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过他，很久没和他联系了。偶尔他在我的印象中向我倦怠地苦笑，才使我想起他。那却不过是我的记忆提醒我这样一个事实——的确，我几乎完全将他忘了。
所以，当他站在我家门前的时候，我讶然。
“葛老？……”
“我找到北影去了。我以为你还在北影呢！我冒昧地就来了，你不介意吧？你是不是正在睡午觉？我先附近走走，过会儿再来？……”
他显得找错了门似的局促。他倦怠地苦笑着，真实的倦怠将苦笑压得那么沉重。我十分吃惊于他的瘦，瘦得形销骨立。他整个人像一柄收起的伞，伞布裹着伞撑便是衣裤穿在他身上的样子。那一刹那我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对这位老人由衷的怜悯。而他的话使我恓惶不安。当一位年龄足以做你父亲的老人局促地对你说出那种话，你会觉得上帝仿佛肯定是存在的，并且就在你的头顶上，俯视着你，看你究竟怎样对待他那样的一位老人。哪怕稍微怠慢，无须上帝发出谴责，你自己都会觉得你不是个东西。
从他的住址到我家要转好几次车，顺顺利利也得一个半小时。不顺利就得两个小时。南方的灾情正肆无忌惮地洗劫着南方的土地和人民，而北京的太阳却异乎寻常地火热。接连一个多星期三十五六度的高温，似乎欲将整个京城蒸发掉。老人在这样的一天里在大中午出远门是多么容易中暑呵！我甚至怀疑葛老出门时并没有我现在见到他这么瘦，是一路的炎热蒸发掉了他身体的大部分水分……
“葛老，您请进……”
我挽着他手臂将他挽入家门。
他问：“要换鞋吗？”问得相当认真。
我说：“不用。又没地毯，换什么鞋！”
他说：“我看你家地拖得挺干净的。”
我说：“我家没让客人进门就换鞋的讲究。从来没预备过供客人换的鞋。”
我请他在一张沙发上坐下后，赶快去给他绞了一条凉水毛巾，递给他。
“这天真热！”他一边擦脸一边说，“要不是在北影碰到你的一位老邻居告诉我，我撞锁，还以为你们在北影，不过出门去了呢！听他告诉得明明白白的，竟找了二十几分钟。都是差不多的六层楼，我找到电影学院宿舍去了！”
我接过湿毛巾，给他倒了一杯凉开水，递给他一把扇子，便坐下陪他。
他仍局促，接连问我是否正打算写作，是否一会儿要出门，是否下午约了客人。如果是，希望我坦率地告诉他。他说那他坐三两分钟就走。
我说今天绝对清闲，他来时我正看书。并且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本介绍韩国现状的书——《升龙的奥秘》给他看，以证明我今天除了想读读那一本书，没任何其他的事可做。
他说他知道读书也跟写作一样，是谁都不愿受到干扰的。他说那他也只坐一小会儿就走，保证只坐一小会儿就走。总之他觉得冒昧，很唐突。虽然已经坐在我家了，却感到对我很抱歉似的。
我则说正觉得寂寞，说我最近挺想念他的，说我刚才还想念他哪，说他来得正是时候，不但驱除了我内心的寂寞，而且实现了我对他的想念。总之我说了些虚伪的话。虚伪的话一旦说出，我立刻意识到是很难令人相信很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他给我留下过住址，我可以给他写封短信，可以去看望他……于是我又说我记朋友们的住址的小本子丢了。
他竟相信了，并且挺动感情地相信了。他说他也挺想念我的。他说北京太大，彼此离得又远，否则，知道我那么想念他，他肯定会经常来看望我的。他说他往北影给我打过许多电话，每次总机都告诉他，我留给他的那个电话号码不存在了。问是否我当时对他说错了，或者他自己当时听错了、记错了。
我即使并不真诚地欢迎某个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也不至于卑劣到留给某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电话号码的地步。我向他解释那个公用电话后来拆除了。由此我相信他是肯定给我打过许多电话的，由此我相信他挺想念我也许是真的，起码比我说我想念他要真一些……
我为了使自己尽快摆脱虚伪，开始进入一种相对真诚的情境，以与他的真诚达到对等的水平，便扭转话题，问他是不是来看女儿的。
他摇摇头。
他说他女儿已经走了。
“走了？哪儿去了？”
“出国了。”
“唔，哪一国家？”
“阿根廷。”
“干吗不到西欧国家去？”
“她倒是想去西欧国家，难去得成啊！先到阿根廷，再往西欧迂回吧！”
他苦笑了，仿佛无奈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女儿。
我说：“这很策略，这很策略。”包含有安慰的成分。不敢细问他女儿以什么名义去阿根廷的，在阿根廷究竟以什么方式谋生。
他说：“小婉也是这么认为的。”
小婉是他女儿小名。不必细问我也知道，反正她不可能是以留学的名义去的。到阿根廷留的什么学呢？
我见他脸上渐渐蒙上了一层感伤，就说：“那您是又住到女儿这边的房子来了？也好，也好。我们离得近了，你可以常到我家坐坐了。与市里相比，这地方毕竟僻静些，又有小月河，又有花园和树林，最适合老年人安度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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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再也不能住到女儿这边儿的房子来了。”
我问：“为什么？单位把房子收回去了？”
他说：“单位方面，她倒是搞得挺明白的。没收房子。她让别人搬进去住了。她向单位讲，她对祖国对单位有感情，早晚还是要回来的，让别人搬进去住，是为了请别人替她看家。她们单位房子问题不算太紧，她又搞得挺明白的，也就对她的话姑妄听之，不那么太顶真了。”
我当然懂“搞得挺明白”，就是上下打点得很通的意思。
但是我极为困惑。
我问：“那为什么不把钥匙留给您呢？那样您可以两边住，经常换换室内和周围环境，对您对她，不都是很好的事吗？”
他说：“让别人搬进去住，别人可以给她数目不小的一笔钱呵！我在经济上是丝毫也帮不了她的。她出国太需要钱了。搬进去住的是一位副局长的儿子，做电脑生意的，有钱。她说给了她两万，可我知道其实给了她三万。这我从没对任何人讲过，你千万保密。”
我值得信赖地点了点头。同时回忆起，在她女儿的家里，我见到过一位做电脑生意的年轻的踌躇满志的经理。当时的情形令我挺尴尬。我暗想，三万元，那么一种大方，当然还意味着对她的别的方面给予的一种慷慨的补偿吧？
他看了我一眼，似乎知道我在怎么想，低了头沉默起来。
我看了他一眼，他在酷热难当的这一天，从城市的西北角儿来到东南角儿，目的是再单纯也不过的——只是为了来找我。
“唉……”他长长地喟叹了一声，缓缓扇着扇子说，“小婉走时对我说，等她在国外混好了，每月至少给我寄回一百美金来。她说那时我可以雇小保姆侍候我。关系处得好了，也跟身边有个女儿是一样的。一百美金，加上我自己的退休金，物价再涨，也足够我较富裕地养老了。真能那样，我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细想想，女儿其实是个好女儿呀！谁家的女儿出国，当父母的不为女儿筹措一笔外汇带着呢？可小婉她没向我伸手要一分钱。她清楚我那点儿钱是怎么积攒的。我也一分钱没给她。不是我这当父亲的吝啬，我是害怕。如果没点儿钱存着，女儿又不在身边了，我想我就不敢活得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一个当父亲的，像我这样对自己的女儿存着份儿心眼儿，是不是太自私了……”
他又苦笑了一下，笑得又苦又倦怠。
我说：“葛老，小婉都走了，您何必想这么多呢？她没向您伸手要一分钱，那就证明她走时，带的外汇还是比较充足的。再说，她一到国外，就可以想办法挣嘛。您放心，她聪明，会来事儿，挣钱是没问题的……”
他说：“我来找你，并不是想和你谈小婉的事儿。你不问到房子，我不会和你谈到她。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她。只是觉得自己有点儿对不起她，没尽过什么当父亲的义务……”
然而我看出，他内心里很想女儿。一种大的孤独和一种大的寂寞，交织在他那张老脸上，使他那张老瘦脸，呈现着某种苦难。
我一时不知对他再说些什么话好。
他也缄口了，沉默了。
我想起冰箱里还有半个西瓜，起身欲去拿来请他吃。
他忽然低声说：“我是想告诉你……告诉你……他们终于又想到了我……”
“谁们？……”
我不禁又坐了下去。
“我也不知道是谁们……总之……总之想到了我……终于又想到了我……三十多年了……终于……”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手颤巍巍地递给了我。
我刚一接过，还没来得及展开看，他已像个女孩子似的，双手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老泪从他的指缝间，一滴滴渗落下来……
那张浅粉色的纸，可以被认为是朴素的请柬，也可以被认为是通知书。电脑打印的半页字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我们真诚地邀请您，于本月×日参加我们举办的大型赈灾义演活动。此次活动老中青文艺界名人荟萃，必将产生广泛的影响。希您准备一两个节目，届时为义演增光添彩。
演出地点：某处（如您路远，交通不便，需接送，请提前与我们联系）
电话：
联系人：
举办单位：
在打印的“同志”两个字前面，当然应填上葛老的名字，却不知为什么，没填，空着。
这一点使我感到有些奇怪。尽管我充分理解，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孤独的寂寞老人，何以会大动感情到无声而泣的地步。
我问：“葛老，您会不会搞错呢？这是什么人送给您的，还是，寄给您的？……”
他抑制住自己，不再老泪横流了，上下摸他的衣兜和裤兜，又掏出卷成一卷的信递给我。
我起身重新绞湿毛巾，供他净脸。之后展开信封看，见信是寄到他已退休的单位的。他的姓名——“葛文彬”三个字，只写对了中间的一个“文”字，写成“革文宾”了。
“葛老，您退休这么多年……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在您退休以后，您单位又调来了一个人，他的姓名恰和您的姓名……”
“不会，不会，那是肯定不会的……”他连连摇头，“这封信寄到单位三天了，是收发室的师傅，让一个住在我附近的小伙子捎给我的。我一看信封上写得不是我的姓名，也像你这么想，也这么问。可人家说，不管姓写得对不对，反正全单位再没第二个名字叫‘文宾’或者‘文彬’的，是我的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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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葛老，还是我调至童影以前的事。
那时，胃病、肝病、神经衰弱症，将我折磨得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北影的朋友们就劝我学气功。他们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其实我也不是野心勃勃的“文学樵夫”，非要在一个短的时期内伐倒一大片，自己给自己造成真的积累空白才善罢甘休。我只是天生地和气功无缘。而且我的实践证明，绝不像朋友们所说的，练上三五分钟气功，和不练大不一样。我练，我很认真很投入地练，却始终体会不到朋友们所说的那种良好的感觉。但是，对朋友们的真诚的关怀，又不能取无所谓的态度。那会使朋友们失望，甚至会使朋友们生气，误以为你根本不重视朋友们的建议。所以我每天清晨到小月河旁的松林散步，而对朋友们，谎说去学气功了。
我喜欢散步。我太喜欢散步了。独自徜徉于无人之境，我有时有种梦中醒着的幻觉。而这总比醒着做梦要好上不知多少倍。起码对我这个人是这样。你想想吧，你醒着做梦，并且能从一个荒唐之梦的片断，连续过渡到另一个下几个更加荒唐的梦的片断，起床后头脑昏昏沉沉，接着是一整天萎靡不振。而妻子和儿子还要从旁证明，说你其实睡得很香，睡得质量一流，甚至发出过鼾声，那是多么委屈的事！仿佛你萎靡不振只可算一种矫情似的。而徜徉于无人之境那种梦中醒着的幻觉，却能使你觉得对你的失眠是一种代偿式的补充。携着那么一种幻觉回到家里直至洗漱完毕，你对自己说，现在我是醒了，该开始做这一天该做的事了，便仿佛你真的刚醒似的，便仿佛你夜里虽睡得不佳，但幸亏真正醒来之前续了一节“回笼觉”……
我最不愿在散步时碰到熟人。若一连碰到几个熟人，点头，站下，聊几句话，便会大大破坏我那种梦中醒着的幻觉，使我觉得索然。尤其，倘碰到一个散步的人，手托着半导体，耳插着耳塞子，我竟至于会觉得那耳塞子不但插在人家的耳孔中，也插在自己的耳孔中，于是更加破坏我散步的境界，更加索然，觉得还莫如躺在床上醒着做梦……
所以我每每五点多钟就去小月河边的松林里了。起那么早去到那个地方散步或练气功的人极少极少。再说我并不提防走着走着，在松林中撞见一个练气功的人。我认为练气功的人和我散步是一样的，也不过是在那儿梦中醒哪。撞见了，悄悄避开就是。好比一个夜游的人，凭着第六交感神经避开另一个夜游的人……
有天我在松林里冷不丁撞见一个人。我正信马由缰地走着走着，他突然从山坡上的蒿丛中钻出来。经常有人抄近道翻山过来。他分明也是。那山，人们说它是山，其实不是山，是堤状土丘。遍生着荨麻类植物和野蒿，喇叭花儿在其间烂漫地开得无法无天。
他斜刺里突然钻出来，离我只有两三步远。他吓了我一大跳。我也将他吓了一大跳。我们互相瞪着，都愣住了。他一手将一个布包儿贴胸揽抱在怀里。那布包儿看去是一条新床单包成的。那布包儿包得有点儿怪，其实也不怪，我的意思是——只有包婴孩儿才那么个包法，才那么个抱法，不过肯定包的是个死婴孩儿，否则该露出婴儿的头来。在那么一种时候，在那么一种地方，在那么一种彼此都吓了一大跳的情况下，虽然并不怪的一个布包儿（前提是婴孩儿已经死了），虽然并不怪的一种抱法，虽然如果就一个死了的婴孩儿而言，包法和抱法几乎可以说相当标准（京剧《失子惊疯》中就是那么包那么抱的），但却使我感到真是怪极了。但当时不过就是感到怪极了而已。
他笑了笑。
他腋下还夹着一柄小铲子，比儿童玩具大不了多少的一柄小铲子。有小院儿的人家使用那么大的东西给栽种在院儿里的花松土最合适。
我也笑了笑。笑罢我调头回避。
被他猛可之间吓了一大跳，我那种梦中醒着的妙不可言的幻觉荡然无存。
这人，抱着个死了的婴孩儿，还夹着一柄小铲子，那么他是想将死了的婴儿寻找个地方埋了……
我寻思着，往前散步着……
走了没多远我可就站住了。碰到这种事儿不寻思也就过去了，稍加寻思，必然地，便寻思出鬼来了。
于是我回头寻视那人，已不见了他的踪影。
他从哪儿来的一个死婴孩儿？私生子？以他那种年纪，断不可能制造出个私生子的！那么是别的男人和女人弄出来的了？是早产的死胎？还是一例杀婴案件？也许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罪恶隐匿着吧？……
我作如是推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小说家的职业习惯使然。何况我是某些法制报刊的忠实读者。接受的光怪陆离的信息多了，亲逢可疑之事，不自觉地，便会以一种机警的思考方式去推测。
而且呢，就在不久前，在小月河之另一段的河边花园里，在众多的男人和女人聚一起大跳其舞的一个傍晚，捡垃圾的人，从一个垃圾筒里扒出一颗人头来。于是警笛鸣响，开来了警车。于是法网恢恢，罩将下来，首先被划定于侦查范围的，当然是附近的单位和居民。其后几天，又从另外的垃圾筒里，发现了胳膊和腿。直至晚报上登出文章，批评某些医学单位，对将遗体捐献做医学解剖之用的死者太不人道，太不负责任，竟把他们或她们的头颅和胳膊腿当垃圾随便处理，人们才恍然大悟，终于知道几天来的种种传闻，其实与凶杀案情无关。但毕竟，人们似乎从此觉得，美好的小月河畔，尤其是在它的松林里，尤其是很早和太晚的时候，即或尚未真的发生什么案件，也是非常可能发生什么案件的。甚至，有些人谈起这一点来，明确地、毫不含糊地预言，是必定的事。早早晚晚必定是要发生一起或几起什么案件。目前没发生，不过是还没到该发生的时候。或者，其实已经发生了，不过还没被发现罢了……仿佛在某处，土下已埋着一具裸体女尸或者无头男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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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呢，那个人，分明地，不是家住附近的人。起码不是早晚经常光顾小月河畔的人。如果你也是一个经常光顾的人，对那么些经常光顾的人，你会觉得似曾相识。无论他们是每天早晨或晚上散步的、遛鸟的、打太极拳的、练气功的、学跳舞的。你甚至会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北影的，或者电影学院的，或是文化部塔楼宿舍里的居民，或是总参干休所的离休军人……
那个人使我感到陌生。
肯定地，他不是附近的居民。
不是附近的居民，而在一大清早，到这里埋一个死婴孩儿，就算我不是小说家，是一位街道居委会的受过些法制宣传教育的老头儿或老太婆，大概也同样会臆想出些什么罪恶的情节的……
我果断地转身往回走。某种对社会和法律以及生命的自觉的责任感，命令我要重新看见那怀抱一个包得不露头脚的死婴孩儿，腋下夹着一柄小铲子的人。更准确地说，我是要再次发现他。必要的话，我准备和他进行一番勇敢无畏的搏斗。我承认，在我的潜意识中，有某种企图沽名钓誉的心理激动起来亢奋起来了。那一时期我的创作处于低谷，思维僵化。我甚至很自卑地认为，自己也许真的像某些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从此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在这时候，能逮住个把罪犯同案犯，或者由此促进侦破一桩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什么的，对于一位一时写不出小说的小说家，不啻是一件幸事吧？一想到“梁晓声”三个字和一桩什么案件连在一起并冠以“作家勇擒罪犯”之类的醒目标题，登在什么报上，接着被全国许许多多家报刊所转载，我的激动和亢奋简直没法儿形容没法儿比喻。尽管我是挺善于形容和比喻的小说家。我知道某些最畅销的报刊是最热衷于转载这一类新闻的。或者反过来说，某些最热衷于转载这一类新闻的报刊往往是最畅销的。大概电视台会对我进行采访吧？大概公安部会发给我奖励证书或什么奖品吧？那我岂不是就成了全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小说家了吗？
那个人，那个和某种罪恶，和某桩案件有关的人，却不知隐蔽到哪儿去了。他会不会因为撞见了我，做贼心虚，转移到别处埋死婴孩儿去了呢？那他可就太可恨了！当然我相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挺有新闻价值的一件事，可能就不会和我的姓名连在一起了啊！只有和一位小说家的姓名连在一起，才更具有所谓新闻价值所谓轰动效应不是？别种人们勇擒罪犯的事儿不是不少了吗？唯独小说家勇擒罪犯的事儿还没听说过起码还没见过报。我暗暗后悔当时怎么放过了他让他溜之大吉了。然而我并没有彻底失望沮丧，我在树木葱茏的地方用猎鹰一般敏锐的眼睛进行严密搜索……
渐渐地，散步的、遛鸟的、练气功的等等闲杂人们多了。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对我来说，那些人，那一时刻，全是些闲杂之人。我只希望我自己，单单独独的一个人勇擒罪犯呀！
突然他从离我很近的地方，从几棵不算太高却也不算太矮小的松树之间转了出来，像我刚才撞见他时那么突然。
他也看见了我，又是一愣。随即，心虚地讪讪一笑。是的，千真万确，他笑得非常心虚，他那笑如同他那一愣，迅速而现迅速而逝，迅速得仿佛只不过是我的幻觉，或者我的想象。
他一转身择径而去。
“站住！”
我低低但相当严厉地喝了一声。
我抢前几步，拦住他的去路，面对面瞪视着他。于是我对他的相貌看得更清了——两条勃列日涅夫式的眉毛，有那么几根是白色的，特别长，长得如同小猫的胡须，于眉丛之中一顺儿倒伏着。一张脸消瘦得仿佛火鸡的脸，也像火鸡的脸那么皱皱巴巴的。总体他那张脸上，最能给人留下过目不忘之印象的就要算是眉毛了。刚才我以为他的眼睛倒挺大，现在才知道我是将他那喧宾夺主的眉毛当成眼睛了，而将他的眼睛当成眼垂了。与他的眉毛相比，他那双眼睛可细小得太不显眼了。目光中满是慌张和胆小怕事的惊恐。只有明知自己谁也惹不起谁都可以想欺负便欺负一下的人，目光才是那样的。
原来是这么个不起眼的枯瘦老头儿！
他的慌张他的惊恐，甚至使我有点儿严厉不起来了。
但是我又认为，像他这样的一个老头儿，仿佛正是那类注定了要与罪恶案件掺和到一起去的老头儿。
“你，把什么埋了？”
“我……我没埋什么呀……”
他下意识地欲将一只手背到身后，手中拿着小铲子，小铲子粘着土。
“你别把手背到身后去。”我指着说，“这是什么？”
“这……这是铲子……”
“那你还说没埋什么？！”
“可是……我……我不知道……”
他显得更加慌张了，像一个贼被当场擒住腕子。
“说，你究竟埋的什么？”
“同志，我……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知道不知道的。快说，埋的什么？”
“猫……它死了……”
“猫？……”
我不相信。
我怎么能相信他埋的是一只死猫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一开始就怀疑他要埋掉的是一只死猫，那么他此刻对我说他埋掉的是一个死婴孩儿，我也不会相信的。我一定会以为他神经不正常。而问题在于，恰恰相反，我一开始就怀疑他要埋掉的是一个死婴孩，此刻他却说他埋掉的其实是一只死猫，我能轻易就否定了我的怀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吗？当然，如果他是居住在附近的人，在某个大清早将一只死猫埋到这儿，似乎也就没什么很值得怀疑的了。但他分明不是居住在附近的人啊！难道他在他的家附近，就找不到一处可以埋掉一只死猫的地方吗？为什么非要在一大清早从别处赶到这儿来埋呢？难道埋一只死猫也得讲究风水？难道有什么根据证明这儿的风水最适于埋死猫？埋的如果真是一只死猫他还慌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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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你带我去挖出来看看。”
他哀求地说：“同志，已经埋了，您就别……”
我固执地说：“你必须带我去挖出来看看。”
他无奈，只好带我去。
我监视着他挖那个布包，命令他打开来看。
却果然是一只死猫，一只很大的白毛死猫，大概是一只波斯猫，大概已经是一只老猫了。
这时我们身旁聚拢了几个散步的人，有的看我，有的看他，都不明白怎么一回事。
我说：“你埋上吧！”
我当时感到的索然那才真叫索然呢！包含着沮丧、失落和说不清是对他还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恼火。
趁他重新埋，我悄没声地溜走了……
连续几天我因此事而自省，而自责，而无情地深入地剖析我自己，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种不可告人的心理，实实在在是丑恶得够可以的了。我不愿再去散步，怕碰见那个瘦老头无地自容。
有一天我在北影院内遇到一个姑娘。她不是北影的。我只知道她住北影院外的一幢塔楼里。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属于那种容貌和身材都很出众的女子，具有一种玩世不恭的风流本色。我甚至不知道她究竟是不是姑娘，也许并不是个孤身独处的漂亮的老姑娘，而是个离过婚期待着再结一次婚的少妇？首先认识她的是我的妻子。她们什么情况之下怎样认识的我更是一无所知，也从没问过。总之我和她也就认识了。
我问她到北影来干什么。
她说想找一个人。
我又问找谁，认为兴许我能指点她怎么找到。
“我要知道那王八蛋是谁就好了！”她恨恨地说，“有那么个小子欺负我父亲！我父亲埋一只死猫，他平白无故怀疑我父亲埋的是一个死孩子！非逼我父亲挖出来给他看看。我父亲不过到这儿住几天，哪来一个死孩子要埋？这不也是败坏我的名誉吗？你说这种人该不该当众臭骂他一顿啊！……”
我说：“嗨，算了吧，肯定是一场误会……”
她说：“误会个屁！有这么误会的吗？我已经跟我几个哥儿们联络了，一旦找到那个小子，非狠揍他一顿不可！欺负我父亲就等于欺负我。这事儿没完……”
我说：“你又没见到那人哪儿去找哇！”
她说：“我父亲告诉我，那王八蛋个子不高，也就你这么高的个儿，穿一双塑料凉鞋……”
她说着不知为什么看了一眼我的脚。
那一天我穿的依然是塑料凉鞋。
我心想，趁早坦白了吧！这是个当面道歉的机会。别错过了这个机会，让人家追查到头上不是就更不好解释更难堪了吗？
于是我鼓起勇气，尴尬地说：“得了，你也别乱找了。要怎么骂，你骂我好了。那个王八蛋就是我呵！”
她瞪视了我片刻，问：“真是你？”
我说：“可不是我呗。那一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疑神疑鬼的……”
她愣了片刻，怏怏地说：“是你，我还怎么骂得出口哇？”
我说：“你骂吧，想想，我也该骂。”
她说：“算啦，反正我也当面骂了你几句王八蛋了！”
我说：“你父亲也是，既然他埋的是一只死猫嘛，怎么我一问他，他显得那么心虚的样子啊？”
她说：“他把你当成是个看管园林的人员了。他以为不许往那儿埋呢。我父亲这个人啊，如今变得胆小怕事。这说来话就长了，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既然是你，这事儿就算了。拜拜，问你爱人好！……”
她跨上自行车翩翩而去……
于是我每天又去散步了。
我又不期而遇地碰见过那瘦老头儿几次。从我这方面，将每一次都看成一次“遭遇”。我的意思是，我和他又“遭遇”过几次。每次，我都想主动开口承认我的错误，说几句请求原谅之类的话。但每一次他都极迅速地逃掉了。是的，用“逃”这个字一点儿也不夸张。他避开我像女孩子避开恶少，忐忑之色自不待言。这使我一发现他，便掉头往树林里去。既然我使人家感到不安，那么还是我避开人家吧。
一个星期日，我们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编辑到我家来看我。闲聊了一会儿，他提议带我去认识他的一位老朋友。我说我懒得动。他说他的老朋友就在附近。接着，也不管我爱听不听，就向我喋喋不休地讲起他的老朋友来。他说他的老朋友，是五十年代曾小有名气的一位男高音歌唱家。
“唉，是个时乖运蹇的人！”他的语调充满了同情，“被打成过‘右派’。别人被打成‘右派’，往往是由于政治言论。他却不是，他是因为入党问题。当年，在我们几个朋友中，他是思想最积极要求进步的一个。每月交一份申请书和一份思想汇报。他看重政治生命。他的追求目标，是要当上一位人民歌唱家。当年可不像现在。当年，哪一个当上了歌唱家的人，不想最终获得人民歌唱家这种至高无上的殊荣呢？可是，因为小有点儿名气，又挺骄傲，总也不能如愿。假如是你，你小有点名气，就算你不骄傲，仅凭这一条，哪儿那么容易就被你入了党？总是积极要求，总是入不了，他心里就有气。党组织如果知道一个人对党其实心里有气，就更不发展他了，就更需对他进行长期的考验了。今天也是这样啊！这只能证明一个人的入党动机和态度不端正嘛！所以呢，他心里的气，并不敢丝毫流露出来。憋在心里，只不过有时，难免对我们几个知心朋友发几句牢骚而已。我们是他的知心朋友，当然劝他要经受得起党对他的考验呗！他倒是个能听进朋友相劝的人，把自己心里那种不满，那种因为别人先于自己入了党的不服，隐藏得很深很深，更经常地写申请书写汇报了，由一个月交一次改成半个月交一次了。结果就出麻烦。在一份申请中，他将‘我十二万分真诚地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句，写成了‘渴望加入中国国民党’了。当然，这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大事，询问询问罢了。可在当年，这就是相当严重的事了。组织委员找他谈话，人家把他的入党申请书拿给他自己看。写错的那一行字用红笔勾了出来，问他作何解释。人家很通情达理地说，相信他是写错了。事实上也是写错了嘛。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呢？为什么不是多写了一个字或少写了一个字呢？为什么偏偏把最不应该，一般情况之下也最不可能写错的两个字写错了呢？经人家这么一追问，他说他写这一份入党申请书时，心中有许多委屈，觉得党不够信任他，不够理解他。争取了好几年了，还要考验他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以这么一种虔诚要求加入国民党，早被批准早被吸收了吧？可能正是因为当时心里有这种委屈和不满的想法，所以笔下就写错了。人家说，他这一种解释，听来还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就叫他把他说的话，当场写下来，书面的解释比口头的解释更郑重。他就写了。又叫他按手印，他就按了。不久，他便被宣布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几个他的朋友，很快又听说他将要被发配到东北去了。但我们已无法见到他。直至他被遣送上火车那一天，我们才在火车站见到了他。不只见到了他，还见到了他妻子。那时我们都变得很胆小，不敢公然上前和他告别，远远地望着他而已。他当然也发现了我们，也望着我们而已，并没向我们走过来主动和我们告别，大概他不愿使我们因此受到什么政治指责。当年我们能做到那么送一送他，其实已经证明我们都是些很重情义的人了。对于一个右派，能做到我们那样的人，当年并不很多。我们以为他妻子不过是来送他的。事实上原本也是来送他的。却没想到，他上了车以后，开车铃刚刚响过，她也跳上了火车。那真是一件我们绝对没有预想到的事。车厢从我们面前缓缓闪过，车窗里伸出一只手向我们频频招摆。不过那可不是他的手，而是他妻子的手。我们直望到列车消失。我们都替他感到了一种欣慰。毕竟，今后有他漂亮贤淑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对于他，这一点，是比我们这些人的怯懦的情义要重要一百倍一千倍的。两个多月以后，我们中的一个人，收到了他寄自东北某劳改农场的一封信。信自然是写给我们大家的，看得出是分几次才写成的，而且是用铅笔和钢笔两种字混合写成的。某一个日子，我们聚在一起传看了那一封信。信上说他正在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说因为他曾是歌唱家，政府对他还是挺照顾的，将他和某些犯了同样性质错误的人编在一起。分派给他们干的活儿也都是力所能及的。信上请我们给他寄点儿钱去，说劳动使他的饭量大极了，规定的口粮不够吃，多吃又没钱。并请给他的妻子寄几套衣服去，旧的就行。我们的妻子们不爱穿了的，或穿着不合身了的，都可以。说如果同时能寄几双女式鞋袜去，则更感激不尽了。说他妻子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地就跟他去了。说那个地方很难买到女人的衣服和鞋袜。说他们实际上也暂时没有钱买。而我们，看了信后，都说应该给他回一封充满情义的信。都说应该给他寄他信上所要的一切东西。有人还想到了他爱吃甜食，有饮茶的习惯，说也应该给他寄点儿糖和茶去。然而，当时大家都只不过说说罢了，并没有谁打算真的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毕竟，他不再是过去的他了。他是一个事实上的右派分子了。我们内心里保持着对他的一种情义是一回事儿，真要以实际行动去关怀和帮助一个右派分子，则肯定是另一回事儿了。那样做，谁也没法说清楚不是同情。我们都曾是他的朋友。我们都本能地想要忘掉这一点。起码不希望仍被认为是一名右派的朋友。仍是右派的朋友，如果这样一种关系被某些人认为确实存在的话，对已然是右派的人本身也许并无所谓，对不是右派的人，就是一种辩解不了的界限问题了。他给我们写信，希望获得我们的帮助，这足以证明，他根本没有替我们考虑过。而我们，却不能不替自己考虑。你说是不是？你别摇头。这你不理解。但当年，我们产生这样的思想逻辑，完完全全是由于本能。是的，是本能。在当年，大概十个人里，至少有七八个，会具有那么一种本能。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在一起吸了不少烟，每个人都说了许多应该给他回信，应该给他寄东西的话。分明地，每个人也都希望，这‘应该’，完完全全应该被所有的人认可，完完全全地应该有一个去做。但实际上，都希望真正去做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希望有一个人，能代表大家，从一般意义的良心上去完成一件不完成颇觉良心不安的事。但同时又希望，当这样的事果真需要交代，那个人勇于承认，他并不代表别人的良心，代表的仅只是他个人的良心。我们之中原来并没有这样一个无私而又重情义的人。我自己当然也不是。最后有一个人提议，还是各自给他写回信，各自给他寄东西的好。几个人在一封回信上署名，而且将东西凑在一起寄，起码是不明智的。我当时看得出来，这提议其实是一种托词。但这提议立刻被大家接受了。我也表示非常赞同。我当时想，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回了信，有一个人寄了东西，对我们那个倒霉的共同的朋友，就不啻是雪中送炭了。于他那方面，只要收到一封回信、一样东西，毫无疑问地，立刻想到的肯定是我们大家。我们七八个人中，也许不至于仅有一个人回信一个人寄了东西吧？也许会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人各自都寄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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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春节我们照例聚在一起，聚在我家。因为往年都是聚在他家，所以我们都想起了他。我说我给他回了信，也给他寄了东西，其实我没回信也没寄东西。当年我才二十八九岁，在我们之中年纪最小，也是最踌躇满志的一个。如果我当年四十多岁，我相信，我也不会在这样的事上撒谎。如今回想起来，太虚伪太卑劣了是不是？当年二十八九岁的人，谁不怕因为一件小事做得不妥，而将自己一生的前途毁了呀。别人听我说早已回信，寄了东西，便纷纷都说，他们也写了回信，也寄了东西……
“我隐瞒了一件事，没有如实地告诉他们，并且，打算永远都不告诉他们。事实上，我也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自己又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他的妻子寄给我个人的信。你先别急，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想明白为什么寄给我，而不寄给其他人是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同时也是我妻子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要比他们夫妇和另外几家的关系更为亲近。而且，他们夫妻，是我和我妻子的介绍人，还是我儿子的干爸和干妈。当年我们的儿子才两岁。他的妻子为了他的事业，还没怀过孩子。他们夫妻曾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再有了第二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他们都将抱养了去。我们夫妻半真半假地答应过。他妻子在给我们的信中，说她终于醒悟了，人世间的情义，不过有如火烧云，当人们以为火烧云像什么的时候，正是它开始不像什么的时候。而人们永远都认为火烧云像什么，不过恰恰说明了火烧云永远什么都不像。火烧云每一瞬间都在变化。人们欣赏它，实在不过是人们过分欣赏自己想象之中的东西罢了。信中还告诉我，她的丈夫，如何天天企盼着我们的回信和企盼着收到一个包裹。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包裹。而对一封回信的企盼，要比对一个包裹的企盼强烈得多。有一天他溜出了劳改队，致使劳改队准备出动军犬对他进行常规搜捕。而他却醉醺醺地回来了，嘴里喃喃絮叨着——‘把我给忘了，把我给忘了……’他被关了禁闭。他号啕大哭。显然他没有预料到，把他给忘了其实是很正常的事……那封信写得很悲哀、很凄婉，但是也没写什么尖刻的怨词，仿佛用书信的方式，讲一个感伤的现代寓言……”
除非在紧急的情况下，当别人对我娓娓地很投入地叙述一件事的时候，我是从不打断别人的。我有默默地一直听下去的耐性。当然，这并不证明我这个人有修养，其实我有极端自私的目的。经验告诉我叙述是一种心灵的逐渐袒露的过程。叙述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向倾听者无偿地奉献了某些较独特的人生体验。而我已开始学会了从中偷窃某些东西去写小说。当然，按理说这是不可告人的。但我相信许多读者早就明白了小说家们这一行为了。所以我也就认为对此不必遮遮掩掩了。
我问：“你们没回信？”
我的客人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
我说：“你们当年太可以了。”
他说：“是啊。”
我说：“如今回忆起来，心里滋味儿不好受吧？”
他说：“可不嘛。不过，当年有当年的特殊情况。当年我的情况尤其特殊。当年我正在大学里进修，连教授、讲师，带学生，一总划了六百多‘右派’，谁心里不发毛哇？都到运动后期了，我们班又超额划了三个‘右派’。有一天说是过团组织生活，党支部书记来了，指着一个同学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那个同学就出去了。于是团支部书记就宣布了：‘×××，已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一会儿回来，咱们就开批判会。’他出去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哇！我们也没想到哇！第二天，同样的方式，又多了一个‘右派’。于是宣布，运动在我们班，算是基本结束了。每个学生都暗暗缓了一口气。那天晚上，有个农村同学喝醉了酒，那时学校纪律极严，是绝对不允许在宿舍喝酒的。他母亲去世了。没批他假，要他节哀，参加政治运动。因为人人缓了一口气，他当然也跟着缓了一口气。这一口气一缓，他那个人悲哀，也就终于克制不住了。他大概认为他有理由违反一次校规，所以才敢公然在宿舍喝酒。他没酒量，最多也就喝了一两多。但他醉得很彻底，边哭边说。除了对‘右派’须划清界限，采取翻脸不认人的态度和立场，在没被打成‘右派’的同学们之间，革命的团结友爱还是存在的。大家一看他越哭越伤心，越说话越多，就把党支书请来了。我们的党支书是位女同学，也是“调干生”，在班里年龄最大。年龄最大也不过就三十二三岁，高挑的个子，很漂亮。当年中国人里长得比较洋气的似乎不多，她就算是一个了。在学校里主演过《娜拉出走》里的娜拉，还演过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里的伯爵夫人。我们都公认她循循善诱，很会劝人。我们都尊敬地称呼她乔姐，所以才把她请来。她和那个喝醉了的农村同学并肩而坐，一只手从身后搭在他肩上，细语柔声地劝他别哭。他仍哭，仍说。越说，使我们听来，农村人对现实不满的话越多。连我们的觉悟，都听出来了，党支部书记能听不出来吗？她听出来了，能丝毫也没有听出来了的反应吗？她就朝我们中的一个人，暗暗打手势。于是那个人就悄悄递给她小本儿和笔。能不递吗？他不递，别人也会递啊！于是，在我们好几双眼睛的注视之下，她的一只手仍友爱地搭在那个喝醉了酒的同学肩上，嘴里仍细语柔声地劝着他，却将小本儿垫在膝盖上，另一只手飞快地记录。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恨不得扇他一耳光，对他大吼一声：‘别哭了！别说了！’可谁敢呢？那将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终于他哭累了，说累了，倒在床上，呼呼沉睡过去了。乔姐扫视了我们一遍，说：‘你们干吗非得把我请来不可呢？’看样子她挺生气的，一说完就拿着小本儿走了。她一走我们就熄了灯，都躺下了。每个人都翻来覆去的。床铺声响了一夜，伴着叹气声。那个喝醉了的同学倒是睡得没比得香，还打呼噜。当然，我们睡不着，并非由于他打呼噜。第二天他被补划了‘右派’。那以后我见到乔姐，心里就忐忑。她对我笑，我就会一天坐立不安。但是，设身处地，换个角度替她想想，她不记录行吗？若不汇报行吗？若不，万一我们中有一个人汇报了，她怎么办？党支部书记，耳听着‘右派’言论，不记录、不汇报，你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划你个‘右派’，也不冤枉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我们当年太可以了，是不？你若在当年，目睹身旁发生的这些事儿，和我们不会两样？那时谁心里也没底儿呀！谁知道究竟要划几批啊？说基本结束了，一晚上的工夫，不是又眼睁睁地补划了一个吗？当年我经常做噩梦，梦见这样的情形——我正和别人一起开会，乔姐出现在门口，指着我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醒来吓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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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其实我那话的意思是，现在的人们，和你们当年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说：“我不信，没什么大不一样的。要说不一样，是时代不一样了。时代变了，时代毕竟进步了。如果时代一点儿没进步，我们经历过的，你们再经历一遍，我敢肯定，你们比我强不了多少。打你们几百万‘右派’，你们这一代也会发蒙的。不蒙才怪呢！”
我不说了，尽管我心里并不完全苟同他。我知道，我再说什么，又全引起他许多别的话。可爱的老汉（我这么称呼他）屁股沉得很，每次到我这儿，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他问：“你还听不听了？”
我说：“我这不正洗耳恭听嘛！”
他笑了笑，说：“你若写小说，稿费我提成。”
我发誓地说：“我才不写呢！我对‘右派’题材毫无创作冲动。你干脆别痴心妄想。这些个陈糠烂谷子，谁看啊！我耐着性子听你唠叨，是因为你非要带我去见你那位老朋友，而我不过希望对一个新结识的人了解得多些。”
他说：“我要对你讲的，也主要是后来的事儿，后来，我们把他忘了。正应了他那句话。人想不忘谁，就忘不了。想忘了谁比想记住谁容易得多。忘，或不忘，纯粹是主观支配的结果。一旦想明白了记着的徒劳无益，自寻烦恼，没有意义，等于自己给自己增添心灵负担和精神砝码，彻底忘了，就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真的。真的忘了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别说朋友之间，生身父母又怎么样呢？救命恩人又怎么样呢？刚死的时候，我们记着，因为记着而忧伤，而郁郁寡欢。日子一久呢？我们就难免会常常对自己这么说，反正他们已经死了，人死了是再也活不了的。心里永远记着不忘，那又怎么样呢？莫如忘了吧，于是就忘了。你说是不是呢？……”
我说：“你们是把他当成一个死掉了的人了？”
他说：“你也可以这么认为。总之，我们终于彻底把他忘了。”
我说：“终于？”
他说：“是的，终于。后来我们也不太聚会了。偶尔聚会，也没谁提到他了。这倒不是我们互相避免提到他。而是，的的确确地，似乎都把他忘了，仿佛我们从来就不曾有他那么一个朋友。我刚才已经说过，忘了一个人、一件事，是很容易很容易的，是最简单不过的。张洁写过一篇挺轰动的小说，叫《爱是不能忘记的》，对不对？是叫那个题目吧？张洁描写的那一种爱，是很古典的一种爱。某个搞评论的，认为那是现代的情爱观。那现代什么呢？不能忘记，那不是很古典吗？可惜我不是搞评论的。我要是，就从这个角度去评。能爱，能忘，这才是现代的。我那儿子，总唱一首流行歌——不求终生拥有，只图片刻占有。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才叫现代呢！那是打算背转身就忘了，还坦白地预先告诉你……”
我不由得看了一眼挂表，说：“‘老汉’，你扯远了。”
他说：“没扯远，我是打个比方。我们和他，几个男人和一个男人之间，感情基础不过就是人们所谓的友谊，又不是爱，念念不忘的，反而不太正常了不是？后来不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吗？我们这些年轻轻就经过‘反右’的人，都很胆小、很谨慎、明哲保身了。人们常说的，心有余悸。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在干校里了。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割麦子，工宣队的一个人喊我到队部去接电话。我问他哪来的电话，他说是文化部打来的。我一听心里直扑腾，惴惴不安。看他那样子又挺严肃，还不敢多问。接电话时开始是个女人的声音，问清楚了我的姓名之后，嘱咐我别放听筒，说不是她要和我通话，是她的‘领队’。我更困惑了。你肯定已经猜到了，是他……”
“是他？我可没猜到。”
“我当时更没猜到哇！我又怎么能猜得到呢？可他还不说出他是谁，非让我猜。说出他的名字之后，我仍没有立刻想起他是谁来。彻底把他忘了嘛！‘你忘了你认识的唯一一位歌唱家，你可不应该呀！’他这么提示我。我当然一下子就想起他来了。我的神经一下子就绷紧了。我看了一眼坐在桌子对面那位工宣队员，故意用一种比较冷淡的口吻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想和当年的几位好朋友聚一聚。别人的下落他一概不清楚了，费了些周折才找到我，让我替他通知。他好像一点儿也没听出我口吻的冷淡。而他的口吻，在我听来，倒是没比地热切。我问他到北京干什么。他说带队向文化部首长汇报演出。我一听愣了半天，怀疑他骗我，就技巧地问他住在哪儿。他说目前暂住文化部招待所，让我们第二天晚上都到那儿去找他。这就不可能是骗我了呀！但我的困惑却有增无减。寻思不通，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了？他何以又会成了‘领队’，何以又有了向文化部首长汇报演出什么的资格？我说我恐怕请不下假。他说这好办，让我把听筒给我们的负责人，他让部调演办公室替我请假。我狐狐疑疑地将听筒递给了坐在桌对面的那个工宣队员，他一边听，一边连说行，行，可以，没问题。放下听筒，便很宽厚地批准了我三天假。我那一种高兴没法儿形容。有机会逃避三天劳动也是幸运的嘛！我当时就给其他的人拨电话，一一告诉他们这件意想不到的事。他们当然也半信半疑。我发誓我告诉他们的一切都千真万确。他们也犯愁请不下假来，我就央求我的负责人，也就是那个工宣队员，替他们向他们的负责人请假。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这种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和工宣队的关系混得挺不错，所谓和平共处。他挺乐于给我这点儿面子的。工宣队和工宣队之间，事情就好办多了。何况，他含蓄地打出了文化部的旗号。那时代，你也知道，国防部、外交部，似乎都不算什么重要的部了。文化部的旗号，却是相当具有权威性的。几乎没费什么口舌，他就替他们一一都请准了假。放下听筒，他向我提出一项小小的回报，希望我能给他弄几张汇报演出的票。这当然一点儿也不过分了。汇报演出的团体的‘领队’是我们朋友，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尽管当时我和他都不清楚演出的是什么。但他仍很高兴。他说不管什么都去看。当年，能不能看上一场汇报演出，不仅是个欣赏机会的问题，还是某种资格的证明方式，是完全可以向别人进行炫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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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我们都按时聚齐在文化部招待所门口，他们几个和我的想法一样，都说别的先不去管，逃避三天劳动的确是一种幸运……
“我们原以为会见到一个比从前瘦弱得多的、营养不良的、脸带菜色的、身心憔悴不堪的人。没想到他反而比从前壮实了，肩宽了，胸也厚了。那分明是十多年体力劳动的结果。他脸膛黑了，却不见有明显的皱纹。有些旁人在场，我们不太敢主动对他表示过分的亲热。他可没什么顾忌，逐个儿拥抱我们，感慨万端地说我们都老了。他说的是实际情况。与他比起来，我们分明地都老了。身心憔悴的是我们，并不是他。那些旁人识趣地离开后，我们才开始向他问这问那。
“他说，他为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作出了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相当重要的贡献。他说‘革命文艺工作者’时，语气很自豪，仿佛从来就是无可争议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说他将八个革命样板戏，全成功地移植为二人转了。文化部调演办公室的一位处长，发现了这一可喜的文艺成果后，予以高度的评价。所以他有幸带队晋京汇报演出。他并不讳言他的‘政治污点’。他说由于他在劳改阶段表现好，第三年就摘掉‘右派’帽子了。劳改单位还十分鼓励他发挥一技之长，使他成为劳改单位的一名文艺骨干。他说他创作了几十首革命政治歌曲。有的还在电台播放过。他说，过几天，部首长将观看他们的演出。之后江青同志要亲自审查。江青同志如果满意，将指示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文献片。他说由于他对样板戏作出的这一重大贡献，他当年那点儿小小不言的政治闪失，可能被一笔勾销。还说，文化部对他这个人极感兴趣，想树立一个不但可以被改造好，而且可以被信任，甚至委以重任的文艺工作者典型。谈到这一点他颇露得色，仿佛他铁板钉钉地已然是那么一个典型了。分明地，他对能成为那么一个典型不但满怀信心，而且满怀憧憬。似乎这一点，正是他的一种梦寐以求的大希望。并且，更大的希望更宽广的个人前途，也必将从此开始。说实在话，他谈得不但使我们足以对他刮目相看，而且足以引起我们的暗暗滋生的嫉妒心理了。因为，与我们相比，他是一个满怀信心、满怀憧憬、大有希望的人。在当年，能找到这么一份儿良好的自我感觉的人并不很多呵。比如我们，就一个个活得心灰意冷的，根本看不到什么个人前途，也便没有任何信心憧憬可言，连什么时候结束改造，什么时候可能重新分配职业和工作，都是渺茫的、无法预料的。
“我们正听他们侃侃地谈着时，来了一位文化部的人。看样子是一个相当于处长角色的人。那人将他请出去谈了十几分钟。他回来后更加神采奕奕、沾沾自喜。他说部里的首长很关心他，派那位同志来看看他的情况。那位同志吩咐服务员给他调了一个安静些的单人房间。接着抱怨了几句他目前住的这个三人房间条件太差，说‘和下边的人住在一个房间，总是有诸多不方便之处’，又说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从现在起部里‘替我’包下来了。他说的是‘替我’，说的不是‘替我们’。于是他就请我们到会议室去接着聊。而他的一个‘下边的人’，替他将他的东西拎到单人房间去。
“似乎完全是由于环境变了，气氛也随着变了。拘谨和最初的陌生感消除了。这主要是指我们这方面。他并不拘谨，对我们也没有陌生感。我们对他的亲热度开始上升。他愉快地享受着这一种久别重逢的亲热。开始有人嗫嚅地试探性地问他，能否提携我们一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能否关照关照我们这些落魄的朋友，比如早些结束思想改造的时日，分配到某一个文化艺术单位去。我们之中有搞理论的，有搞评论的，有搞创作的，都盼着有朝一日重握笔杆子啊！叫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都寂寞得早就愿当驯服工具了。只不过不知具体该向谁去表这份儿忠心。而且，都唯恐被永远扫地出门……
“他说这是责无旁贷的。他说他心里一直对我们充满了感激，能有报答我们的机会，是他非常高兴的事。他一一指着我们，说你当年给我的回信，收到了。你当年寄给我的东西，我也收到了，还有你、你、你……信、东西，当年都收到了，甚至背出一段段令人感动的话，说都是我们信中的话。还说你寄给我的是鞋，你寄给我的是衣服，你寄给我的是围脖，你寄给我的是棉手套，你寄给我的是茶和糖……
“听他如数家珍地说着，我们面面相觑，一个个都极不自然。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没给他写过回信，谁也没给他寄过东西。我们开始以为他是当面变相地谴责我们，渐渐看出不是那样，看出他很真诚。那是一种毫不掺假的真诚，更不是虚伪，绝对不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也不便道破了问。一个个暗自地惊诧而已，一个个地讪笑而已。后来我们也就变得都自然起来了。他明明说他收到了，我们干吗还总内疚当年没寄呢？没寄他能收到吗？那岂非见鬼了吗？于是我们都开始确信，我们当年都给他回信了，都给他寄东西了。何止回过一封信？何止寄过一次东西啊？我们之中有的人，被自己当年对友谊的始终不渝，以及被他的誓心以报，感动得泪眼汪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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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认真很负责任地问我们各自都是些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一一告诉他，都没什么非改造一辈子不可的问题，只不过就是对文艺队伍的普遍性的改造而已。请他务必相信我们，我们向他保证，绝不会明明有严重的问题对他隐瞒，使他因企图拉我们一把而失去刚刚获得的信任。
“他说他相信我们不会坑害他。他说等他真成了‘典型’，真的被委以重任之后，运用他自己的那一部分权力或凭上边对他的信任，拉我们一把，似乎不该是什么太难的事儿。
“渐渐地我们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憧憬、充满了希望。我们众星捧月地围着他，向他倾诉自己的种种苦闷，谈得忘了时间。
“最后他不得不提醒我们该结束了。他给我们每人几张观看汇报演出的甲类票。其他的人高高兴兴地告辞而去。他单单将我留下了，说还要和我再聊一会儿。他们知道我和他那一层较特殊的关系，都抱着充分理解的态度。那种态度中不无失落的成分。
“他和我抵膝而坐，执着我一只手，说留下我，是要交给我一项任务，也可以说是有求于我。这使我有些受宠若惊，连连回答说愿意鼎力相助。他说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大事——首长审查了汇报演出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肯定发表大块评论文章是自不待言的。但是最好呢，再配发一两篇工农兵群众的观后感。他没说完我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我说可惜我不是工农兵群众呵！他说那没什么。他说他一向十分欣赏我写评论的文采。他说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非我莫属。他说‘一工人’‘一贫下中农’或‘一革命战士’，随我怎么署都成。他说部里的同志也交代过了，他可以推荐一两篇这样的文章。他说这一方面也是为我好。我写了，他将来替我开口，也就会顺利多了。我一想可也是，一言九鼎地答应了。
“我问他：‘嫂子可好？’
“他一愣，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低声说：‘她不在了。’
“我便陷入一阵悲伤的沉默。我又问：‘嫂子怎么……就不在了？’他说：‘是病故的……’我说：‘对不起，他们都没问起，我却不能不问一句啊！’
“他将一只手重重地搭在我肩上，垂下目光说：‘我明白，我明白。比起他们，咱们的关系，毕竟又深一层啊。今后就好了。今后……我们又会像当年一样，常常聚在一起了。我不是又回到你们中间来了吗……’
“分手时，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
“汇报演出是在民族文化宫礼堂进行的。时间照例延了十多分钟。忽然有人起立，有人鼓掌。鼓掌的人并不多，起立的人却很多，踮起脚伸长脖子往前看——据说是于会泳一行人光临了。
“那天晚上演出了《海港》和《奇袭白虎团》片断。传统的二人转不过是两个人的对唱形式。我们看到的却是大剧片断。样板戏中该有的人物舞台上一个也不少。场次与场之间，必然插入一段地道的二人转，扮演类似莎士比亚戏剧中串幕人的角色。乐池里有三十几人的配唱队。‘呼嗨呀呼嗨’唱出中、高、低音部与和声部。台上的演员也时不时地‘呼嗨’起来。总之我们有幸欣赏到了最为不可思议的东西。如今回想起来甚至觉得那是很惊世骇俗的。
“演出结束后，前排几个人登上了舞台。究竟有没有于会泳我也没看真切。他们与演员一一握手，说了些什么，便有演员激动万分地将‘首长’的话宣告给大家——演出是成功的，艺术效果是良好的。不但有助于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对民间曲艺形式也不失为一次大胆的改良和革命性的改造。这样的评价当然是很高的。于是台上台下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有信心去向我们的朋友表示祝贺，可‘首长’要和他们接着座谈，我们只好作罢。我们的朋友在那种兴奋的情况之下心中仍想到了我们，派人给我们传话，说部‘首长’捎来了江青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过几天也要亲自观看演出……
“我们都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仿佛他的成功也有我们的一份功劳。我们的三天假期已经过去，没有更充分的理由再续假，便回各自的干校去了。一心静候他的更令人鼓舞的佳音，以及他可能也带给我们的好消息。
“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评论。十几天过去了，却再没接到他的电话。我经受不住期待的考验，往文化部招待所挂了一次电话。服务员以冷冰冰的语调告诉我，他和他的演出队已离开北京了。我说这不可能，她说没工夫跟我啰唆，将电话放下了。
“我又请了一天假，亲自到文化部招待所去刺探究竟。果真人去室空。想从服务员们口中获得点儿情况，他们却讳莫如深，一问三不知。
“后来渐有‘小道消息’流传，传到了干校。说江青真的看了一场汇报演出。说并没看完便怫然而去。说她大为恼火，认为是对她苦心孤诣培育的样板戏进行公然的肆无忌惮的糟蹋。说她还极其伤心，掉了几滴眼泪，认为她播的是龙种，结果收获了跳蚤……如今无法考证了，也没什么考证的意义，难免有水分。但实际情况，大概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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