途中，常自带干粮及水。为节省途中花费，他绝不下饭馆，亦绝不住店。途中受阻，往往就在车站或边防小站挨熬一夜两夜。饿了，便啃干粮；渴了，喝自己用军用水壶带的水，或从哪儿讨点水。如此这般积蓄的钱，他月月寄给他母亲。老百姓有句话是“口挪肚攒，节衣缩食”——这话用在子卿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有一年我探家，他让我捎笔钱给他母亲。我接过沉甸甸的一个信封，问是多少钱，他说是五百元。
我惊异地张大了嘴，半天才又问出话来。
我说：“子卿，莫非你是变戏法的？怎么变出这许多钱来？”
接着，我扳手指头替他算了一笔账——每月工资四十一元八角六，自己留下二十五元饭费和零用钱，还剩十五元多，就算他每月往家寄十元吧，所剩也就无几了呀！这五百元钱，如果不是变戏法变出来的，又是怎么来的呢？
他一笑，说：“如果我会变戏法变出钱来，每次给自己变多少钱，也会给你变多少钱的。”
他也扳手指头跟我算了一笔账——原来他月月都比我们普遍的知青多开八元钱左右。因为他自从下乡后，还没休息过星期天呢。而逢年过节，只要他人在连队，没探家，照例总是要加班的。节假日加班，工资又是双份。他说，别人是食堂里什么菜贵买什么菜吃，而他是什么菜便宜买什么菜吃。何况往往根本不买菜吃，吃馒头蘸臭豆腐就是一顿。夏秋季节，他常从老乡家的自留地里拔棵葱，从架上摘条黄瓜，从秧上扭个西红柿，或者割一把青菜，洗净，用开水烫了吃，以补充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体内起码需要的那点儿维生素。他平日乐于帮老乡家干活，老乡们和他的关系都挺好，对他从不吝啬。何况，知青宿舍前的大草甸子里就有采也采不完的野菜、黄花。上山干活时，还能采到木耳、猴头和种种蘑菇。他说不要以为他在虐待自己。其实他很在意自己的身体素质，体内并不比我们缺什么营养。他说，我们吸烟，他不吸烟。所以他每个月并不需要二十五元生活费，只需十五元就足够了。往家寄十五元，每月还能攒下二十来元呐。他说他上一年没探家，两年攒的钱加一起，其实有五百多元，为了凑整，多的钱没让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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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笔账算得一清二楚，算得我疑窦顿消，只有频频点头不止的份儿。
他嘱咐我：“你见了我娘，一定要替我跟我娘讲，她老人家一辈子含辛茹苦，身体不好，年岁又一天天大了，一定要想得开，千万别舍不得花钱。爱吃哪一口，就买哪一口吃。自己懒得做，就去吃饭馆嘛！我之所以要往家寄钱，往家捎钱，就是要让我娘觉得，手里的钱是不少的，是她可以享受享受的。她就我一个儿子，我挣钱供她花，那是完全应该的。我就一个娘，难道我还不能将一个娘供养得好好的么？……”
他还另外给了我五十元，求我买成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给他母亲送去。他说他太了解他娘那种一辈子伴随着穷日子过来的母亲了，钱攥在手里，无论怎么开导，也是舍不得花的，必然会觉得那都是儿子的血汗钱，无非转移了一下，攥在自己手里，替儿子继续攒着了。除非买成吃的东西，摆在她眼面前，不吃会变质，她才肯吃。他特别求我，一定要替他母亲买一条活鲤鱼。他说他从小就听他母亲叨叨，这辈子就爱吃鲤鱼。而自从他懂事以后，虽总听他母亲叨叨，家里却从未吃过一次鲤鱼，更不要说是活的了……
受他的启悟，我探家回到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不少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摆在显眼处，对我母亲说：“妈，你吃吧！反正我已经买回家来了，舍不得吃，坏了，你肯定比我还心疼！”
母亲不禁对我另眼相看。那一时刻，我瞥见母亲两眼噙泪了。母亲掩饰地扭过身去，徒自感慨万端地嘟哝：“这孩子，说出息，就出息起来了。怎么忽然就学会孝敬当妈的了……”
我又问母亲：“妈，你最爱吃什么？……”
“这……这妈可说不上来……”
母亲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一时竟不能说出她最爱吃什么……
我接着问：“妈你爱不爱吃鱼？比方说鲤鱼，活的……”
母亲就连忙点点头说：“爱吃，爱吃，连活鲤鱼妈都不爱吃的话，那不是太烧包了么！……”
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探家的季节是秋季。按说秋季正是鲤鱼肥的季节。松花江里又出松花江鲤鱼，买到两条活鲤鱼本不该算什么难事儿。可那是“文革”时代。“文革”时代的时代特点是——革命的口号层出不穷，物质却匮乏到了极点。在一切物质之中，最匮乏的莫过于副食品。连巴掌长的支离破碎的小咸鱼，一出现在货床上，人们都会排起老长老长的队。何况活鲤鱼！普通百姓恐怕只在年画上才能见到鲤鱼。舍得花钱也没处买呀！
我下了决心，非买到两条活鲤鱼不可。为了买到，我蹬自行车离开了城市，在松花江下游一个小渔村借住了一宿，跟主人关系套得挺亲乎，给了他二十元钱，央求他连夜下网，替我捕两条鲤鱼。主人是个很胆小之人。起初他说什么也不肯答应我，怕被村里人发现，或被我狡猾地出卖，使他遭受批判。因为松花江是国家的一条江。江里的鱼自然也是国家的。捕了国家的鱼而自己卖了钱，那罪名是不轻的，不必怎么“上纲上线”，最轻也是“损公肥私”的罪名。经不住我百般的恳求哀求，恐怕更是经不住那二十元钱的诱惑，他终于答应了……
天色将亮未亮时分，主人从外边回来，轻轻推醒了我。他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拎着两条直甩尾巴的鱼给我看。我自是高兴得没比，连说着些感激的话。主人倒是个非常老诚之人，他遗憾地告诉我——那并不是两条鲤鱼，而是两条“白鲢”。说他接连下了十几网，打上来的尽是些水草。最后一网，他本已灰心，不抱任何希望了，不承想却网到了那两条“白鲢”。它们每条都有一斤多重。
我说：“‘白鲢’就‘白鲢’吧，总比空手而归强。”
他问：“小伙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弄两条活鱼呢？”
我说：“为母亲们……”
他眨眨眼，仿佛不明白我的话……
他帮我往两条鱼嘴里灌了些白酒，说那样鱼可以活很长时间。又给了我一个能盛住水的塑料袋，将鱼放入袋里……
回到家里，我将鱼取出一条放在水盆里，它果然活转来了，在盆里栽栽歪歪地游。母亲开心地说：“多少年没看见过活鱼了，今天又看到了。它既然还活着，就养着它吧……”
我唯恐另一条鱼会死，顾不上和母亲多说什么，转身就离开家，又蹬上自行车去给子卿家送鱼。
我回到城市后第一次去子卿家，替子卿给他母亲买的那些水果、罐头、点心之类，仍摆在原地方，似乎并不见少。我问：“大娘，你怎么不吃啊？”子卿母亲说：“怎么没吃，吃来着。也不能一下子都吃光了呀！摆那儿好看。”我说：“吃的东西，又不是摆设，摆那儿给谁看啊！”子卿母亲说：“谁来了，谁就会看到呗。我儿子对我的一片孝心，值得让左邻右舍知道。别人知道了我心里高兴。我自己看着，想想我有这么一个孝心的儿子，虽然不在身边，心里边也美滋滋的……”我说：“大娘，还是多吃吧！摆时间长了，会坏的。”她说：“好，我吃，我吃。”拿起一块点心就吃了起来。我将鱼给她看，并告诉她，子卿一再嘱咐我给她买一条活鲤鱼，我如何去买而没有买到活鲤鱼，只买到了一条“白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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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没见到活鱼了，今天总算又见到了。它既然还活着，叫我怎么忍心把它开膛破肚呢？瞧这肚子，大概还是条雌鱼呢，养着吧！……”
子卿母亲竟说出几乎和我母亲一样的话来。那天我忽然觉得获得到了一种意外的感情收获——我和子卿这两个“脏街”上长大的孩子，是都有着同样慈悲为怀的母亲呵！……
我替子卿母亲将鱼放在了水盆里。子卿母亲瞧着说：“看它活着，不是比把它弄死，做着吃了更好么？……”我说：“是啊大娘，看它活着是更好……”
返程前一天，我又到子卿家，问子卿母亲是否有什么话需我转告他，或有什么东西需我带给他。子卿母亲交给我一条棉裤，重得像一床棉被，简直使我怀疑絮的不是棉花。我说：“大娘，您给他做得太厚了呀！”老人家说：“听说你们那儿冷嘛。”我说：“那也不至于穿这么厚的棉裤哇！这要穿上，就成宇航员了，没法干活了！……”老人家说：“我就这么一个儿。我活着，全指望他啊。你别嫌沉，就给他带去吧！……”
我赶紧说：“我倒不嫌沉……”
老人家送我出门时，落泪了……
我回到连队，将棉裤交给子卿时，子卿也落泪了……
二
我侥幸上了大学以后，与子卿彼此手懒，渐渐疏断了通信。几年后“脏街”彻底推平了，也不知子卿家动迁到哪儿去了。每次我回家乡，总不免向熟识的人打探他的下落。却没谁能够向我提供什么关于他的详细的具体的情况。他和他的母亲，从我的感情世界里一天天逸去了。
前年我回家乡，一次同学和兵团战友间的聚会，使我又意外地见到了子卿。那一次原来是他做东。在很豪华的地方，消费了很奢侈的一席。席间，众人都对我说他已是大大的“款爷”了，加入了吸外国烟、喝威士忌、打“奔驰”的、付外国币的“一小撮”富有阶层。那一天他身着皮尔卡丹，足蹬“纳克”，系“金利来”领带，指戴钻戒，俨然一阔佬。酒过三巡，有人趁醉相诘，非逼问他已经有了多少存款。他面上不无得色，伸出一个巴掌，又加上了两个指头。我以为是七万。不料他淡淡地道出一个数目是——七十多万！令我及在座每位，不禁刮目相看，咂舌不已……
子卿感悟地说，他有今日，依然应该说衔恩受惠于他的老母亲。若非他的老母亲十年间为他积蓄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使他返城后可以有本儿做买卖，哪里会有今天的七十多万！……
于是有人想起两阙古诗词句段，联而叹曰：“母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哺我，养我育我。顾我怜我，出入腹我。哀哀慈母，生我劬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众人闻之，皆肃严默然而思。子卿尤感其吟，泪潸潸而下……
临散，子卿拍着我的肩，约我到他家叙旧。说他母亲挺想我，常念叨我。给了我一张名片，印制得很精美，散发着淡淡香味儿。那上边没有单位，没有职务，当然更没有头衔。只有他的名字“翟子卿”三个字。我一眼就看出，字是他自己的手书体。他的字中学时就写得漂亮。这么多年以后再欣赏，笔画更帅了。名片下款，印着他的住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他想了想，又把名片从我手中要过去了，在背面另写了一住址和电话号码，并且附耳小声对我说：“我有两个住处，印在正面那地方，我并不常去住，是应付一般性社交的，没法子。什么人都免不了接触，我不得不对自己实行掩护政策。咱俩关系非同一般，我当然要给你留能找到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了！哪天到我家去？今天就说定了吧！……”
实在地讲，对于我来说，他已是一个较陌生的人了。不知为什么，我隐隐地感到，他身上的“皮尔卡丹”，他脚上的“纳克”，他胸前的“金利来”，以及领带上的纯金领带夹和指上的钻戒，更加上他那七十多万，像某些具有放射性的物质，仿佛使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亲昵地接近他了。我本想找个借口推辞掉他的邀请的。我对发生变化的任何东西总是格外敏感。哪怕是我自己的手，如果忽然一天我觉得它变了，变得不像我的手了，变得使我感到别扭了，尽管我不至于产生要求医生替我动一次手术切除它的荒唐的念头，却会提醒我自己，尽量不再用我那一只手抚摸我的脸或我身体的不经常裸露的部位。但是我看出他的邀请是虔诚的，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虔诚的，至少在我的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度上是虔诚的。于是我答应了。何况，我相信他的话——他母亲挺想我的，常念叨我。而我也偶尔想起那老人家。
三天后，我按照他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家。他和他母亲，住着四室一厅，面积大约百平方米左右。即使在北京，除了某些老资格的司局级干部、某些走红的歌星影星、某些成功的经商者或某些有“灰色收入”的人，两口之家能住上四室一厅，绝对是寻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而在住房紧张的哈尔滨，占有这样宽绰的居住条件，仅凭这一点，也就够贵族化的了。室内的装修自然是很讲究的。家具不消说也皆是高档的、时髦的。何况他还另有一处住房。我内心里暗生起一缕嫉妒。我想，我本是不应嫉妒他的。我怎么可以嫉妒和我一起在“脏街”上长大，又和我一块儿下乡，一个连队互相关怀了好几年的小时候的朋友、中学时候的同学和兵团时候的战友呢？难道我竟不希望他和他的老母亲过得好么？然而我拿自己毫无办法。尽管我明明知道嫉妒是一种丑恶的心理，尽管我们受的全部文明教育，激烈地反对我对自己小时候的朋友产生嫉妒，但我还是真真实实地嫉妒着。这一种嫉妒竟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使我想立刻从他家里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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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他母亲对我很亲热。老人家拉住我手不放松，说起来没完，说的尽是我和他小时候的事，或我们那条“脏街”上的故人往事。而我望着老人那张血色充盈的红润的脸，觉得她所讲的和我因此回忆起的，仅只是一些碎碎的莫须有的梦。而子卿望着我和他母亲矜持地微笑。
我说：“大娘，看到您终于享福了，我真高兴啊！”老人家说：“享什么福啊！”我说：“瞧您现在住的、穿的，还不享福啊？”老人家说：“可子卿成年累月地不着家，我像没他这么个儿似的，叫享福啊？我不在乎住得多么好、穿得多么好、吃得多么好，在乎儿子心里有没有我。你说他，他变了，心里没他妈了……”我注意到，老人家指上也带着金戒指。我笑望子卿。子卿说；“娘，还让我心里怎么有你哇？我成年累月地在外边，不是为了……”子卿没把话说完，吸着一支烟。他母亲接过话去说：“为了钱，钱，钱这东西，挣多少是多呢？你想成资本家？……”
子卿说：“娘，你不清楚现在的生活水准，也不清楚现在的消费水准，就我挣那点儿钱，那才哪儿到哪儿，只能说是刚脱贫，不抓紧挣怎么办？不抓紧挣，光穷我自己呀？您不是也得跟我受穷么？……”
他母亲张了张嘴，一时竟没说出话来。
我说：“子卿，你这就不实事求是了。如果你算刚脱贫，那我不是就得强调自己是穷人了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不是就等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该唱国际歌了么？……”
子卿笑了，不回答我的话，却冲他母亲说：“娘，我不骗你，在北方，在咱们这座城市，确实还不太会有人笑话咱们穷，可要是在南方，要是在沿海一带的某些城市里，我这样的人，那就得整天悲叹了……”
他母亲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越说我越不爱听！张口就是南方、南方，动不动一抬脚就往南方跑！我不信同是中国，南方就遍地金银！南方再好，你南方还有个亲娘啊！就算南方个顶个都是大阔佬，个顶个都富得钱从裤筒往地上掉，你不去又怎么样？难道南方人还会跑到北方来笑话你穷？……”
子卿被他母亲说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掐灭烟，起身往另一间屋扯我，边说：“来来来，咱俩这屋聊。我娘是得了絮叨症，只要来个人，抓住人家手，就没完没了地絮叨，也不管人家烦不烦……”
我说：“我不烦，我不烦，我爱跟大娘聊点儿家常嗑儿……”
那房间里，贴墙有一个巨大的鱼缸，养着些巨大的热带鱼，每条都有手掌那么大，有几条甚至有半尺多长。我不知供观赏的热带鱼究竟还有多大的，反正就我所见到的而言，它们是够大的了。
我和他一落座，子卿便指着鱼缸说：“这是我特意给我娘买的。怕她在家里烦，喂喂鱼也算有件事儿干。老人嘛，一点儿可干的事儿都没有也不行……”
我说：“你呀，也别对你母亲的话太认真。连我都无比羡佩你是个大孝子，你母亲心里还能没数么？……”
子卿母亲跟了过来，也指着鱼缸对我说：“就说养的这些鱼吧，起初把我看着入迷的呀！活到七十来岁，以前哪儿见到过这么好看的种种鱼啊！我最喜欢看的是‘红绿灯’了，晚上闭了灯，身上发亮光，一片片的红亮光从水里游过来，一片片的绿亮光从水里游过去，像解放前看的西洋景似的。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没事儿也都爱过来陪我看……”
于是我想起了当年我为我母亲和子卿母亲蹬着自行车到松花江下游的小渔村去买活鲤鱼的事儿，想起了我母亲和子卿母亲当年说过的几乎只字不差的话……当年我探亲假结束离开城市那一天，养在我家水盆里的那条“白鲢”还活着，养在子卿家水盆里的那条“白鲢”也活着。当年我们两家倘都有如许大的充氧、调温、滤水系统化的鱼缸，它们也许会活很久很久吧？……
“娘！……”子卿皱起了眉头，不悦地制止他母亲说下去。
可老人家那天却显得相当执拗，偏继续揭儿子的短：“后来那些大鱼生了许多小鱼，生得那个多呀！鱼缸里密密麻麻的。我就赶紧往外捞。捞迟了怕大鱼吃小鱼。小鱼缸里、盆里、瓶里，少说也捞出了几百条。我心里那个喜兴呀！这不正应了‘富富有余’那句话么！我把楼上楼下的老姊妹都找来看，看得人家也一个个脸上心里很喜兴。趁着我和人家都很喜兴，我就找出些小瓶分给她们。她们都争着要呢！还开玩笑地说：‘咱们也分她家一点儿财气！’正分得热热闹闹的，子卿回家了。你猜他怎么样？他当着我众老姊妹的面，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别分别分，你怎么也不问问我该分不该分啊！放下！都放下！谁也不许拿走！一条也不许拿走！’人家一听，都一声不吭地放下，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咱家。你说说看，倒是让我这当娘的脸往哪儿搁？如今，我那些老姊妹，再也没谁到咱家来看鱼了……”
我说：“子卿，这事你确实做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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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听我娘一面之词。”子卿红了脸嘟哝，“你不明白，那些小鱼的品种都挺名贵的。别看刚生下来没几天，可拿到鱼市上去卖，最便宜的也要一元多钱一条，贵的要十几元一条呢！那也是一大笔钱呢！……”
“钱！钱！……”老人家跺了下脚，“人活在世，光钱是重要的么？还是我那句话，钱这东西，多少才是多哇？你把那些小鱼变成钱了么？”指着儿子又对我说，“他可倒好，花钱雇了个人儿到鱼市上去卖……”
子卿分辩：“不雇人怎么办？我自己到鱼市上去卖呀？我有那工夫么？我的时间能用在这种挣小钱的地方么？……”
我阻止道：“子卿，你少说两句吧。大娘平时心里积郁了些话，没处说，今天我来了是个机会，就让大娘说个够呗。说得对不对的，咱们当晚辈的，笑呵呵地听着就是了……”
子卿隐忍着，将头一扭，不言语了。
“结果呢，他定的价太高，十几天内，也没卖出去多少条，他花钱雇那个人，卖不动，不卖了，都给送家来了。我呢，侍弄大鱼还行，侍弄小鱼就不会了。又没过几天，全死光了，去了雇人花的钱，没挣几个钱……”
老人家说得痛快了，愠愠地望着子卿，终于不再说下去……
子卿这才把脸转向母亲，平静地问：“娘，说完了？”
他母亲说：“今天想说的，说完了。”
子卿说：“你别指望人家晓声明天还来。人家是作家，不天天有空儿来听你絮叨！”
我看得出，分明地，他的平静是佯装的。他站起来，对我说：“走，咱俩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去，边吃边聊吧……”他母亲说：“晓声，你真的就今天有空儿来看大娘一次？要是真的，大娘可还有许多话说，希望你听了，好好劝劝子卿……”“娘，你烦不烦人啊！……”子卿终于发火了，“咱们走！”他率先往外就走。我只好也起身跟着往外走，一边劝他母亲：“大娘，子卿并不是个糊涂人。他做的事，您老人家若看不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常言说得好么，儿大不由娘啊！……”老人家又扯住我手不放，恋恋不舍地说：“有空儿，可一定要再来看大娘啊……”在我的建议之下，那天我们没到什么大饭店去，而是在一家清洁幽静的私营小饭馆，点了几样家常菜，从从容容地受用。
老板娘挺善于经营，怕我们等菜的时间寂寞，送来两本书给我们看。我接到手里的是一本《黑衣儒侠》，梁羽生的。我翻看了两行，文字粗俗得不堪卒读。我料定那肯定是一种侵权行为的产物。心想我的一家子，如果亲眼读到有人冒充他的大名写出那么拙劣的东西，鼻子非气歪了不可。
我问子卿：“你那本什么书？”他朝我示了示封面——乃是一本《麻衣神相》。他问：“想换着看？”我摇了摇头。他笑了。我也笑了。
只他那一笑，我仿佛觉得，昔日的子卿，我记忆里那个子卿，和我一道在“脏街”上长大的穷孩子子卿，过去被“脏街”上的所有母亲们所夸奖的拳拳孝子子卿，似乎和今天这个翟子卿，现实中这个翟子卿，坐在我眼面前这个翟子卿，使我非常想更接近同时又使我不免感到那样陌生的翟子卿，终于是有一部分复合在一起了。人，尤其是人，无论变化多么大，总难免留下些和他过去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是他的笑，也可能是他的哭，还可能是他恼怒时的样子等等。我们其实正是从这些方面得出结论——某一个成年人确实是从某一个孩子长大的。否则，社会后来对某一个人的内调整加上外包装，将会使我们怀疑我们小时候的一切朋友，不过都是产生干我们头脑中的梦幻。
那一时刻，我忍不住说：“子卿，你笑得还像你小时候那样……”
他的笑渐渐从他脸上消失了。
他问：“怎样？……”
我想了想，想不出一个更准确的词来回答他，便岔开话，反问：“你如今还喜欢看书么？”他说：“还喜欢啊。”我又问：“看些什么书？”他说：“关于股票方面的书。”“还看些什么书？”“关于商界人物的传记。现在书摊上有一本《港台十大富豪发迹秘史》，卖得挺火，你看过没有？”我说：“没有。”
他说：“我买了一本。那本书很值得看。我希望你也买一本……”他用手指点点那本《黑衣儒侠》，“这类书我连翻也不翻。有什么看的？纯粹浪费时间。”又点点那本《麻衣神相》，“这类书也纯粹是印满了铅字的废纸。这方面的书我研究过不少，宣扬的全是尊贵贫富由命定的迷信。幸亏我不信，才会有今天……”
我想起了小的时候，我们曾像两个小小的破烂王似的，到处捡破烂儿，卖了几分钱，就一块儿往小人书铺跑。二分钱租一本薄的，三分钱租一本厚的。常常是他拿着翻，边翻边小声念。而我将脑袋靠着他脑袋，边看边听他念。我想起了当年他的作文第三次在全市获奖后，我曾问过他，将来打算报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他回答我当然要报考文科大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在文科大学里的图书馆，能读到许许多多世界名著。他说他将来要努力成为作家。当年他的作文频频获奖，在《少年时代》上发表过，在电台里广播过，给他带来过一万个少年中也未必会有一个能获得的殊荣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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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视着他说：“子卿，我应该感谢你。我对文学的兴趣，是当年受你影响的。没有你当年的影响，我后来也许不会尝试着写小说，也许今天就成不了作家……”
他亦注视着我，沉默片刻，又像刚才那么一笑。更准确地说，是又像当年那么一笑。那一种笑很天真，很无邪，仿佛是刚刚从人的生命中诞生出来的某种东西，还丝毫没有经过我们这散布满了尘埃、细菌和病毒的世界的污染。只有纯情少女才会那么笑，而且只有小说中的。是的，他那么笑时有几分女性化。前几天在当年的同学和战友相聚的餐桌上，他一次也没像现在这样笑过。那可以说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笑。我认为我们如今的人，不论男女，从十七八岁起就已经不可能那么笑了，一直到死都不可能……
他说：“首先靠的是你的天分。当年，两个中学生，两个半大孩子，我哪儿能影响得了你啊……”
他将“影响”二字，说出几分强调的意味儿，仿佛他并不情愿承认。而当年的他的确影响过当年的我，尽管那可能非是他的希望，但那是一个事实。我一时不明白他为什么似乎想要否认那样一个事实。
上来了一盘冷菜。上来了两杯啤酒。他端起了啤酒。我觉得他仿佛在透过杯中泛着微小气泡的橙黄色的液体，胸有什么城府地研究着我……
我也端起酒杯，和他的杯碰了一下，同时说：“能……”
他向我摇了摇头：“那不过是你的主观认为罢了……”
我们彼此对视着，各自无声而饮。
放下杯，我又说：“你忘了？你当年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两个人，一个人一门心思挣钱，另一个人一门心思写作。后来一门心思挣钱的人，用他挣的钱盖了一座大厦，而一门心思写作那个人，呕心沥血写成了一部书。几个世纪过去了，大厦倒塌了，而书流传下来了……”
他说：“我讲过么？”
我说：“你讲过。”
他说：“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他说得那么郑重。
我说：“我记得。”
他说：“你后悔了吧？”
我一怔。
他说：“当年最想成为作家的是我，而如今我成了一个在钱堆里打滚儿的人，而你成了一个终日爬格子、低价出卖文字的人，你不至于认为我应该对你负什么责任吧？……”
我笑了。我说：“子卿，我刚明白。”他擎着杯，又透过杯中酒研究我：“明白什么了？”我说：“你是不是挺怜悯我的？是不是还因此似乎觉得挺内疚的？其实这……大可不必……”我隐隐意识到自己受了伤害。这伤害很轻微。如果我不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也可以说它并没有构成。但我是一个敏感的人。
于是我又说：“在你面前，我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他人怜悯的。我的心理也不至于失去平衡。我选择的乃是我喜欢的活法。再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心甘情愿选择写作生涯。子卿，我并不嫉妒你有七十多万。真的……”
“真的？”
“真的。”
“那便好。”他说，“那便好。但是，如果让我重新讲你说我当年对你讲过的那个寓言，也许我会这样来讲——几个世纪过去了，不，不需要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来证明，几年就可以了。一幢大厦拔地而起，是那个一门心思挣钱的人的个人业绩。而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则须到处找门路请求出版社出他的书。而他的书并不像他所以为的那样经久流传，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流传。几个月之后，他的书在现实中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书店的书柜上摆着，削价处理也无人问津。在书摊上摆着，封皮上积落着马路上的尘土，留下了一些翻过它的指印……”
我说：“你还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终于无法靠出卖文字养家糊口了，于是去找那一门心思挣钱并盖起了一座大厦的人，请求他周济自己。而对方大发慈悲，念及过去的旧情，收留了他，让他看电梯。于是那个曾一门心思写书的人，发誓再也不对这世界上的别人讲那个寓言了……”
我说完，默默望着他。他也望着我。我们互相望着望着，都忍俊不禁地扑哧笑出了声。我说：“子卿，我还没你替我忧患的那种危机。在二〇〇〇年以前，肯定也不会请求你周济我……”他说：“玩笑话么，你别当真！”
上了菜，我们也都真有点儿饿了，一时互不敬让地便吃。起码在我这方面是真有点儿饿了。至于在子卿方而，是否由于先前的话双方都有点儿说的包含着讥讽，不愿再和我发生什么交谈的误撞，装出也有点儿饿了的样了，我则不得而知了。我心中打定了主意，吃完，拍拍肩，握握手，就告别。我暗想，富了的人，尤其富了的中国人，比如像子卿那样银行里存着七十多万元的中国人，也许差不多都是要变得古里古怪了吧？难道一般的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是些活得迂腐、活得不开窍、活得有几分可怜亦可笑之人么？
忽然，子卿塞了牙，向老板娘要牙签。老板娘转入柜台，取了一袋儿放在我们的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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