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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27章 档案
    萧文琪四十九岁了,是位画家。

    他以前虽然也挺有名,但那名气只不过局限在省里。近五六年,名气一天比一天大,不仅在国内连续获奖,在国外,具体说是在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成功地举办了五次画展。法国的画商很看好他的画,法国的富人们也很喜欢买了他的画收藏,所以三年内他竟令同行们羡慕地在法国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一次是在巴黎举办的,一次是在戛纳举办的。他的画展在戛纳开幕的那一天,正巧是电影节闭幕的那一天。借戛纳电影节的人气,影响比在巴黎举办的那一次还要大。总之,时来运转,颇有点儿如日中天的意思。

    萧文琪是位勤奋的画家,一天不画,就失魂落魄的。作画之于他,简直可以说是患了一种绝症,没药可治的。然而近日,有件事却使他不得不停止作画,认真对待,那件事就是——辩诬。

    除了作画,萧文琪几乎对一概之事都不太放在心上,包括名利,包括飞短流长。其实他比较地淡泊名利。他勤奋的动力也根本不是名利思想,而是本能,好比蚯蚓钻土。他的名气也只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同行们很明白这一层,没谁对他的时来运转看不下眼去,非暗中捣他一鬼不可。何况他也不是那种春风得意马蹄歪,一有了点儿名气就以浮名做人,尾巴翘到天上去的家伙。他天生是个谦虚之人,在同行中颇有人缘儿。同行们反倒替他庆幸,都说“老蔫也该有出头的一天了,要不一辈子岂不让作画这件事给毁了吗?”或说:“老蔫从前好可怜,他有今天咱们看着也高兴。”同行们说的差不多都是心里话。时来运转,也就是风水轮流转,下次轮别人、各领风骚二三年呗。画家们那都是些对人生运数参得多么透的人啊!羡慕归羡慕,但谁也犯不着嫉妒他那点儿来之不易的浮名漂利。再说,这个省积淀了很厚实很悠久的绘画艺术传统,从古代至近代至当代,大家林立,俊才辈出,他的同行们也皆非庸常之辈,大多数已早于他红过紫过名利双收过了。

    萧文琪又天生是个行为检束之人。嫖啊、赌啊那类有损名誉的事是绝对和他连不到一起的。他其貌不扬,才四十九岁,头发已然基本上秃光了。头又挺大,人又矮胖,扁平的脸盘上五官分散,眉毛太淡,眼睛太小,塌鼻梁。说他其貌不扬已经是很照顾着的一种说法了,事实上他比中国的某些丑星还丑。倒是四十岁以后,因为性情修炼得到家,脸上平添了一种豁达平和的超然之气,看去反而不多么丑了似的。他年轻时便有自知之明,敬避女色。三十四岁才结婚,娶了个小他六岁的农村寡妇,同时有了一个七岁的别人的儿子。那寡妇自然也不漂亮,却特善良。顺便提一句,“老蔫”是萧文琪的绰号。两口子一个善良,一个实在蔫乎,从前就靠省美术家协会发给他的那点儿中级艺术职称的基本工资度日,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拈花惹草之事也是绝对和他连不到一起的。在这方面,他的人生干净得毫无浪漫,更无所谓绯闻。干净得让别人都替他沮丧。坑蒙拐骗之事也绝对沾不上他的身。他只被别人坑蒙拐骗过。他先天的弱点不仅是丑,还有一条是轻信。一向总将人心往好处想,虽然有时也发“人心叵测”之叹,但叹过就算,一如既往地看人看事。无偿献血啦,赈灾啦,为救助失学儿童义卖作画啦,萧文琪从不落后……

    那么,他究竟由于何事辩诬,并且犯了倔劲儿,自认为非辩不可呢?

    说来话长。

    十年前,萧文琪三十九岁的时候,省美术家协会新领导班子组成。为了能给美协创点儿收,给会员们谋点儿福利,软磨硬泡,死乞白赖地从省委宣传部“榨”到了四十万元钱,成立了一所业余美术学校。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想学,只要交钱,都在录取范围。新官上任三把火嘛。省委宣传部批拨了那四十万元是极不情愿的。当场面对面下达给美协一句话:只许赚,不许赔。赔了,以后一分钱也甭想再申请到!美协对那四十万的前途岂能掉以轻心?对那仿佛被成功地骗了一次钱似的所发的告诫,岂能不高度重视?于是呢,开了一次核心会,又开一次,再开一次。这次请文联党组的头头参加,下次请教育局教委的同志列席;左一番研讨,右一番斟酌,终于形成集体的协议——投!也就是敢往业余美术学校花了。实际上当时有点儿骑虎难下,不投不行了。因为租校舍的合同已经签了;招生广告已经在报上发了;而且,不少报名者已经形势喜人地找上了门。十年前仍是“交学费”这种理念流行着的年代。但对于一个省的美术家协会,“交学费”无疑是一种犯罪思想。谁的头脑里也不敢把那四十万当学费看待。谁都掂量得出它的分量。一旦有什么闪失,上边一恼火断了奶,什么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统统都得完蛋。所以,委派已经离休的上一届美协主席及在职的美协党委副书记和一位副主席,亲自挂帅担任业余美术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不消说,他们都是党很信任的好同志。而他们,一致强烈地要求,再增派一位可靠的,绝对服从他们领导的,能挑起大梁独当一面的实干家式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们都认为非“老蔫”萧文琪莫属。萧文琪是个丑人不假,但他是个正派人,那也是有口皆碑的。这时萧文琪艺术创作方面尚一无成就。他不是学院出身,是“文革”前从青少年业余美术爱好者中选拔到美协重点培养的艺术苗子之一。“文革”一开始,那批苗子就整批地被视为“黑苗子”了。其实呢,原本都是些初中或高中里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一被“文革”视为“黑苗子”,就都急了,为证明自己不是“黑苗子”,造起反来凶得不得了。独萧文琪自己,并不那样。他家在农村,他卷起铺盖回农村当“半拉子”,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去了。所谓“半拉子”,就是说还没到成年,一天再怎么干,最多只能挣成年人一半的工分。他偶尔也进城,到美协转转,看看,到这位于老师那位李老师家里,送去新鲜的菜蔬。接着出示自己的习作,请教指点,不管对方是不是已经被当时的政治打入另册了。他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不怕受牵连,也不在乎受牵连。而对方呢,感动于一个农村的孩子对绘画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虔诚追求,倒也乐于暗中引导。甚至送些画册、纸笔、颜料之类的给他。挂帅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范大宣,当年是美协的才子,专画工笔仕女画,在全国已是位数得着的名家了。所以“文革”中被斗得也最惨。他被斗得没处躲没处藏的日子里,萧文琪偷偷地将他接到农村自己家里掩护了一个多月,持弟子礼,待为家中上宾。“文革”一结束,那些因被视为“黑苗子”而一心想证明自己是“红苗子”进而大造其反的,又几乎整批地被扫地出门了。十来年中他们只造反了,只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瞎起哄了,艺术方面毫无长进,也就只有接受被无情淘汰的命运。范大宣是位好人,心里始终想着萧文琪。当选为主席后,一封信,将萧文琪火速召去。萧文琪那一年已成了地道的农民。不再是“半拉子”了,挣全分了。他也不知范大宣为什么急见他,但总之还是要请教一番的。去美协时带了二十几幅画和半麻袋玉米。那是秋季,玉米才熟,城里人都爱吃个新鲜劲儿。范大宣当即吩咐妻子将玉米东家西家分了,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看萧文琪的画。再接着挽留萧文琪在自己家里住两天。萧文琪说:“范老师,不行啊,忙秋收呢,我在您这儿住不踏实啊。”范大宣说:“那,一天行不行?就住一天!这是我对你的要求。我这么要求,自然有我的道理。”萧文琪不便多问,一脸困惑地勉强答应了。就在那一天,范大宣召开了一次领导班子会,将萧文琪的画挂满了会议室四壁,余下的铺展了一地,希望大家明确表示——萧文琪够不够资格被重新招进美协?他原以为将费很多口舌才能说服大家,没想到大家表态表得非常痛快——够啊,怎么不够?美协有培养美术家的义务和责任嘛!当年的一批中竟有这么一个没被“文革”糟蹋了,是咱们的欣慰啊!其实,领导班子里的另几位,也和范大宣一样,对萧文琪有值得感激之处。即使没和萧文琪接触过的,也耳闻过他在“文革”中的好口碑。谁都想成全一个善良的农村青年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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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大宣自是喜出望外,会议一结束,大步流星地回到家里,搓着双手,兴奋地告诉萧文琪:“从今天起,你是我们省美术家协会的人了!”

    萧文琪眨眼发愣,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是:“那可不行!我家地还没收完呢!”

    范大宣笑了:“说从今天起,并不是从今天起就不许你回家。我也不留你,你现在就可以回家去收秋嘛!”

    萧文琪这才寻思过味儿来,喜忧参半,又说:“可我是农村户口啊!”

    范大宣安慰他:“这你别发愁。你的户口问题,当然由我们来解决。省里的美术创作队伍要发展壮大。你来了以后,一定要安安心心地提高创作水平。”

    萧文琪就感激地说:“我一定为范老师争气。”

    范大宣教诲道:“不要这么说。不是为我争气,以后要为咱们省美术家协会争气。”

    两个月后,萧文琪正式报到了。

    然而他的户口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处处受到阻碍。幸而有范大宣经常过问,一年以后总算落实了。那时,美协新班子面临粉碎“四人帮”以后方方面面的工作调整,而大多数会员,艺术创作的冲动被压抑了整整十年,都一头扎进自己的创作计划里去,没谁愿协助机关做什么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范大宣无奈,接下来的两年,就只能将萧文琪当成一名美协的机关工作人员来支唤。而萧文琪并无怨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陪同范大宣去看望住院的老同志,组织平反大会、追悼大会等事务性工作。总之,比当农民的时候作画的时间还少了。但萧文琪因为内心里感激着范大宣对自己的厚爱,倒也无怨无悔。创作一荒疏下来,三四年便见了分晓——别人的水平上去了,他本来功底就欠扎实,水平大大地退步了。某些日子,即使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竟也不敢落笔作画了。再接着他父母先后去世。他是个孝子,正所谓“子欲孝而亲不在”,整整一年跨不出悲痛的阴影。再后来,他似乎不想继续作画了。整天地足不出户,闭门谢客。别人都以为他从此颓唐了,事业上没希望了。其实他是在背地里研究大师们,从头补基本功。刚有所悟,并找到了新的感觉,美协又开始盖楼。范大宣唯恐那一过程生出什么腐败,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当基建临时办公室副主任,替自己监督着,顺顺利利地将宿舍楼盖起来。他沉默良久,点点头说:“范老师您放心,我当。”

    那幢楼盖了两年,分了一年。

    其间虽然出过这样那样的事端,但楼毕竟盖得令美协上下都很满意。账目经过了两次例行的审查,清清楚楚,受到了审核单位的表扬。

    分房子的时候,他结婚了。

    因为他劳苦功高,领导班子建议,奖励他一套三居室。

    他没接受,说那不好,说怎么轮也轮不到他住三居室啊。

    他只按分配实际人口标准分到了一套两居室……

    从美协主席位置上退下来,挂任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范大宣,又想到了萧文琪,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他已不好意思去跟萧文琪谈。和萧文琪谈话是新上任的美协主席。

    谈完,萧文琪说:“容我考虑考虑。”

    主席说:“这也是范老的愿望。你只是过去给他当名助理的角色,牵扯不了你多少精力的。教别人,正好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嘛!”

    萧文琪听了,沉吟片刻,郑重地回答:“那我不用考虑了,我当。”

    于是他成了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助理。一种没有正式干部级别的角色。三位领导他的人,乃国家任命的正局级、副局级。教务长觉得,即使从工作需要考虑,还是给校长助理一个级别为好。于是范大宣说:“那就是副处吧!”——于是萧文琪的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名片,学校给印的,助理的头衔后边,括号里是“副处级”三个字。萧文琪感到不安,拿着问教务长:“这合适吗?”教务长笑道:“别认真嘛。”

    萧文琪也就不认真了。

    然而办学校对于他们,毕竟不像作画那么得心应手、轻车熟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起初一切还算顺利,生源也不少。半年后就不行了,坐四五十人的教室,空三分之二座位。不是他们课讲得不好,是由于几家大厂裁员,失业人数骤增,不安定气氛笼罩城市,人心惶惶。艺术的民间普及教育没了良好的经济背景,自然备遭冷落起来。租校舍的合同却一下子签了三年,生源不足也只能撑着,不能散摊。散不散摊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两年后,硬撑撑不住了,不想散摊也得散摊了。结算下来,四十万全赔光,还欠了几万房租。那时的人心,受着商业时代初潮的冲卷,已是变得很浮躁了。浮躁的人心,必然生出些阴阴暗暗来。于是揭发信雪片儿似的寄往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对范大宣是很信任的,起初替他捂着盖着,却适得其反,揭发者们进一步把揭发材料寄到省纪委去了。四十万元在别的地方可以说是交学费了,但在省美术家协会这样一个单位,却意味着是一桩经济大案。一分钱也不能创收,年年由省里拨款养着的一个单位,拨给四十万元办学,学校没办下去,四十万元说没就没了?没了得一笔笔说清楚怎么没的啊。何况有一封封揭发信!于是省纪委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到美协进行调查。贪官已经揪出来些了,企业蛀虫也抠出来几条了,似乎就艺术家们的清白不受怀疑了。艺术家们在经济问题方面就肯定是些一尘不染的人吗?不信的人多,信的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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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查账。而那账也的确经不起查。会计是公开招聘的,为了自己挣份工资,两年来一向报喜不报忧不说,也肯定往自己兜里揣过钱的。

    然而那会计事先听到风声,逃之夭夭,从城市里蒸发了。

    于是范大宣等三人,连同萧文琪,面对调查组的同志,得给个说法。怎么招聘了那么一名会计?会计和你们个人中有无特殊关系?经这一问,副校长脸上就淌下了冷汗。会计和他沾点儿亲,是他妻子那条枝蔓上的一个侄女。这一点范大宣心里清楚,教务长和萧文琪心里也清楚。范大宣和教务长不好说什么啊,只有沉默。副校长不敢实说,吭吭哧哧的那样子很可怜。副校长也是美协的副主席嘛,业务上一般般的老好人,熬到副局级容易吗?实说了,给个处分咋办?一撸到底咋办?萧文琪看着副校长,心里顿时产生很大的一种同情。

    他不由得说:“会计是经我考察确定的。”

    范大宣三人的目光,就一起望向了他。

    专案组的同志问:“你怎么考察的?你认为她是一名称职的会计吗?”

    萧文琪回答:“我也没怎么考察,我不懂会计业务。听她自己说她干过会计,又见她有证,我就信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说,“由这件事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应负全部责任。”

    专案组的同志说:“我们查账的结果是,有六笔共三万多元假账,你的意思是你要代她全部退赔?”

    萧文琪一下子被噎住了。

    范大宣急了,赶紧说:“我是第一把手,用那名会计也是我同意的。论责任还轮不到他全部承担。”

    副校长和教务主任也急了,都赶紧说:“是集体决定,集体行为,集体犯错误,责任人人有份。”

    专案组的同志又问:“两年多以来,你们吃掉了五六万元,还有些白条子。总共才四十万元,你们怎么忍心?”

    萧文琪听了不顺耳,绵里藏针地说,他的体会是——起初学校办得顺利时,还不需要请客吃饭。倒是越办不下去了,越撑着想要起死回生地办下去,越是不得不一次次请客吃饭了。他说依他的总结,这是条规律……

    专案组的人不高兴地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奇谈怪论!”

    萧文琪也不高兴了,顶撞道:“被判死刑还允许把话说完呢!”

    专案组的同志更不高兴了:“那好,我洗耳恭听。你说吧,说吧!”

    不料萧文琪说的却是这么一句话:“我是校长助理,具体事都是我经办的。他们只不过听听我的汇报。我再强调一遍——判刑,判我;多少年,我认。”说罢,竟起身而去。

    范大宣语调严肃地叫了他一声,他也没理。他满肚子委屈,也生气。不仅替自己感到委屈,还替范大宣他们感到委屈。当初四个人都不愿意的呀,是被动员,也是出于想替美协闯出条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路,才一脚迈下“海”的呀!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想把学校办好的嘛!没办好搞黄了,那也不是由于大家一起贪污啊!除了那名会计,四个人经济上都很清白,这一点萧文琪心里最有数。但也有连他都觉得嘴软的地方——五六万元明摆着是四个人轮流陪吃而吃掉的;四个人也都报销过一些出租车费,究竟因公因私已无法说清。非说次次都因公,别人不信,也就有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四个人都轮流给学员上过课,一堂课这么三十元课时费,学校仍继续办着,别人也没什么说三道四的理由。但学校办垮了呀!你们把四十万全赔进去了把学校都办垮了,你们当初还一个个好意思拿课时费?!岂不是正应了那句话——赔了公家,肥了自己吗?

    萧文琪好不窝火!

    转而又一想,当初是碍着范大宣的面子,才不知深浅地一脚迈下“海”的。范大宣对自己有恩啊!罢,罢,罢,常言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能怨,不能悔。怨谁呢?悔又如何呢?

    萧文琪连夜写了一封长长的“交代材料”,第二天交给了专案组。将一切一切凡是自己能承担的责任,一概地往自己身上揽,明明揽不到自己身上的,拐弯抹角地硬揽。他这么做,范大宣他们三人谁也不太知道。他是替他们考虑——范大宣是省政协常委,他成心保之,不愿范大宣委屈地背黑锅,玷污了清名;副校长心眼儿窄小,若受个处分或被从美协副主席的位置上撸下来,人生定一蹶不振。副校长受不了那个。教务长是美协副书记,眼瞅着要接班当书记了。若因为责任追究当不成,也太冤枉。他想唯他自己是个没职务没荣誉头衔的人,还是个党外的人,能多担待就多担待点儿吧。虽全心全意了而竟落个无功揽过的下场,自己都无怨无悔,有关方面量也不至于把自己怎么样的吧?

    隔了一天,调查组的两名同志和美协打了声招呼,说调查已经结束,不张不扬地走了。

    又隔了两天,省委宣传部长派车将范大宣接了去,谈了一上午,并留范大宣共进午餐。

    范大宣一回到家里,就用电话将萧文琪等另外三人请到家中。开门见山地说:“咱们四个摊上的事,省宣传部省纪委的领导碰了头,统一了看法,认为什么事都有大环境决定着,也不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失败了就论罪。四十万元打水漂了虽然遗憾,但还是相信我们经济上是清白的。让我转告你们几位,民不举,官不究。既然有揭发信,有关方面不可能不调查一下。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希望咱们从此都别背上什么思想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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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于是各自松了一口气。

    范大宣又看着萧文琪说:“难为你用心良苦,把什么责任都一厢情愿地往自己身上揽。别看调查组的同志当面对你凶巴巴的,背后却评价你挺仗义。”

    萧文琪听了,很是欣慰。

    另外二人,这才明白调查为什么结束得那么突然,心中自是对萧文琪感激不已。

    接着,四个难免猜测一番——究竟是谁写的揭发信呢?你猜我否;我否你猜。猜了一阵子,难以断定是哪一位。范大宣毕竟是当过主席,那时就表现出很可敬的修养,他说:“咱们也别聚在一起乱猜了。没凭没据的,背地里将自己的同志们乱猜一通,不好。离开了我家,以后更不许再乱猜。咱们赔光了党拨给的四十万元,没能把学校办下去,也得允许人家怀疑怀疑啊!”

    萧文琪等三人连连点头,都说对,对,言之有理,以后绝不乱猜……

    话虽这么说,除了萧文琪,另外两个人心里,免不了还是经常乱猜的。他们越断定不了是谁,疑心的范围也就越大。从此变得言行谨慎,对谁都怀着几分不信任了,落下了后遗症了。

    萧文琪为什么就不乱猜了呢?

    因为人们见了他,似乎比先前还对他友好。那种友好中,流露着对一个仗义的人的几分敬意。在民间,在普遍的人们的非政治非官场意识里,评价人另有一套民间的标准。萧文琪不是一个政治化的人,又远离官场,所以对政治怎样衡量自己,官们怎么看待他,是很不以为然的。相反,他对自己在民间的口碑怎样,倒是格外地在乎。

    他心里明白人们为什么以友好加敬意的态度对待他。

    他因而感觉很好了相当长一段日子。

    范大宣彻底地赋闲在家了,萧文琪也就彻底地从他信赖的绳下获得解脱,终于又可以整天埋头作他的画了。他后来艺术上获得的成就,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范大宣只要看到萧文琪,就抱歉地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么多年,都是我耽误了你的事业,你可得原谅我。”而萧文琪则说:“范老师,别这么想。不是你当初厚爱于我,我至今肯定还是农民。我一辈子感激你。”

    ……

    再说萧文琪写的那份“交代材料”,调查组方面并没太当回事,不久转给了美协党委,加了一行批语是——“请单位处理”。接着,不知怎么,就到了另一位副书记手里。他抓行政和人事一摊。有天他就拿着给美协主席看。美协主席兼着书记。

    他问:“老蔫这份交代材料,怎么对待呢?要不要专门开次党委会研究一下呢?”

    美协主席见他表情那么严肃,口吻那么认真,反问:“你觉得有必要吗?”

    他说:“怎么没有必要呢?没有必要,纪委方面批上‘请单位处理’?”

    美协主席说:“我理解,‘请单位处理’,就是请你们把它还给萧文琪同志。”

    他说:“不妥吧。如果上边没有省纪委的批示,另当别论。可已经有了,那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更不能随便还给老蔫了。”

    美协主席不明白他的意思,沉吟良久,反问:“那,依你呢?”

    他说:“还是要开次党委会,研究研究,作出一个集体决定。”

    美协主席有点儿明白他的意思了,心里暗骂一句,嘴上却装糊涂地问:“研究什么呢?你认为该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

    他说:“根据老蔫这份交代材料,怎么也该给他个处分吧?这么做,那件涉及四十万元的事,才算有了一个处理结果啊!”

    美协主席觉得萧文琪是个不错的同志,而且为美协做了不少实事,岂忍别人凭短短五个字整他一把?想了想,也严肃认真地说:“我看就不要专门开一次党委会了吧!你征求我,我的意见是——免去萧文琪业余美术学校校长助理的职务。”

    这其实不等于任何意义上的处分。

    因为当时本就非是什么正式任命的职务。因为学校已经散摊,校长都没了,还有什么校长助理呢?

    负责人事的那位党委副书记还想说什么,美协主席终于不耐烦,皱眉道:“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吧。老蔫是揽过于己,你又不是不知道。”

    负责人事的那位党委副书记不管美协主席耐烦不耐烦,临走说:“那我就按你的意见办了!”

    ……

    当晚,美协主席回到家里,想想那位党委副书记的态度,觉着是回事儿,忍不住在电话里告诉了他的前任范大宣。二人关系一向不错。

    范大宣说:“他那个人,阴阳怪气。三天不开会,他在美协就是个闲人,别理他!”

    范大宣不觉得是回事。

    第二天他散步时碰见萧文琪,想告诉萧文琪,可话到唇边又咽回去了。他做人的原则和他的党性原则,使他觉得不可以告诉萧文琪。

    萧文琪自然也就蒙在鼓里。

    负责人事的那位党委副书记姓张。张书记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除了相信他自己,以及一切职务比他高的领导对党是忠诚的,觉得另外的其他一切人,对党的忠诚那都是大打折扣的,甚至是怀有二心的。他是为了升半级从人事部门托关系调到美协来的,当初还受到范大宣很不客气地抵制。范大宣是个清高的人,抵制了一下没抵制得了,却自从他到美协那一天起就冷淡看他。其实这完全是他单方面的误解。范大宣虽然清高,但绝不是个傲慢之人。他只不过天生一张冷脸。如果他不笑,如果他正看着你,如果你与他不是很熟悉,你也许会以为他在生气,而且莫名其妙地生你的气。其实他只不过是在看着你,呆呆地想着他自己的什么心事罢了。张副书记不了解范大宣,就以为范大宣把他当成了对头。难道不是对头吗?要调来之前进行抵制,调来之后又不理不睬。顺理成章地,他也将范大宣当成了领导班子中的一个对头。而范大宣则浑然不觉。范大宣对张副书记并没有什么成见,更没什么宿怨。张副书记没调到美协之前,他俩素昧平生。他之所以抵制了一下,道理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美协一个事业单位,已有一位副书记了,再塞来一位干什么呢?用不着有两位副书记啊!他对于将文化艺术单位当成某些干部晋升的跳板,心里是很有意见的。但既然已经来了,他也就接受现实了。张副书记却不是将美协当跳板,半级半级地升不能满足他的愿望。范大宣当时兼着书记,而范大宣快退了。范大宣一退,书记的位置就空缺着了。张副书记是瞄着书记的位置才调来的。范大宣正式退前,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都来征求他的意见,提供了几个可以接任书记的人的名字,请他谈谈看法。名单中既有张副书记,也有现在的美协主席。他说依他两届八年领导美协的体会,还是主席兼书记好,日后减少了许多可能产生摩擦的因素。美协是个松散单位,又只不过是文艺单位,即使权力集中一点儿,也不至于会形成什么重大隐患。自己又当主席又当书记的八年多,不是也没把美协变成自己的专制王国吗?大家评说起来,不是也都承认美协是个气氛挺民主的单位吗?宣传部和组织部两方面,觉得他有他的道理,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当时的副主席后来成了主席,并且兼了书记。这就彻底堵死了张副书记想成为张书记的可能性。因为两职一身的第一把手,比他年轻十一二岁呢。这是张副书记心口永远的痛。他心口一痛,就暗暗把范大宣恨得咬牙切齿。不但认为范大宣是对头,简直还认为范大宣是敌人了。但范大宣根本料不到这些。因为他根本没考虑过,一旦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张副书记的感觉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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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决定了要用四十万元投入办业余美校之后,张副书记推荐了一个能人,说那能人已经成功地办起了几所学校,办学的经验别提有多么丰富。当然,没说那能人是他妻弟。公而论之,张副书记的妻弟,真算得上是能人,也确乎成功地办起了几所学校。在这件事上,他倒没什么私心,只不过想为美协推荐个能人立一功,有点儿“举贤不避亲”的意思。可班子成员们当成了耳旁风,一致决定由范大宣去办。他们都这么想——太小瞧美协没人物了。办个业余美术学校,还需请什么美协以外的能人吗?没承想范大宣他们把四十万元赔光了,把学校也办黄了。

    张副书记认为,多大的责任问题啊!应该一查到底才对啊!有责任就有猫腻;有猫腻就有腐败;起码有损公肥私的勾当。他希望美协领导班子因那件事人人启危,互相揭发,结果一起乱了才好。他对省纪委并没有抓住不放一查到底很生气。但碍于省纪委牌头硬,生气也不敢表现出来,白生气而已。

    ……

    张副书记把萧文琪的“交代材料”给了档案室的一名女科员,对她说:“萧文琪这交代材料,你认真看一下。我和书记已经统一了认识,必须给他处分。都惊动省纪委了,性质是严重的。不严重也不能惊动省纪委。既然是严重的问题,就要有严重的事实。而事实都写在他自己的交代中了。你一条不漏地整理一下,形成一份处分文件。记住,要严格保密!……”

    美协也就这么一名档案保管员,是几年前的大学毕业生,未婚,姓乔。她不但认识萧文琪,还请萧文琪为她画过一张油画肖像。她听人们普遍都说萧文琪是个好人,所以不求别人,单求萧文琪。但萧文琪没照着她本人画,而是向她要了一张近照。他画了三张草图让她选出最满意的一张。画好之后,还亲手为她做了一个美观的框子镶起来,让她感动极了。接受了张副书记的任务,她就为难起来,觉得自己在偷偷做一件对不起萧文琪的事。但是张副书记亲自交代的任务,也就意味着是党组织交代的任务,不完成也不行啊。档案保管员都是党员,她也不例外。有党性原则约束着,她有心告诉萧文琪,却又不敢,怕受处分,更怕丢了工作。

    两天后张副书记亲自到档案室问起,她交了一份电脑打印的“决定”草稿。作为一份处分决定,它未免太长了,差不多有三千字。她怕短了张副书记看了不高兴,也怕罗列罪名的措辞不够强烈,挨张副书记的批评。张副书记坐下看完后,表扬地说归纳得还不错,只是格式不够规范,也长了点儿。于是向她要过支笔,当场修改了一通,删去些陈述句,增加了些“挥霍公款”“吃喝玩乐”“中饱私囊”“毫无责任心”之类的结论用词,最后以“致使国家四十万元无影无踪”一行文字结束。吸着支烟想了想,觉得还不够过瘾,又加上了几行字是——“又,该同志印大量名片,自封副处级干部,四处散发,有在社会上招摇撞骗之嫌”。思忖一阵,将“同志”二字划掉,改成“该人”。这才感到解气,叫当场就打印。

    那档案保管员一边打,一边暗暗地倒吸凉气。她感到,显然经张副书记这么一改,萧文琪就被一份处分决定妖魔化了。打到最后那几行字,她不禁扭头问:“张副书记,前边的内容都是从萧文琪自己的交代中归纳出来的,这最后一条,也没什么证据啊!”

    张副书记说:“有。”——言罢,由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正是萧文琪当“助理”时印的一张,嘱咐贴在萧文琪自己的“交代材料”的一角。姑娘见了那名片,不禁替萧文琪暗暗叫苦不迭。

    打完了。姑娘问,署党委,还是署他自己的名字?

    张副书记说:“他当的是校长助理,校长是范大宣同志,撤销助理职务,该署范大宣同志的名字为好。”

    于是小乔只得打出了“业余美术学校校长范大宣”一行字。

    接着,在张副书记的口授之下,又打出了“本人完全承认——萧文琪”一行字。

    小乔双手一停,就绵软在键盘上,再也举不起来了似的,仿佛不是打了两页字,而是刚刚被罚举重过,或被电击过。眼睛呆呆地望着显示屏上的一片字,她暗想,萧文琪从此完了。不说别的,单说以后的领导们,只要一翻他的档案,对他还能有半点儿好印象吗?她长长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她几乎是屏息敛气地打完最后两行字的。她忽然抖了个寒战。

    张副书记问:“你冷吗?”

    她小声说:“有点儿。”

    张副书记又问:“早晨没吃饭就来上班了吧?”

    她点了点头。

    张副书记就以又是爱护又是批评的口吻说:“一上午空腹,身上没热量,当然就会觉得冷嘛!你们年轻人啊,太不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长期不吃早饭一定会得胃病的。记住,早要吃好,午要吃饱,晚要吃少。”

    她笑了一下,说谢谢张副书记关心。

    张副书记又说:“这阴面的办公室,停了暖气到立夏这一段日子,最使人难熬。以后,我一定建议把档案室调到阳面的房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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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倒也不用,办公房间不是还不够用嘛。”

    张副书记说:“那也得调。我好歹是位副书记,这么件小事还是做得了主的。你是我直接领导的同志,我不爱护你谁爱护你?”

    小乔有意岔开话题,她说:“张副书记,您看哪里还需要改改吗?”

    张副书记说:“不改了,一个字也不改了。日期我来打吧,我也活动活动手指。”

    于是小乔起身让开座位,张副书记端端坐下,不太熟练然而兴趣盎然地打出了日期。

    客观地说,张副书记对萧文琪并没有什么恶感。非但没有什么恶感,甚至还觉得萧文琪这个人挺不错的。因为萧文琪每次见了他,都心怀敬意地主动打招呼,很是将他当一位领导者看待。他在那件事上的做法,完全是冲着范大宣去的。他当时想,你范大宣不是专和我过不去吗?萧文琪不是你范大宣的人吗?他不是特别仗义地替你范大宣揽过于己吗?那我就偏要在“处分决定”上署你范大宣的名字。“处分”有省纪委“请本单位处理”的批示为前提,“撤销助理职务”是第一把手亲口说的,“处分”内容有萧文琪的“交代”为依据,我的做法没错。既然撤销的是子虚乌有的“校长助理”之职务,而你范大宣又曾是美协主席兼党委书记,“决定”署你范大宣的名也不能说我别有用心。谁要认真起来,恐怕也最多只能指责我欠考虑吧?……

    想着,他心里就更加快意了。署范大宣的名字这一点,他觉得是自己很高明的一招。所谓一箭双雕,使彼此包庇者相互杀伤。

    但,当时毕竟已是九十年代初了,不是从前的时代了,他又是“老人事”,内心里十分清楚,那么一份“决定”,是不能在领导成员中通过的。倘他们看了,反而会要求就此事开一次严肃的领导成员会议。他也想象得出会议的气氛,大家一定都不拿好眼色瞪他。尤其不能让范大宣知道。范大宣知道了,兴许会当众痛骂他一顿。范大宣的脾气,他是有些怵的。也不能真的拿给萧文琪自己看。萧文琪虽然在接受调查组调查后写了那份所谓的“交代”揽过于己,估计那也是一时的仗义冲动;真要让他签字,并且还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决定”将入他的档案,他也会闹起来的吧?他一闹起来,自己不是就被动了吗?可没有本人的签字,入档是违反规定的啊!他想——不能入档。这点儿原则,他还是懂的。

    他让小乔给他人事公章,亲自盖上了。之后说:“小乔啊,这份‘决定’,暂时先放重要人事文件夹里。以后怎样,等我再告诉你。总之,没经我同意,不得给任何人看。你要以党性保证这一点!”

    小乔自是诺诺连声。

    他又与小乔聊了几句别的,大功告成地走了。出了档案室门,站在走廊,他也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仿佛胸中的一切郁闷都随之消解……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了,那份被夹在重要人事文件夹里的“决定”,仿佛实际上是一件与萧文琪的档案,与萧文琪这个人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东西似的。因为除了张副书记和小乔,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它的存在。

    在过去的年月里,小乔随丈夫迁往深圳。不久,据说又随丈夫去了美国。

    于是,只有张副书记自己知道那份“决定”的存在了。

    小乔走时,美协为她开了一次欢送会。挺有人情味儿的年轻人,大家都很喜欢她。“老蔫”萧文琪一向是单位活动的热心组织者。小乔的欢送会自然也是他提议他张罗的。也只有他张罗的事,大家才乐于捧场。那天美协的人几乎全到齐了,济济一堂。萧文琪代表大家说了几句动感情的话,小乔竟一下子哭了。她觉得那么多人依依不舍地欢送她,自己走得很体面啊。萧文琪还代表美协送给了小乔一幅很大的镶在框子里的油画。那时萧文琪的名气已经渐显了。范大宣说,那幅画值两万元。于是大家开玩笑,怂恿小乔转手卖了,两万多元另外买点儿什么不好。小乔接画时,含着泪低声对萧文琪说:“萧大哥,祝你一生平安……”

    在后来的年月里,萧文琪入党了。

    接替范大宣的美协主席有次很郑重地约他谈了一次话,开诚布公地问他为什么没写过入党申请书。他说自己也想入党的事,但怕自己差距太大,没好意思写。主席说,你写吧。党的标准不是完人标准。美协长期没发展新党员了。老党员退的退,死的死,组织在明显地萎缩。组织希望他成为美协的一名新党员。

    于是他就写了份申请书,通过得很顺利,连张副书记在讨论中也讲了他几条可贵的优点……

    在后来的年月里,张副书记与他的关系也亲近起来。并由此,与范大宣的关系也改善了。张副书记是因为向他讨画而与他的关系亲近起来的。有次张副书记对他说:“老蔫啊,你现在有名气了,你的画,舍不得送我一幅了吧?我这位美协的副书记,家里竟没一幅本省画家的画,别人问时,我都不知怎么回答啊!”

    萧文琪说:“舍得啊,有什么舍不得的。您以前也没朝我要过啊。现在您开口要了,就到我家选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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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气才大起来的萧文琪,那时对自己一幅画的商业价值究竟几许还不清楚。像所有的画家们一样,他起初孜孜以求的只不过是艺术上的承认。艺术上一旦被承认了,也就心满意足了,也就更加陶醉于艺术了。他们起初都是这样的。有人求画首先是自己高兴的事,意味着是在艺术上很被别人看得起的事。张副书记在他心目中是领导。虽然一向没什么接触,但毕竟是领导。此前其他领导们都向他求过画了,唯张副书记还没开过口。现在连一向接触不多的张副书记也开口相求了,他自然格外高兴。一高兴,扯了张副书记就往自己家走。他画了些小幅的油画,是专为送给求画者的。张副书记选了一幅之后,又相中了他一幅大的。那是萧文琪画好不久,自己感觉不够理想,还要改,而且自信能改得很好的一幅。所以他就有些犹豫起来。

    他说:“这幅,画得差。您要,我觉着送不出手呢。”

    张副书记说:“我喜欢风景油画。你要是舍不得,我不勉强你。你要觉着送不出手呢,我还非要这幅不可了。”

    萧文琪没话说了,就送给他了。那画还没框。萧文琪让他过几天来取,那时会替他做个框,镶起来。张副书记怕萧文琪后悔,岂肯过几天再取一次框,卷了就走。萧文琪急拦住他,他以为自己还没出门,萧文琪已经反悔了。不料萧文琪是提醒:“那幅小的也归您了呀!”

    张副书记万万也没想到萧文琪对他那么慷慨,从此逢人便说:“老蔫这人,实在哇。可交可交。”

    我们无法理解张副书记那时为什么不想想自己背地里对萧文琪做了什么。也许,他已经忘了那份“决定”了。毕竟,它没被真的塞入萧文琪的档案,他的良心并不是感到太大的不安。也许,他认为,现实中的萧文琪是怎么样一个人,这是一回事;作为负责人事工作的一位副书记,怎样“处理”当年那一桩经济公案,是另一回事。两件事儿不能掺和了。也许,他甚至还认为,那是思想工作原则性强的一种体现……

    张副书记还通过萧文琪自己要到了范大宣一幅画。范大宣碍着萧文琪的面子,不太情愿地给了。萧文琪看出了他的不太情愿,竟试图使范大宣变得情愿些。

    他说:“人家张副书记心里对你挺那个的,你选尺幅大点儿的给嘛!”

    范大宣冷着脸问:“他对我挺哪个的?”

    萧文琪说:“对你挺尊敬的。”

    范大宣又问:“是对我的画,还是对我这个人?”

    萧文琪说:“对你的画也怀有敬意,对你这个人也怀有敬意。”

    范大宣一味地接着:“你怎么知道?”

    萧文琪说:“他当我面几次这么说,要是能获得范大宣同志一幅画,四壁生辉啊!”

    范大宣冷笑道:“你说了半天,他还不是想通过你获得一幅我的画!?”

    萧文琪见范大宣拿起这幅看看,舍不得,放下;拿起那幅看看,也舍不得,放下,急了,推开范大宣,干脆自己选了一幅张副书记肯定会喜欢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卷了起来,边卷边问:“我真不明白,您对谁都不错,为什么偏偏对张副书记有成见似的!”

    范大宣又冷笑道:“不是我对他有什么成见,是他这种人,永远都会对我们这种人有成见!”

    萧文琪说:“您这不就是一种成见吗?”

    范大宣叹口气道:“文琪啊,你给我记住,他那种人,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他面上对你亲善地笑着,内心里却很可能在想,有朝一日他摆布你命运的时候,怎么整你,才能把你整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萧文琪不想再与范大宣争辩下去,反正画已在手,匆匆告退……

    张副书记获得了萧文琪的两幅画,又获得了范大宣的一幅画,于是便获得了美协更多位画家的画。

    他向他们求画时,每每这么说:“我已经有了范大宣同志的一幅画了,有了萧文琪同志的两幅画了,还很想得到你一幅画收藏,不知道有没有点儿可能?”

    他这么说,人家自然也就只有相赠了。

    不久,张副书记宣布,他将调到市里某一个区去任副书记了。虽然仍任副书记,但又升了半级,享受正局级待遇了。

    那时,他已获得了十几幅画。

    热心的萧文琪,照例张张罗罗地也为他主持了一次欢送会。他经济上已经翻身了,生活越过越好了,人也就越发大方。他自己掏腰包买了不少饮料、糖和水果、烟什么的,总之也使张副书记走得体体面面、热热闹闹的。

    范大宣没参加。

    过后他给萧文琪打电话说:“但我还是为把他从咱们美协欢送走了而高兴。我们这种人的幸运是,这几年没再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若搞,他那种人的可怕性必定显现出来。”

    萧文琪反驳不是,不反驳又深觉对张副书记有些不公。只得故意岔开话和范大宣谈当天电视里转播的一场球赛……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张副书记又到美协来了一次。那是在走廊里不太会碰到人的时候。他哪个办公室也没去,直接进了档案室。张副书记走了,美协也不再增补一位书记了。档案室已调来了一个男人,正科级,既是档案室主任,又是临时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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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看报,见张副书记进来,瞥一眼,不冷不热地问:“有事?”——他知道张副书记已经是正式办妥了调离关系的人,别的单位的人了,不太把张副书记视为领导了。他是个自行断了升官之念的男人,挺倔。

    张副书记感觉到了对方的冷淡。不自在地笑笑说:“没事儿没事儿,看看,看看。”

    档案室主任说:“看吧,但是请别乱动,我前天刚重新规整过。”

    张副书记这儿瞧瞧,那儿瞧瞧,搭讪着又说:“规整得很有顺序。很好,很好。哎我记得,这一格里,曾有一个文件夹来着,是吧?”

    档案室主任又在看着报了,头也不抬地应付着:“是吗?既然已经不在那一格里了,那么就是被我另放着了。”

    此话,使张副书记听来,不仅是在应付,而且简直隐含着这么一种大不敬的意味儿了——你都已经是调走之人了,还恋恋不舍地到这儿来“视察”个什么劲儿呢?

    张副书记更加觉得不自在,拖长音调“噢”了一声,似乎是在提醒对方——自己对档案室这种地方,仍拥有着可以延续几时的权力。

    档案室主任听出了他那一声“噢”的主要成分,终于放下了报,扭头问道:“您有什么指示吧?”

    张副书记赶紧说:“没有,没有,我都正式调走了,还那么不识趣儿吗?”

    档案室主任问:“您是不是想看一下那个文件夹啊?”

    张副书记张一张嘴,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档案室主任说:“你虽然高升了,但同时也是外单位的人了。按人事纪律的要求,如果您想看,就应当从您的新单位开一封人事介绍信来。或者,省点儿事,去请美协哪位领导指示一下。现在他们准都在办公室里……”

    张副书记尴尬了,脸微微地红了。

    档案室主任又说:“我觉得您是想看一下的。那就直言嘛!那就走动几步去找他们嘛!再不让他们谁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张副书记终于生气地憋出了几句话:“我不看!我什么也不看!我只不过对这儿有感情,我……我就是对这儿有种感情而已!……”

    档案室主任表情肃然地说:“理解,完全理解。当领导的,都对自己直接分工过的权力场有感情……”

    张副书记老大不快地哼了一声,转身就走。

    他走出去,站在走廊,发了一小会儿呆,回头看看门上方写着“档案室”三字的挂牌,一副打算落空心有不甘的样子。也许,他良心受到谴责,企图将那份名不正言不顺的关于萧文琪的所谓“处分决定”从重要文件夹里取走吧?也许真的只不过对档案室有感情而已,谁知道呢……

    张副书记其实是个很令人同情的人。调到区里去当副书记,也就是为了晋升名片括号里那个“正局级待遇”,费了他不少的心机和精力。还姿态卑下地四处求人,免不了也送了不少的礼。对于处长以上的干部们,调往哪一个单位,往往也要看那个单位的第一把手,或自己的直接上级的年龄。因为他们的年龄决定着自己以后仕途的前景。区委书记已经五十九岁了,眼见就该退休了。协助张副书记调转成功的人们,曾都信誓旦旦地向他许诺,同样能顺利地助他接替区委书记之职。而正在一切都似乎朝着足以令他如愿以偿的方面进行着的时候,节外生枝,有关部门收到了数封匿名信,揭发他在“文革”时期参与过对老干部们的迫害。他觉得冤枉,觉得自己当年的形象被歪曲了、丑化了,甚而被那些匿名信诬陷了。于是东找人,西找人,希望通过自己的陈述刷清自身,而所有的人似乎都更相信那些匿名信。曾信誓旦旦地向他许诺届时相助的人士们,也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只差一点点如愿以偿之事,最终成为泡影。区委书记之职与他擦肩而过。正所谓煞费苦心却未得,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将自己的灵魂以及一切是非准则全部交付给了仕途的男人,彻底绝望,并因而患了脑血栓。萧文琪得知后,还去探望了他一次。那时他刚出院,但已偏瘫,不能说话了。不久,死了。他的丧事也是萧文琪帮着操办的……

    转眼到了今年,也就是二〇〇二年。省美协改造,萧文琪成为美协副主席的候选人。他倒不看重是不是副主席。不知为什么,他竟又产生了回到农村去的想法。盖几间有前院后院的大瓦房,种果树,种花;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猫也是少不了的;狗不养什么良种的,就养那种能护院的大柴狗就行……他在城市生活得很有些厌倦了。他关于幸福人生的向往,始终是富足的农村式的。他的积蓄已足够他后半生过富农的,甚至可以说是小地主的生活了。他的儿子已经考入了师范学院美术系。他的妻子理解并同意他的想法。于是他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他的厚爱感激而婉拒的意思。于是又是范大宣来做他的思想工作。范大宣七十余岁了,明显地老了。

    范大宣说:“文琪啊,你愿意回农村去,那是你的自由。但换届嘛,总得有人下,总得有人上。你顶上去,不但是领导们的意向,也是群众的呼声啊。你是热心人,大家希望有一个你这样的热心人今后多为大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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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文琪就说:“让我再考虑考虑。”

    第二天他给范大宣回了个电话,吞吞吐吐地告诉:画院已打算调他去当副院长。人家答应给他三居室。接着一再强调,自己委实是冲那三居室才答应去的。即使以后回农村,城市里也还是有处三居室好啊!又说,人一个时期内不可太顺。不可什么得意之事都占着了。说人一旦那样,是是非非就会接踵而来了……

    范大宣在电话里教诲道:“你啊,你啊,文琪啊,十来位副主席呢,别人当仁不让,你倒是不安个什么劲?别啰唆了,服从组织吧!”

    范大宣一说完,就将电话挂了。

    ……

    然而就在美协召开换届大会前半个月里的一天,档案办公室主任敲了几下主席办公室的门,一脸严肃地走了进去。十余年间,美协主席又换了两届了,而且,每一届都兼着书记。

    主席问:“有事儿?”

    主任说:“有事儿。”

    主席说:“坐吧。”

    主任在主席办公桌对面坐下,仍一脸严肃地问:“听说,组织上有意要让萧文琪当副主席?”

    主席一愣,沉吟了一下,明明白白地回答了一个字:“对。”——他觉得也没什么必要对主任保密。

    不料主任说:“组织上欠考虑吧?”

    主席又一愣,也不禁顿时的一脸严肃,吞吞吐吐地问:“你……对他……有意见?”

    主任说:“我初来乍到,与他没什么接触,对他会有什么意见呢。我对他是毫无意见的。我来找您是出于替组织负责。我怕组织用人不当,将来被动。”

    主席不禁怔愣,沉吟片刻,低声又问:“你听说他有什么花花事儿了?”

    主任摇头:“那倒没有。他那么个人,能有什么花花事儿呢?但我知道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是的,那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涉及四十万元国家资金的有去无回呢!”

    主席的双眼顿时瞪大了。十余年间,主席轮流做,他已是第三届了。对十年前美协办校引发的那桩“经济公案”,他是连听说也没听说过的。主任的话使他吃惊极了。萧文琪和“不是一般性质的经济问题”会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涉及四十万元国家资金的有去无回”!这么大的数目是要法办的啊!难道……难道萧文琪他有经济诈骗行为?

    主席缓缓站了起来,离开办公桌,走将去将门插上了,他轻轻回到主任身旁,拍了主任的肩一下,翘翘下巴,示意主任和他坐到沙发那儿去。

    二人在沙发上挨得很近地坐下后,主席向主任倾着上身,几乎是耳语般地问:“你怎么知道?”

    主任也受到气氛感染地压低了声音:“他档案里有处分决定,还有他自己的交代材料。”

    主席沉默了,皱起了眉头。他有些生气了……怎么前几届领导谈起萧文琪,都几乎口径一致地说他是个好同志,从来没有人向他提过半句萧文琪这个好同志,档案中存在着那么大的一个污点呢?这要是在正式选举的过程中,或选举之后公开暴露了,他这一届班子,将陷入多么尴尬的境地啊!追究起来,是严重的失职啊!

    主任问:“难道您一点儿都不知道?”

    主席却反问:“你为什么想到要看看他的档案呢?”主席还是有点儿半信半疑。对萧文琪,他也是自认为稔熟的啊,怎么看怎么都不像会对国家的四十万元动贪念的人啊。他给人的印象太老诚了啊!是当今时代难寻难找的大好人啊!即使他有那种心,谅他也没有那种胆啊!

    主任回答:“我跟他不熟悉,只不过听说他近来非常有名罢了。事实上我也没看过他的档案……”

    主席立刻打断道:“但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刚才说——他档案里有处分决定,还有他自己的交代材料。你想想,你刚才是不是这么说的?”

    主任说:“不用想,我刚才是那么说的……”

    主席又立刻打断道:“那你为什么又说事实上你也没看过他的档案?”

    “我是没看过他的档案嘛!”主任脸红了,也有些急了。

    “你究竟看过他的档案没有?事关重大,他的候选材料已经由咱们美协报到省里去了,你不可以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的!”主席也有些急了。

    主任经主席一再打断,明明有备而来,却还是乱了方寸。他又颇费了些口舌,才终于使主席明白——他接管档案室后,为了熟悉档案保管情况,又将档案按照自己的分类习惯重新规整了一番,于是发现了那文件夹。他自然是要翻开看看里边夹了些什么的。一翻开,当然也就看到了那份关于萧文琪的处分决定和那一份他自己的所谓“交代材料”。当时他怎么也想不到萧文琪以后会成为美协副主席的内定候选人。倘知道,他是会很慎重的。正因为不知道,也就没多想。他当时心里想的仅仅是这么一点——按照档案规则,关于一个人的处分决定,而且是措辞那么严重的一份处分决定,那是一定要入一个人的档案卷宗才对的呀!怎么就那么另外夹着呢?啧啧,美协的档案管理多混乱啊!于是,他就将它们放入了萧文琪档案卷宗。后来认识谁是萧文琪了,他心里也不免地暗自产生疑惑,谦虚和气的一位大画家,怎么鬼迷心窍,做下了那么一件一生都不光彩的事呢?再后来,听领导和机关员工们以及别的画家们都说萧文琪是个好人,他也奇怪过,甚至这么想过——可悲啊,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都一直被某个人的假相所蒙蔽啊!只有档案才真实地记录着一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啊!画院的商调函经领导批到了他手上,他进而想……这是心中有鬼,走为上策啊!直到最近,听说萧文琪将成为美协副主席候选人,他觉得再也不能不向领导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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