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是这样的一天——对于有钱兼有闲阶层的男女人士们来说，是星期日优惠性质的贻赠。对踌躇志满者来说，像潜艇浮升或猛犬正从窝里往外爬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和价值体现在班上、体现在办公室内。他们的半成以上的野心和计划是从星期一开始付诸行动的。大抵如此。简直可以认为星期一是他们的海誓山盟的情妇。但是，对于时乖运舛之人，对于不愿上班又不得不上班的人，对于对自己的单位怀有敌意的人，一句话，对于一个倒霉的家伙，或者实际上并非是一个倒霉的家伙，而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倒霉的家伙，星期一好比最难逃避的法定的提审日。一般保释监外的犯人，劳教刚刚结束的小偷，总是要在星期一到派出所去接受垂询的……

    姚纯刚讨厌星期一。岂止讨厌，而且憎恨。

    “哎，你还睡呀？”

    妻子推了他一下。

    他没动，也没睁眼。他当然还想睡。不，其实他不想继续睡下去了，早就醒着了。一夜睡得挺实，也没和妻子做爱——尽管她是表示了那么一点儿意愿的，依依偎偎地曾企图唤起他的欲望，但他只亲了她几下，抚爱了她一阵，敷衍过去了。他当时倒不是不想，他当然也不是一个性冷淡的男人。实际上以前他这方面的要求强旺得很，即使有三个老婆也是对付得过来的。每个人都有过些挺值得回忆的以前。不是么？他没满足她也没满足自己，乃因当时不知怎么的，倏忽地便想到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于是进而想到了单位那幢二层的灰不溜秋的小楼（它常常使他联想到一个哭丧着脸的、肌肤枯萎的小寡妇），想到了第一把手赵景宇那种大腹便便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于是他那刚刚坚挺勃起的男人的伟岸器物，顿时软塌塌地变得无精打采了。是的，他真是太憎恨星期一了！

    “哎，七点多了！”

    妻子又推了他一下。

    单位刚整肃过纪律。找木匠专门做了一个名牌板，一人一个牌儿，名字写在上面。谁进楼后的第一件事，都是翻自己那个牌儿。名字显示着了，则证明是上班了。一过上班钟点，就有专人察看。迟到者就得自己去财务科填一张表格，迟到几分几秒自己填（一律得用钢笔，不准用圆珠笔，当然更不准用铅笔）。领导迟到了也不例外。

    他是单位的两位领导之一。

    这项整肃纪律的新举措，是由领导决定的，是从第一把手赵胖子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是由他向群众宣布的。所谓“领导决定”，几乎一向是赵胖子一个人的决定。赵胖子喜欢经常作出些决定。三分之一是正确的决定，三分之一是错误的决定，三分之一是愚蠢的决定。还有不少是谈不上正确或者错误，根本不作也罢的决定。但赵胖子认为自己作出过的，包括准备要作出的决定，不仅全部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及时的，而且是非常英明、非常智慧、非常重要的。而它们几乎都是由姚纯刚向群众宣布的。在这一点上，似乎意味着两位领导者之间的分工。尽管赵胖子本人从未向他稍微暗示过，没有过丝毫的暗示仿佛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们之间的永远的分工，使他格外感到屈辱，感到心理不平衡甚至受压抑，感到这个世界的趋炎附势和有失公正。他何尝不愿也从自己的头脑产生些什么决定，而由赵胖子去向群众传达和公布呢？他觉得事实上自己的头脑比赵胖子的头脑好，起码略胜一筹。他的头脑中也确曾产生过一些什么决定。但是，赵胖子对他的头脑中产生的那些决定，不是一概地否定，便是淡淡一笑，说以后再研究研究。而事实上也就等于说那都是根本不值得研究的，仿佛对方将他从一名普通下属提拔为单位的第二把手，不过主要是为了能使对方自己多一张嘴，一张专职的、仅为代替自己向群众公布从自己头脑中时时产生出来的决定的嘴。

    “当领导的，需要有不同寻常的头脑。领导的头脑是干什么用的呢？是为经常作出决定用的。如果领导的头脑没有这一功能，那么群众要这样的领导有什么用呢？”

    赵景宇每天要说好多这样的话，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有时是在大小会上说，有时是在办公室内对他说，有时干脆是自己对自己说。

    每当姚纯刚听着赵景宇说这样的话，两眼认真地注视对方，一脸聚精会神，装出一副认真听取教诲的样子。可他心里却感到特别恼火，巴不得啪啪扇对方几耳光才解恨。因为对方的话似乎是在向他强调，他还不具备和对方一样有资格经常作出决定的头脑，因此实际上还远非一位领导。尽管他自己也明白，对方其实并没有，甚至可以说丝毫也没有他细细咀嚼出的那么一层含意。

    一天，也就是上个星期一，当他向群众公布到“领导也不例外”这一句时，赵景宇打断了他的话。赵景宇用手指敲点了几下桌子，他便缄口了，不往下说了。第一把手一贯以那么一种方式打断他这位第二把手的话。不论是他们面对群众的场合，还是两人单独交谈的时候。这方式早就使姚纯刚觉得傲慢无理了。公平地讲，赵景宇并不是一个傲慢的人，也许他从来也没认为他打断别人话的方式有什么不妥，但是姚纯刚可不这么认为。姚纯刚认为，赵景宇应该这么打断他的话——“对不起，纯刚，我插你一句。”按他的想法，还应该给他的杯里续点儿水，或者递他支烟。赵景宇讲话的时候，这两件事他是常做的。不为别的，为的是让群众看到并且相信，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之间的关系是团结的、亲密的。可他讲话时，赵景宇从来也没想到过给他的杯里续点儿水，是的，一次也没有。更没有过从自己的烟盒里抽出支烟递给他的时候。赵景宇的烟盒是不大往桌面上摆放的，想吸则从兜里掏出，刚吸着烟盒就入兜了。这一点也要公平地讲，赵景宇不是个小气的人，那仅仅是习惯问题而已。但在所有这些方面，姚纯刚觉得，群众一定会以为，他这第二把手，不过就是第一把手的副手而已。这常使他的自尊心深受伤害。姚纯刚认为，当两个人面对不少人并坐着，其中一个人以手指敲点桌子的方式打断另一个的发言或讲话，意味着是在表明自己的权力，表明自己有权随时打断别人。何况他不是一般的一个“别人”，是第二把手。但是连这一点，似乎也不全是赵景宇的不对。因为在姚纯刚成为第二把手以后，在赵景宇第一次以那么一种方式打断他的话时，姚纯刚便牢记住了。好比一只聪明的受过训练的猩猩，牢记住了饲养者的某个手势。领悟什么手势是叫它干什么，并且表现了服从其暗示的情愿。从来也没流露过反感。可以认为，赵景宇打断他的话的方式，乃是他自己促使赵景宇形成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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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赵景宇打断他的话，以格外强调的口吻说：“对，领导者也不例外！在咱们单位，谁是领导者呢？我——”自指了一下，又指姚纯刚，“当然，还有他。这一条是专对我俩而言的。我不例外，他也不例外。”

    当时他的鼻子差点没被气歪了。

    赵景宇是转业军人。调来调去的，到过几个单位了。因为曾是军人，在一切他工作过的单位，都当过分工抓组织纪律性的头儿。大概人们都这么认为——军人是组织纪律性严格的人，军人是最适合抓组织纪律性的人了。他自己也不免这么认为。既然连他自己都这么认为，别的头儿们更是乐于拱手相让。将如今凡是一个单位提起来都令头儿们真正头疼的这一项不抓不行抓又非得罪人不可的工作，百分之百赞成百分之百信任地移交给他。他抓这项工作抓得十分认真。那就别提有多认真了。抓得严，严得很。所以他在哪一个单位都没能待长。但是他似乎从来也没怎么思考过个中原因，只当每一次调动都是正常调动，是工作需要，是党的需要。

    他是每天上班最早的一个人，也是每天下班最晚的一个人。倒并不完全是车接车送的优越性使然，的的确确还在于他虽然转业了，仍严格恪守着那种军人特有的纪律性。北京车多为患，如果没有种自觉意识，车接也是可能经常迟到的。他是将也许频频遭际红灯，或者交通堵塞现象所耽误的时间，都预算在路途中的，所以“领导者也不例外”那一条，对他并不起什么实际的制约作用。

    与赵景宇相比较，姚纯刚可谓是个自由主义者，是个散漫惯了的人。当上第二把手以后，不像以前那么自由化了。但仍难变成一个遵守上下班时间的表率，时常晚来早走。这就使他不免觉得，“领导者也不例外”那一条，仿佛是针对他一个人而定的。条例是他按照赵景宇的决定形成文字的，“领导者也不例外”这一条，是赵景宇在过目圈阅时加上的。他当时读到这一条时觉得极其尴尬。

    这个星期一，姚纯刚不知赵景宇又将作出什么决定，也是根本没法儿猜到的。但是第六感官告诉他，肯定会有一项什么决定，早就储存在赵景宇的头脑中了，专等着由他去落实。

    姚纯刚对此怀着极大的逆反，破釜沉舟地赖在床上偏不起来。

    “我说，你今天究竟去不去上班了？”

    妻子替他着急了。她不是再推他，而是拧了他胳膊一下。他终于睁开眼，从枕下摸出手表一看，差五分八点。

    “不去了。”

    他将手表塞在枕下，索性又闭上眼睛。

    “你别装糊涂了，今天可是星期一！”

    “我知道！”他烦。

    “那……那你请过假了么？”

    “没有。你替我给老赵打个电话吧。”

    “怎么说？”

    “说我病了。”

    “什么病？”

    “反正是今天不能去上班的病就行！”他仍闭着眼睛。

    “感冒发烧？”

    “大夏天的，谁会感冒发烧？”

    “中暑？”

    “刚早晨八点来钟，中的什么暑？”

    “那……落枕了？”

    “落枕就上不了班了？”

    “那……拉痢疾怎么样？”

    “……”

    “急性的……”

    他闭着眼睛，耐着性子听她继续编出他拉痢疾的原因。只要原因是令人信服的，他准备接受“拉痢疾”这一不那么情愿接受的设想。

    “昨晚吃瓜，瓜娄了。你吃了好几块，结果就……”

    “我怎么那么让人瞧不起？明知瓜娄了还吃？还吃好几块？一个瓜不才二元多钱么？……不行！”

    “那你说你究竟为什么不去上班？难道让我照直说你是懒得去上班吗？”妻子有几分火了。

    她在替他编“病”时，他自己也在冥思苦想。他一向身体挺健康，编得不周密会露破绽。露了破绽，就影响不好了。他的思路不愿和某些病沾边儿。那些病使一旦不幸真得上了的人，从此就会成为全部丧失或者多半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也就是成为了人们说的“老病号”。

    他才四十五岁。他还挺有信心地期待着自己将来能在副处这个职位上浮动浮动，也可以说他一直都在巴望着升迁。干部考核中有身体情况一栏，他可不干以小失大的事儿，使四十五岁的自己被某种疾病罩上可忧的阴影，以至于将来仕途梗阻。他也不愿往某些龌龊的病方面去想，比如肝炎和某几种传染性皮炎，包括痢疾，会使别人听了敬而远之。失眠症或者贫血，他认为便是较雅的病。可前种病一向被视为脑力劳动者的专利。他虽然也属于一名准知识分子，但毕竟不是从事什么脑力劳动的，大小是个官儿。偶尔失眠一次，则请假不去上班，理由不够充分，似乎也显得自己太娇气了。如果说自己失眠严重，长久成症，又似乎会使别人犯猜疑——什么事儿使他天天夜里睡不着觉哇？当第二把手的人引导别人对自己进行这样一种猜疑，那岂非等于是存心搞黑自己的形象并搞糟自己和第一把手之间的关系么？贫血倒是没这些负面因素，但是又太女性化了。有着种种的考虑，想出适当的病就不太容易了。和赵胖子的头脑经常产生作决定的冲动一样，他的头脑经常产生的是优柔寡断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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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突然响了。它就在床头柜上。当然，客厅里也有。自从当上第二把手，晚间电话也多了，所以往卧室扯了一条线。

    妻抓起电话，应答了两声立刻捂住，表情惴惴地说：“是老赵打来的，问你离家没？”

    他全身也不禁紧张了一下。一急，急出了智慧：“你就说我脚气感染，脚肿了，走不了路了。今天不能去上班了……”

    “老赵哇，纯刚他脚气感染，脚肿了，走不了路了呢。以前……”妻子又捂住一端，对他说：“老赵问以前感染过没有？”

    “这你还用问我怎么回答？！”他真恨妻子的愚蠢。这一请示是完全不必要的么！

    “你还瞪眼！你还生气！你的事，你自己撒谎吧！”妻一翻脸，也不捂着话筒了，塞给了他。

    他一接过话筒，一听到对方的语音，条件反射似的，立刻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样子，一种与刚才相映成趣的欢悦的样子，小狗儿见了主人往往就是那么一种样子。幸亏他只能听到对方的话，否则，会使他的妻子确信，他甚至会小狗儿似的在床上大作摇头摆尾之状。

    “我是纯刚啊！承蒙您关心，问得这么详细。太感激了，太感激了！是啊是啊，走还是能走的。只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脚上的问题么，离心脏远着哪。不必不必，我去我去。嘿嘿，谁叫我是给您当副手的呢……”

    放下电话，他便骂骂咧咧起来。

    赵景宇说派车接他。看来，对方有时候还挺需要他的，还真有些少不了他似的。这又使他多多少少感到那么一点儿安慰。

    “恶心！”妻子哼了一声，不屑再理他，悻悻地穿衣下床。

    他也不敢磨蹭，赶紧穿衣。穿好衣服，洗漱之前，不得不先化妆他的一只脚。将它缠上了很厚的几层纱布。

    妻子探头进屋看看他，没好气地奚落：“你说你这不是自找的么？”

    他则瞧着他那只缠了纱布的脚，很有些内疚地想，真是太对不起自己这只脚了。大夏天的！这不是等于自己惩罚了自己一次么……

    他一只脚穿着拖鞋，坐赵景宇派来接他的小车，在八点四十分的时候离开了家……

    “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是一个隶属关系不怎么明确的单位。有时许多比它高的部门垂青于它，对它表示出特别主动的关心。关心的方式便是塞来一些亟须解决待业问题的“人才”。有时又根本没有任何方面态度明确地承认是它的上级部门。因而它的处境像没娘的孩子。它至今仍靠十年前的一笔基金发放工资。这笔基金是一位海外华侨捐赠的。数目不算大，可也不算小，五十万元，当然是美金，不是人民币。如果是人民币，早就坐吃山空了。前些年外汇储蓄利息高，所里人员少，据说光靠利息就差不多够发工资了。这几年不行了。这几年外汇储蓄利息降低了，所里的人员却由十几人增加到四十几人，已经开始吃本了。

    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成立的？由哪些方面批准成立的？已经无据可考。因为它被盗了一次。盗贼没得到钱，自然生气。溜门撬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踩点儿”，要策划方案，并且担极大的风险。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谁白干一次，毫无收获，都是难免会生气的。盗贼一生气，盗贼就报复。但是也没敢把楼给放把火烧了，只不过把电话机一概地都弄坏了，把档案室的档案全部都不知弄哪儿去了，还在当时那一任所长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摊屎。这一次被盗，除了当时的所长一人咬牙切齿、深恶痛绝而外，更多的人倒是幸灾乐祸，暗暗称快。因为每个人都不但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的确确是人才，而且还可以煞有介事地说自己档案上记载过好多荣誉哪。一些社会名流和几位虽已赋闲但德高望重的首长们的题词或贺词，也同档案一起不见了。其后不久，当年赠款的老华侨在海外故去。于是它既中断了经济来源方面的续补，也失去了依恃。当年恩庇于它的几位名流和首长，如今健在的只剩一两位了。所里曾派人去拜谒过他们。他们甚至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曾为一个什么“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写过字。他们很警惕地再三诘问——题词或贺词在哪儿？送来给他们看看。他们似乎有点儿怀疑是别人的假冒行径。所里拿不出什么给他们看，也不敢告诉他们被盗贼偷去了。因而希望他们继续予以关怀，哪怕仅仅是一种心理方面的关怀，也就嗫嗫嚅嚅地不便讲出口……

    现在它好像是个孤儿。它想投入的怀抱，对方认为无利可图，唯恐成为包袱，不待见它，拒绝它的依托。主动找上门来，有心接收它的，十之八九，又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眼儿。分明地，差不多全是冲着它那笔基金。它当然不上当，怕投入“狼外婆”的怀抱里……

    前任所长预见到它已没了前途可言，金蝉脱壳，及时地调走了。接着又有几个人做买卖去了。正当它真正地处在风雨飘摇、鸟兽欲散的时候，赵景宇来当它的所长了。

    赵景宇来得很顺利，顺利得连他自己也没承想。他曾是正团级，套行政处级。调动时成了一个难点，高不成低不就的。他自己倒是一再地表示不挑肥不拣瘦。可人家干部部门不能不考虑。他没多大文化，又五十四岁了，现进行文化培养都来不及了。如今，五十四岁了又没多大文化，哪儿哪儿都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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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复转时，师部怕他想不通，预先找他谈过一次话，说：“老赵哇，你看，形势对你个人是这样的——要想再往上升，哪怕再升一级，也是根本没指望的了。你自己怎么打算呢？”

    他一听就明白了。明白了，心里自然是挺悲哀。悲哀也没用啊，他知道悲哀也没用，于是也就不悲哀了。干脆地回答：“那我主动打报告要求转业吧！”

    上级见他这么体谅上级的难处，挺感动的。许诺一定和地方打招呼，保证分配得令他满意。复转两年多，他竟调动了四次。姚纯刚的妻子，当时恰巧被临时抽调在干部精简办公室帮忙。她了解“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的情况，清楚它当时正没个头儿，建议联系联系，推荐推荐。于是办公室的负责人，亲自往所里打了一次电话，接电话的偏巧又是姚纯刚。他正观看两个同事下棋，电话响了。

    “是心理研究所么？”

    他说：“不是心理研究所，是‘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和心理研究所是同行，但是两个单位。您若找的是前者，那就错了。”

    对方忙说：“没错没错，找的就是你们。你们那儿是不是正缺个头儿啊？”

    他说：“是啊是啊！”

    对方说：“那给你们派去个头儿，是位各方面都挺优秀的同志，你们欢迎不欢迎呢？”

    他说：“欢迎啊欢迎啊！我们正盼着一个好头儿来，治理治理我们这个没人稀罕管的破烂摊子哪！”

    对方说：“那就这么一言为定了？”

    他说：“同意同意。我们盼着这位各方面都挺优秀的人快点儿来！……”

    放下电话，他继续观看两位同事下棋。他没问对方是哪个部门的。对方也没问他在所里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他一边接电话，眼睛一边瞅着棋盘。说的话，全是随口答言的话，根本没太把这件事儿当成回事儿。

    下班后回到家里，他妻子问他，他才又想了起来，并说接电话的正是自己。

    他妻子就责备他：“你是谁呀？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一个单位呢？”

    他笑了，无所谓地说：“不就是给指派来个头儿吗？我了解我那些同事们，没谁愿意当那个所长。我们的确需要一个人来管管我们。没个人来管管我们，都像没头的苍蝇似的，非闹出些鸡鸣狗盗的勾当不可！”

    第二天，他将这件事儿跟所里的人们一“汇报”，不料炸了窝。群情激愤，议论纷纷。说是指派一个行伍出身的人来管我们这些搞心理学的，岂不是乱弹琴么？咱们也不能像群羊，谁来放牧都行啊！……

    第三天，赵景宇骑辆不起眼儿的破自行车，车后座夹着只崭新的公文包，单枪匹马来到了“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把门的老头儿不让他进，问他找谁。他说他谁也不找，是来当所长的。老头儿疑疑惑惑地嘟哝——不知道这件事儿啊！他说：“你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么？”老头儿怕他是个精神有毛病的人，还是不让他进。在传达室里打电话，把能从各办公室请到传达室的人，都请到了。

    众人见他不像是个精神有毛病的人，便相信了他的身份。相信是相信了，可都对他的到来当面表示冷漠。还有几个人围住他七言八语，情绪冲动的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态度平和的劝他还是明智点儿，另投庙门方为上策。说你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和我们这些搞心理学的知识分子搅在一起，今后能搅出好结果吗？

    他倒显得挺有涵养的，一言不发，默默听大家说。等大家一个个都重复地说了很多，都觉得再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开口了。他一开口，便出语惊人。

    他说：“你们，都少来这一套。我相中这条街了，我相中这个小院儿了，我相中这幢小楼了。我哪儿也不去了，这个所长我当定了，谁都休想撵走我。你们别把什么心理学讲得那么神神秘秘的。我当了十来年团长，一千多官兵都让我调教得服服帖帖的，还能不懂心理学吗？没有弯弯肚子，也不敢吞你们这些镰刀头。实话告诉你们，不把你们也调教得一个个服服帖帖的，我不姓百家姓头排大姓了！”

    说完，他撇下众人，雄赳赳气昂昂，大步豪迈地就往楼里走。众人一时间噤若寒蝉，面面相觑，奈何不得他。未经任何人引导或指点，他在二楼找到了前任所长那间办公室。

    门下着锁，不过不是暗锁，是把小小的明锁。未经任何人允许，也不问钥匙在谁那儿，用肩膀一膀子撞开了门，以实际行动无言地宣布自己从此是长期占领者了。

    一些人跟踪至楼梯口，探头探脑地看见了他一肩子撞开门的情形，咂嘴吐舌，都说这是位爷，八成不那么好惹。咱们还是乖点儿为妙，趁早别惹他。于是乎居然没人敢登二楼。

    他也一上午没下二楼，打扫自己的办公室。把门的老头儿发现他擦窗子，将几扇窗子擦得明明亮亮的。

    后来有位二十多岁的小青年，蹑足登上二楼，从他办公室的门窗往里偷窥，回来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汇报，说他在打电话……第二次侦察回来说，他在看报……众人似乎对他在干什么不感兴趣。众人每天的“工作”也不过是打打电话看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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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的老头儿拎着暖水瓶往楼上去送了一次开水，回来时对碰见的人说：“看来是个打算认真做领导的人。办公室收拾得那个干净！就这一点，前几任都不如。”

    听了他话的人不拿好眼色瞪他，那意思是——这么快就被招安了？还给他送开水！你赶不上趟似的巴结个什么劲儿呀？老头儿看出了这层意思。老头儿解释说：“是他打电话叫我给他送水的嘛！人家是新来的所长，我仅是个雇的临时工，我不买账行么？”他碰见的人对他冷笑……

    下午，新任所长还没下楼。又有人上楼侦察，发现走廊也拖过了，发现走廊的窗子也擦过了，走廊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干净了……

    下班的时候，把门的老头儿在门口堵着大家，说是新任所长考虑到天热，作出决定，夏季三个月内，每人发两箱“粒粒橙”。愿意两箱都带回去的，就都带回去。愿意留下一箱在单位喝的，明天给送到各个办公室去……

    众人奇怪，问那家伙没下楼，东西怎么弄来的？把门的老头儿说，是一家冷饮店，接到他的电话，派辆小货车送来的。还有人问，那家伙是不是不知道，他的前一任已经在调走前一总将三个月的降温费都发了呢？老头儿说知道。说自己告诉了他，而他说：“前任是前任，我是我。前任发了降温费，我就不可以再补发点儿冷饮了么？”

    于是众人不禁都抬头望他办公室的窗口，心里都暗想——究竟为什么排斥这么一位所长呢？如果他能长久地对大家有一颗体恤之心的话，那不正是大家的幸运么？

    隔日人们一上班，发现院子很细心地扫过了。楼口台阶左右两侧，因长久无人侍弄，也已和杂草竞赛着似的长野了长疯了的些个花，浇过水了，挺在行地修剪过了。杂草拔除得一干二净。看着使人觉得又有了争妍斗艳散紫翻红的希望。

    人们进了楼，发现一楼的走廊也拖过了（自从前任所长走后，半个多月内没谁拖过一次）。一楼走廊的窗子也擦得明明亮亮。新任所长赵景宇却不下楼，不和大家照面。谁都想主动上楼去和他近乎近乎，可谁都有心理障碍，谁都觉得那怪不好意思的。

    到了中午，有一辆食品车开进院里。把门的老头儿通知大家去买午饭，说食品车是赵所长邀来的，说以后天天中午都会来，保证大家的午饭。大家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对开食品车来的人提出。而且还说，每天补助一元钱饭费。把门的老头儿，一口一个“赵所长”，说得很亲，仿佛赵景宇已经在这儿当了一二十年所长了。

    食品车上有包子、烧饼、盒饭、小酱菜，还有啤酒……赵景宇却不知为什么，没下来买。把门的老头儿替他买了，给他送到了办公室。把门的老头从楼上下来时说，他正在修二楼厕所的水龙头……

    人们一吃过午饭，在姚纯刚的鼓动之下，相扯相拽地，都一齐上楼去了，挤满了所长办公室，请他原谅他们昨天的无理，述说前任所长的种种官僚主义作风，对他毫无害羞地表示十二分的好感……

    赵景宇吸着烟，默默听着，一言不发。说话的人很多，因为每个人都似乎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什么话，这个说完了那个说，一个接一个地说下去。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前任所长的坏话和对赵景宇表示好感的话。赵景宇则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每吸一支烟，便从兜里掏一次烟盒，之后揣入兜里，仿佛怕有人会哄抢了他那盒烟似的。他没请谁吸，别人请他吸别人的烟，他摇头。他们说前任所长的坏话，他无动于衷；说对他表示好感的话，他也无动于衷。

    等他们一个接一个，尽说尽说地，说到了似乎无话可说的地步，他终于开口了。他说：“我今后还有好处给你们，你们好话不可说尽。”

    “小姚，脚怎么了？”姚纯刚一下车，把门的老头儿就“友邦惊诧”起来。这使他内心又添一缕不快。非是因为对方的惊诧，而是因为对方称他“小姚”。自从他被宣布为副所长后，他还没听所里的任何一个人叫过他“副所长”或“姚所长”呢。而对赵景宇，却从未有人叫过“老赵”什么的，一律叫“赵所长”，一律叫得很尊敬。他感到，这一点仿佛意味着，在大家的心目中，所长其实只有一个，其实只有一个就够了。他呢，他不过是赵景宇的大助理，而且是只要别人愿意，都可以充当的角色。

    “唉，别提了，脚气感染了。”

    他压抑内心的不快，苦笑着回答。

    “那，那还来上班？”

    “想不来也不行啊！老赵一个电话，又恩典地派车去接我，我敢不来么？”他企图博得怜悯，尽管脚气感染的苦楚并不真的存在。同时少量地释放了一点儿怨气，希望使对方得出赵景宇不近情理的结论。

    把门的老头儿却说：“既然派车去接你，肯定有重要的事商量。你就只好担些委屈喽！”听那口气，完全是站在赵景宇的立场。

    “是啊是啊，不跟我商量，他又能跟谁商量呢？”姚纯刚不爱听把门老头儿的话，一边嘟哝着一边转身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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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的老头儿在他背后又说：“自己能走上楼去么？我搀着你吧？”

    这话提醒了他，他立刻呻叫起来，那只缠了厚厚的纱布的脚，装出不敢着地的样子。他报复地对老头儿说：“还真得你搀我。我自己上不了楼去。”把门的老头儿赶快搀他。

    所长赵景宇见他被搀进办公室，不禁一愣，盯着他那只被纱布缠得严严实实的脚，不安地说：“嗨，嗨，没想到你……是这样……你在电话里怎么不明讲？明讲了，我不劳你的驾了！”

    他说：“反正在家里待着也够烦闷的，不如来班上，为单位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

    赵景宇赶紧将一只沙发推到他对面，接着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姚纯刚那只“脚气感染”的脚，轻轻放在那只沙发柔软的座位里。“这样子是不是舒服些？嗯？真是的，你使我感到很内疚呢！……”显然地，他希望此举能减轻副手的一些苦难，同时也能减轻自己的一些内疚。

    姚纯刚心里就别提有多么痛快了。尤其是赵景宇小心翼翼地双手捧起他那只“脚气感染”的脚的时候，快感像针灸大夫的银针，准确地刺中了他的某一穴位并轻轻捻动，使他全身一阵发麻继而一阵飘飘然，仿佛全身的关节和经络统统更新。

    他大受感动，三分真的，七分装的。赵景宇给他泡了一杯茶，还递了他一支烟，还替他点烟。那是一支“希尔顿”。第一次吸对方的烟，竟使他有几分受宠若惊。所长办公室有位女客，三十四五岁，穿一件藕色的样式典雅的连衣裙。身材很苗条，一点儿将要发胖的迹象也看不出来。腿很长，并拢的双腿，朝一个方向倾斜着。没穿丝袜，一双很长很白皙的腿。姚纯刚爱腿长的女人们。只要她们是腿长的，他就会情不自禁地用欣赏地眼光去看她们。

    他已经开始这么端详着那位女客了。她不躲闪他的目光，更没显出任何被男人看得别扭的样子。恰恰相反，她似乎是在欣然地接受着他的目光，如同一个病人躺在理疗床上，安静地接受理疗光的照射和沐浴。她的脸像一只兔子的脸，两眼间的距离似乎分得太宽了，鼻唇似乎挨得太近了。但是，即使这肯定是一张女人的脸的遗憾，也不过只使人觉得遗憾而已，绝不会令人反感，更不至于使人讨厌。她精心地，然而又是淡淡地化了妆。从她的化妆，看得出她是个深领化妆要旨和技巧的女人。描眉笔缩短了她双眉间的距离。这就大大地补救了她两眼分得太开的遗憾。而她的眼睛，姚纯刚一边端详着她，一边暗自加以评论——属于那类会说话的眼睛。女人的眼睛如果会说话，男人注视着她时，目光呆滞的也不呆滞了。何况姚纯刚本不是一个目光呆滞的男人。在赵景宇开口替他们互作介绍之前，他认为自己已和她交谈了好几句话了，而且是彼此相当愉悦的交谈。

    他问：“你是谁？”

    她回答：“我是女人。”

    他说：“我对你颇有好感。”

    她说：“许多男人都对我有好感。”

    他又问：“我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吗？”

    她说：“那就看你要的是什么了。”

    “……如果是你呢？”

    “……那就看你的方式方法啦！”

    ……

    赵景宇当时在接电话，这就使他们有几分钟超前交谈了起来。而对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眼睛来说，几分钟是很充分的，能彼此交谈不少内容。每个人的身体都经常不断地向周围的人发出信号。这些信号中有些是为表明希望亲密接触而发出的。姚纯刚受到那女人娴静地进行着的诱惑，两眼变得熠熠闪光，炯炯有神。那女人对他的娴静的大大方方的迎视，仿佛意味着是在鼓励他——耐心点儿孩子，我将会给你机会的……

    赵景宇哇啦哇啦地对着话机大声嚷了些什么，姚纯刚一句都没往耳朵里听，正所谓“一心不可二用”。他当时的心思全部都用在对面那个女人身上了。他平常还算是个正经的男人，并不轻佻，也不惯和女人们眉来眼去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并没有受过哪一个女人的真正的存心的诱惑，而他的妻子，就女人的姿色方面论之，绝不比坐在他对面这个脸像兔子的女人稍逊。故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倘一个男人的正经，并未曾受到过女人的诱惑的考验，其实是靠不住的。

    赵景宇放下电话，向姚纯刚介绍那女人，说她叫曲秀娟，是他侄女的中学同学，现在是个体老板，办着一家小小的服装加工厂，雇着二十几个女孩儿。由于业务不太景气，想求得他的帮助和扶持。

    他介绍姚纯刚时说：“这是我副手，上任不久。”

    姚纯刚听他这么介绍自己，心里极其不高兴。他不认为副所长便是正所长的副手，也不明白为什么还非要说他“上任不久”。他觉得这无异于是在告诉她，在本单位，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他还很嫩，他只不过是赵景宇的一个影子。

    然而他很忠诚地说：“我一向听赵所长的。赵所长怎么指示，我怎么做。”

    他这话是对她说的，但却是说给赵景宇听的，说得又谦虚又忠诚。他看出赵景宇听了很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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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景宇说：“小姚，小曲同志的事，你就代表我继续和她谈吧。我没时间了，马上要去陪几位港商喝早茶。约好的，没法子。”他看了一眼手表，嘟哝，“现在去都晚了，这已经不是喝早茶了！”

    她脸倏地一红，姚纯刚不动声色地瞧在眼里。他很同情起她来。

    分明地，他看出赵景宇是在摆脱她，也看出她和他有同感。她红着脸，很窘地微笑着，以一种近乎可怜巴巴的眼光望着他。赵景宇拍拍他的肩：“你办事，我放心。”转身对她说，“失陪！”夹起皮包，匆匆而去。

    姚纯刚对“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和赵景宇拍他肩的举动心领神会。那话和那举动的含意是——别被这女人纠缠住，尽快打发她走。他想，在自己到来之前，她一定使赵景宇觉着很不耐烦了。他更同情她了。门一关上，她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又急切地交流。现在他们的目光可以自由地、无所顾忌地、更温柔更亲昵地触摸对方了。

    她说：“你那只脚都麻了吧？需不需要从沙发上放下来一会儿？”

    他那样子其实很舒服，但是他说：“可不是麻了么，连腿都麻了。”他已是在渴求着她接近于他，渴求着她那双保养得很好的，指甲染红了的白手摆弄他那条腿。

    她明白了。她起身离开座位，将他那条腿轻轻从沙发上捧起来。是的，是捧，而不是搬。她那么一捧，就将他那条腿搂抱在她胸怀里了。他感觉到了他的腿偎靠住的是女人身体最柔软的部位。这一感觉使他想象得到，那一部位在她胸怀所占的面积一定是相当大的。这一想象刺激了他的感觉，他简直快要把持不住自己了。

    她放下他的腿，却不马上归回座位，而蹲踞在他身旁，宛如一条狗蹲踞在主人身旁。她仰起脸，微眯着她那双分得很开的惯会说话的眼睛瞅他。蹲踞在主人身旁的狗，企图讨好和取悦于主人，而又没把握主人究竟会不会欢心的时候，常常是那么仰起狗脸瞅着主人的。那是人和狗之间最为有趣的情形。不是狗而是女人，对于男人，情形就不仅有趣而且具有征服力了。他亦低下头睇视着她。他的目光溜进她连衣裙宽松的领口。他窥到了一抹粉色。那是她乳罩的边缘。他觉得自己很可耻，很下流，却管束不住自己的目光。

    她低问：“很麻么？”

    他说：“很麻。”接着，他呻吟，并且抱怨，“大热的天，我脚这样子了，还非把我接来！”

    她说：“你就当纯粹是为我辛苦了一趟吧。”语丝儿甜甜的。“纯粹是为我”几个字，说出了着重强调的意味儿。同时，乜斜着他，眉眼间荡漾出一种情愫。

    他睇视着她，矜持地笑，仿佛有所期待。

    “我学过推拿。我给你推拿推拿吧？一促进血液循环，就会好的。”

    他点了一下头，但同时却心虚地看门。

    她便站起身，蹑悄儿地走过去，将门落了暗锁。然后她坐在他对面，也就是他放过脚的沙发上，撩起裙裾，显露出两条迷人的腿，又一次将他那只他说“很麻”，而实际上不过希望再次接触到她的身体的腿，担在自己浑圆的裸膝上，开始进行她所谓的“推拿”。“推拿”从他的踝部起，渐渐往上，她的动作很认真，似乎也很内行。她每用力一次，身子便向前一倾。这时他那只缠了纱布的脚便抵在她的小腹上。那一部位像他的脚刚才触到她胸部一般柔软。他不禁闭上了双眼，陷入了另外一种情境的想象。她的双手已经推过了他的膝部，但并没有住下移动，却还在继续向上移动。移动，移动，终于停住了。它们在很不适当它们停住的地方停住了，静止在那儿。虽然静止在那儿，却分明地仍有所企图。虽然有所企图，却分明地也不无犹豫。似乎在那儿想，还应该干什么？好比蜗牛在蠕爬的过程中受阻……

    他睁开了眼睛，见她在眈眈地盯着他的脸，目光竟是那么镇定，而且，那么自信。和她那双静止的，有所企图又犹豫不决的手，传达了恰恰相反的意念。在她的目光里，一点儿也没有犹豫的成分。使他看透的，是一个女人打算将一件什么事情干到底的一往无前的坚决。

    她没料到他会忽然睁开眼睛。她赶快一笑。她的双手却未动，仍静止在那儿。

    但是她笑得已经晚了。她那种目光破坏了他闭眼睛时想象出的情境。他觉得她的目光太像一位正在临床实施手术的外科医生的目光，准备切除长在他身上的一个瘤。而在切除之前，只想问问他同意不同意。如果他同意，那在她是一桩再简单不过的事。如果他不同意呢，这个女人！

    他甚至有些恼羞成怒起来，神态异变地将她的双手拿开了，并且缩回了自己搁在她膝上那条腿，落脚踩着穿来的一只拖鞋。

    她脸上显出了些微的窘意。但那是瞬间的事，一闪即逝，表情立刻又变得相当镇定、相当庄重。她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缓缓地退回到自己最初坐的沙发那儿，以优雅的姿势翔立着，一手扶着沙发靠背，又问：“还麻么？”

    他说：“不麻了，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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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便绽唇一笑。

    她的身段确实是足令一切三十四五岁的女人们羡慕的。臂和腿都是那么修长，胸部高耸，腰很细，那是一种极其丰满的窈窕。尤其她的颈子，两侧的外弧曲线可与高级服装店橱窗里的造型模特相媲美。从耳垂之下裸至衣裙的开领处，浅浅的颈窝仿佛用手指轻轻按出来的，仿佛转眼会自行平复似的。她的嘴唇显得比刚才更阔更红了，她微吐舌尖舔了舔它。她那样子，仿佛完全是由于他的冒失的举动，使她对他产生了一个庄重的女人所特有的防范心理才不得不离他远一些的。好比一名职业教养良好的酒吧女侍，对一位行为不轨但又得罪不起的顾客作出礼貌的，绝不至于使对方感到难堪的退避。这竟使他甚至有点儿搞不明白，到底是因为自己心术不正意念淫邪使她若此，还是她巧妙地以假装的庄重，将尴尬像传一个球似的又抛给了他？她显得那么庄重，又庄重又不失落落大方的仪态，使他简直没法儿怀疑她的庄重是假装的。

    于是他自己一时显得尴尬起来。他指了指门。

    她轻轻走过去将暗锁拧了一下。

    他说：“把门敞开吧，通通风。”

    她便将门彻底敞开了，一阵凉爽的过堂风穿过室内，吹落了桌上的几页纸。她以优雅的姿势弯下腰捡它们。有一页落在他那只缠了纱布的脚旁，她捡时姿势非常特别，不向他移近身体，而只将一条手臂尽量伸向他那只脚，并且眼望着他，随时准备迅速缩回手臂的样子，似乎提防着他会出其不意地捉住她手腕，坐在那里将她强拉入他的怀抱，进而猥亵于她似的。

    他真的对这女人感到十分困惑不解了。

    他捡起了那页纸，递给她。她接过去，连同她自己捡起的几页纸一齐放在桌上，用瓷笔筒压住。之后她将他那只缠了纱布的脚放过的沙发推回原位，款款地坐在她最初坐过的沙发上。

    他说：“谢谢你刚才推拿。”

    “但愿能起点儿作用。”她显得很虔诚。

    “你从哪儿学的？”

    “我原先开过发廊。有空儿就翻翻这方面的书，渐渐地通了，就多了一项服务项目。”

    “那么是自学成才喽？”

    “这没什么难的。谁想学，不久都能学会。”

    “为什么又办起服装加工厂来了？”

    “因为你们男人呗！”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她不再说话，她用眼睛回答他——其实你完全明白。

    这时，他觉得他那条腿真的麻起来。脚上的纱布缠得太紧了，必然的结果。也许还是像刚才那样，将腿放在柔软的沙发上好？他想。他感到那种麻正从脚向整条腿浸淫。烦请她再给推拿推拿，她会怎么表示呢？难道会拒绝么？他研究地望着她，潜意识里又有一种念头作祟。

    他说：“把门关上吧。”

    她就起身去把门关上了。之后，她闪身站在门旁，一只手放在门的暗锁钮上，以唯命是从的样子目不转睛地瞅定他。她显然在暗示他，只要他点一下头，她便插上门。他不禁非常钦佩这个女人。她似乎一眼就能看透他内心里转动的是什么念头。但是他又有点暗暗嘲笑她，因为她对他也只能看透到念头闪现的程度罢了，并不了解他对女人的好恶。尽管他此前还没有与任何一个女人之间发生过苟且之事，对于妻子以外的女人的向往却是隐忍久矣的。这一种隐忍和自我抑制使他对她们的向往时时强烈无比，近来甚至经常强烈到超现实的地步。他和她们进行着哪怕最严肃的谈话之时，只要她们是引起了他欲望的，他便同时会想象自己和对方是在床上。这她们当然是不知道的。他被绝大多数女人认为是一个正经的男人。但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谨慎的男人罢了。他从未对她们轻举妄动过乃是因为胆小或缺少机会。今天他似乎不那么胆小了，而且过分的谨慎在今天也是不必要的。所长赵景宇的车不在院子里，是没人会到二楼这间所长办公室的。上班的人们全都集中在一楼。除了这间所长办公室，其余一切房间早已腾空，按照赵景宇的决定，打算租出去创收。现在这会儿，正是一个他可以大胆地钻出他那一向谨慎行事的茧壳而充分利用的好机会。如果说仍有什么不妥的，不，没有什么不妥的（在这间所长办公室的里间，甚至有一张供赵景宇午休的床。它干净而结实。结实不结实是重要的，他想，不结实的床发出的那种吱嘎声也是会影响他的兴致的），作梗的仅仅是他此刻的心理——他不喜欢或者说不习惯太主动奉献的女人。他看出她在施展伎俩，暗暗惊讶于她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在没弄清她的目的之前，他不想肆无忌惮地受用她。因为他还没把握替她解决什么问题。他头脑中一向有种凡事力求公平的思想。他可不愿最终仿佛使自己欠下她什么……

    他这么思忖着，就对她摇了摇头。

    于是她那只准备扭动暗锁的手放下了。

    “你请坐吧。”

    分明地，为了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她归坐之前，替他往杯里续了些水。

    “我们开始谈正事吧。”他郑重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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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所长从没跟您提过我的事么？”她细声细语地问。

    “没有。”

    “我找过他好多次了。每次他都说，要跟您商量商量。”

    “他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关于你的什么事。”

    “那……那他……是在敷衍我了……”

    “你也别这么认为，他很忙。”

    “您……能当得了家么？”

    他耸耸肩，未作回答。

    她犹豫着，欲说还休的样子。

    他便吸烟，很耐心地等待着她开口。

    “听赵所长说，您是当年的知青？”

    “对。”

    “北大荒的？”

    “对。”

    “兵团还是农场？”

    “兵团。”

    “我也是。”

    “你也是？”

    “出身和你一样。”

    她一笑，笑得挺让他蠢蠢欲动，仿佛是在对他说——我们的关系非比一般呢！而这要说出来，定会使他感到俗，甚至感到她狡猾。他想，看来她很知道潜台词的最佳效果，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节约语言，知道女人在什么时候一笑顶一万句的诀窍。

    “你几师的？”

    “二师。”

    现在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反问了。

    “几团？”

    “九团。”

    “我们曾是一个团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你几连？”

    “六连。”

    “我是七连的。”

    “当年我也差点儿分到七连！”

    她以无比亲密的目光望着他，似乎因当年没跟他分到一个连，而万分遗憾。她又补充说：“当年没分到七连，我沮丧极了！”他觉得她用目光代替了她的手，始终没停止对他的抚摸。

    “为什么没能分到七连呢？”他似乎也感到遗憾起来。

    “还能为什么呢？”

    “走资派的女儿？”

    她摇头。

    他也觉得自己问得蠢。家庭成分并不至于影响到往哪一个连队分配。他们的目光，在他们和身体之间，互相纠缠在一起，拥作一团，难解难分。

    “究竟为什么？”

    “因为他们听到反映，说我和一个高一的男孩儿有恋爱关系，所以非把我俩拆散不可。”

    她又一笑。这一次笑得格外烂漫。

    “事实上呢？”

    他爱听同龄人讲当年的恋爱故事。他自己当年没恋爱过。当年他的父母不允许他在兵团谈恋爱，怕他由于爱情而扎根。七八年内他时刻不忘父母的告诫，避爱如避瘟疫，致使知青中的姑娘们误以为他生理有缺欠，或者心理不正常。他倒也乐得被她们这么误以为，觉得减少了麻烦，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减少了性骚扰。一九七七年他顺顺当当地返城了。他觉得自己是同代人中极其幸运的一个。觉得父母当年的话，都是些有先见之明的话。一九七九年大返城，凡是想回来的，都从北大荒回来了。不要说知青中的恋人或夫妻，就是那些嫁给北大荒人家，或娶了北大荒的姑娘的，也成双成对地回来了。这时他又觉得后悔，觉得吃了很大的亏。因为和同代人相比，在人生的恋爱季节他根本就没爱过。既没爱过，也没被爱过。他觉得这不啻是自己人生的一种很大的损失。尽管当时他已经结婚了，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安慰。恰恰相反，结婚了这一现实，使他觉得连弥补损失的权利都被取消了、剥夺了。但他还是希望获得补偿，哪怕仅仅是心理的。他获得补偿的方式，便是热衷于听知青们讲自己，或者这一些知青们讲那一些知青们当年的恋爱故事，再不就是从报刊上寻找那样一些故事阅读，无论是纪实的还是虚构的。他尤其喜欢知青们不幸的、痛苦的、令人心酸的、悲悲惨惨凄凄切切的恋爱故事。听时，倒也引不起他对他的同龄人们的多少同情，更多的是嫉妒。讲的人越是泣不成声潸潸泪下，他越是暗暗嫉妒得要命。阅读报刊的时候也是。

    他希望她能讲给他听一个又长又曲折又苦的恋爱故事，起码应该是感伤的、忧郁的、凄凉的，当然是关于她自己的。他今天有的是工夫。他打算向她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听众。只要她讲得好，他也打算为她的事效劳。只要她讲得好，他甚至打算将她引诱，而不是被她引诱到里间屋那张床上去，和她做成一桩平等的交易。不消她再煞费苦心地施展一些功倍事半的小伎俩了……

    “事实上呢？”他不禁又追问了一句。

    “事实上也是那样。”她喁喁地说。

    “哪样？”

    “我们确有那种恋爱关系。”

    “后来呢？”

    “后来他在九连又爱上了另一个姑娘，一个上海姑娘……”

    他精神为之一振，向她倾过身去。他认为一个又长又曲折又苦的恋爱故事开始了。

    她接着说：“后来我在六连又爱上了另一个小伙子，一个天津小伙子……”

    “很快么？”她困惑地微微眯起了双眼。

    “我的意思是，他很快就爱上了那个上海姑娘么？”

    “很快。我们分开二十多天以后。”

    “你呢？”

    “我也很快就爱上了那个天津小伙子。在他爱上那个上海姑娘十几天以后。”

    “算对他进行的一种报复是不是？”

    “有这种成分。不过不全是。那天津小伙子比他长得帅，我一下就被吸引了，也当天就引起了对方的注意。我们经常偷偷幽会，很秘密，从没被发现过。有一次我碰到了原来的那个男孩儿，我问他承认不承认他对不起我。他说他承认。是在路上碰到的，前后不见个人影。他就拉着我的手往路边树林里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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