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夏，我们到保加利亚去探亲，母亲的族人大部分在那里，她想再看看她的故乡，看看她和父亲一起幸福生活了七年的地方。几周前她就处于我弄不明白的、和我经常看到的完全不同的兴奋状态之中。她讲了很多童年时在鲁斯丘克的事，那块我从未想过的地方一下子因为她讲的故事变得有意义了。我在英国和维也纳认识的那些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后裔提起鲁斯丘克来都是瞧不起的，把它当成没有文化的穷乡僻壤，说那儿的人甚至不知道“欧洲”是什么样。所有人似乎都为他们脱离那块地方而高兴，自认为自己是开化而优秀的人，因为他们现在生活在别的什么地方。只有从不为任何事感到羞愧的爷爷，说起那个城市的名字来满怀激情。那里有他的产业，他的世界的中心，那里有他用不断增长的财富建造的房屋，但是他发现，自己对那些引起我极大兴趣的东西却懂得如此之少。有一次我给他讲马可波罗和中国，他说那都是童话，我应该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他了解这些骗子。我知道，他从没读过一本书，当他只是带着可笑的错误说他自鸣得意的那种语言时，我觉得他对鲁斯丘克的忠诚根本不值得宣扬，我瞧不起他由鲁斯丘克到那些用不着再去发现的国家的旅行。可是他的记性极好，从不出错。有一次他到我们这儿来吃晚饭时，问了母亲一大堆关于马可波罗的问题，这叫我大吃一惊，他不只问母亲这个人是谁，是否真有此人，他还打听我给他讲过的每一件神奇的具体事件，一件也不落。当母亲告诉他马可波罗的报告在后来发现美洲新大陆时起了什么作用时，他差点发火，但是当提到哥伦布把美洲当成印度的错误时，他又平静下来，骄傲地说：“这是因为他相信了一个骗子！他们在那儿发现了美洲，却以为是印度！”

    爷爷没能迫使我对我的出生地产生兴趣，母亲却轻易就做到了。在我们的晚间阅读时，当她讲起她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她会突然说：“我是在我父亲的花园里坐在桑树上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有一次她给我看一本旧的雨果的《悲惨世界》，上面还有她读书时吃桑葚染上的污迹。“桑葚已经熟了，”她说，“我爬得很高，这样好藏得更隐蔽些。到我该去吃饭时，他们就看不见我，我接着读了整整一个下午，忽然感到肚子饿极了，就填了满满一肚子桑葚。现在你好多了，我们允许你看书。”“可是我也得吃饭。”我说着，同时开始对桑树产生了兴趣。

    后来她答应我，以后会指给我看那棵树的。现在我们所有的谈话都落到计划这次旅行上了。我本来不大想去，因为我们的晚间阅读得因此中断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当我对阿戈尔船英雄传说和美狄亚这个人物还保持着深刻印象时，母亲说：“我们去瓦尔纳[1]，到黑海边上去。”这下我的抗拒心理被解除了武装。虽然科尔基斯[2]在黑海的另一边，可不管怎么说，总是同一个海啊！在这一刻，我已经准备自愿牺牲我们的阅读了。

    我们乘火车从喀琅施塔德旁驶过，穿过罗马尼亚。我对这个国家怀着一种柔情，因为人们十分赞赏把我从小带大的罗马尼亚保姆，她待我像亲生孩子一样，以后只是为了看看我，竟不怕从久尔久[3]过多瑙河。后来听说她由于一次事故在一口很深的砖井里淹死了，父亲按照他一贯的做法，找到保姆的家，瞒着爷爷为他们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

    在鲁斯丘克我们没住在老房子里，那里离卡内蒂爷爷太近了。我们住在母亲的大姐贝莉娜姨妈家，她是三姐妹中长得最美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有点小名气。她去世之前一直追踪着她的不幸，当时还没有落在她和她的家庭头上，可是已经有点苗头了。我的记忆中总是保留着她当年的容貌，她最美的时候的形象，后来我又发现她像提香[4]笔下的《拉·贝拉》和《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因此她的形象在我心中再不会改变了。

    她住在一栋具有土耳其风格的宽敞的黄房子里，正对着她父亲的房子，阿尔迪蒂外公两年前在一次去维也纳的途中死了。大姨妈的财富可以和她的美貌媲美，她懂得不多，别人都认为她笨，因为她从来不为自己索取什么，总是赠予。因为大家对她那十分吝啬、懂得抓钱的父亲还记忆犹新，所以她似乎不像这个家里的人，大方得出奇。她只要看到一个人，就会想到如何给他带来特殊的快乐，除此之外她从不考虑别的什么事。她常常沉默不语，呆呆地望着面前，不注意别人的问题，有点心不在焉，脸上显出一种紧张的表情，但仍不失其美艳。这时，人们就知道，她是在考虑一件礼物，只是还没想出一件称心的。她送礼物送得别人深受感动，可她实际上并不十分高兴，因为她总觉得礼物太轻，总还要喋喋不休地加上许多道歉的话。这不是那种馈赠礼品的骄傲——我从西班牙人那里清楚地了解这种表明某种贵族身份的傲慢态度——而是纯朴自然的，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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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嫁给了堂兄约瑟夫，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他使大姨妈一生痛苦，她不得不忍气吞声，而又不让人察觉一丝一毫。屋后的果园里，当时果子正坠满枝头，我们像着了迷似的喜欢这里，如同看到姨妈的礼物一样。住宅里的房间明亮，但也很冷，比我们维也纳的房子大得多，有好多新奇东西。我忘了是怎样睡在土耳其长沙发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新奇的，仿佛我确实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作一次考察旅行似的，后来这成了我一生中最强烈的愿望。对面外公花园中的桑树则叫我失望，它根本没那么高，而且因为我把母亲的话想象得像她现在说的这样，我弄不明白，别人当时怎么没在她躲藏的地方发现她。但是在黄房子里，在姨妈身边，我觉得好舒服，并不急着去黑海，而黑海之行本来是计划的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

    约瑟夫·阿尔迪蒂姨夫长着一副圆圆的红脸膛，总眯缝着眼睛。他总盘问我，他知道各种各样的事，而且对我的回答十分满意，以致他总抚摩着我的面颊说：“记住我的话！这个孩子会有出息的。当个大律师，像他姨夫一样。”他是个商人，根本不是律师，但是他精通许多国家的法律，他可以详详细细、一字不差地引经据典，而且用不同的语言，然后再给我译成德语。他企图捉弄我，大约过十分钟后就把同一条条文再引证一遍，但稍稍加以改动，然后狡黠地看着我，等上一会儿。“刚才不是这样的，”我说，“本来是这样的。”我不能忍受这样的条文，它使我对一切与“法律”有关的东西极为反感，但是我也很得意，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他的夸奖。“你注意到了，”他说，“你不像这里的其他人，不是笨蛋。”他用手指了指房间，别的人都坐在那儿，其中也有他妻子。他不只指她，他认为整个城市都很愚蠢，全国、巴尔干、欧洲、全世界，只有几个能和他较量的名律师例外。

    人们私下议论他的火暴性子，警告我说，要是他发起火来，那是很可怕的，但我用不着害怕，一会儿就会过去。如果他盯着一个人，你必须静静地坐着，不说一句话，一直恭顺地点头。母亲警告我说，要是出了什么事，连她和姨妈也得保持沉默，姨夫就是这样，这时候别人什么都不能做。他发火主要是针对死去的外公，但是也针对还在世的寡居的外婆以及所有还在世的兄弟姐妹，母亲和姨妈也包括在内。

    因为我老是听到这样的警告，我就已经好奇地等着了。有一天吃晚饭时真的出事了，情形是那么可怕，以致这件事成了这次旅行中真正的回忆。“ladrones，”他突然喊了起来，“ladrones，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是小偷！”西班牙语的ladrones比“小偷”厉害，像是小偷和强盗加在一起的意思。他指控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偷了东西，首先是不在场的人，从已去世的外公、他的岳丈开始，外公为了外婆的缘故取消了他的一部分遗产。然后是还健在的外婆，还有在曼彻斯特的有权势的舅舅萨洛蒙。舅舅应该提防他，他会把舅舅置于死地。比起舅舅来，他更精通法律，会在世界各国控告舅舅，舅舅将没有能够解救自己的避难所！我对萨洛蒙舅舅根本就不同情，而且——我不能否认——高兴有人敢于跟这个可怕的人较量一番。可是姨父的攻击目标并不仅限于此，他接着攻击的是三个姐妹，甚至有我母亲，还有他的妻子，好心的贝莉娜姨妈，他认为姨妈在暗暗地和她的家庭密谋对付他。“这帮无赖！这帮罪犯！这帮恶棍！”他诅咒着要把所有人统统碾碎，把他们的黑心从胸膛里掏出来！喂狗！他要让他们一辈子记着他，让他们求饶！可是他不懂得宽恕，他只知道法律，他知道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人和他较量。“这些疯子！这些笨蛋！”他这么歇斯底里地喊着。“你以为你自己聪明，是吗？”他突然转向我母亲，“但是你的小儿子胜过你。这家伙跟我一样！他总有一天会告你，你不得不交出最后一个铜板！人家说你是受过教育的，可你的光彩对你没一点用！法庭见！”他用手指骨节狠狠敲着前额，“法律就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你不懂这个！”他又对我说，“你母亲是个小偷！在她没有偷你——她的亲儿子之前，你就知道这一点更好。”

    我望着母亲恳求的目光，可是现在再也没用了，我跳起来喊道：“我妈妈不是小偷！姨妈也不是！”我气得哭了起来，可他根本无动于衷。他那肿得可怕的脸上露出一副假惺惺的和善样子，靠近我说：“住口！我没问你！捣蛋鬼！傻瓜！你会看到的。我坐在这儿，你记住我，你的姨夫约瑟夫亲自告诉你。我同情你，你才十岁，因此我及时告诉你，你母亲是一个扒手。所有人，大家都是扒手！全家！全城！没有什么人不是小偷！”

    说完最后一个词“小偷”，他停住了。他没打我，但是我不再讨他喜欢了。“你根本不值得我教你法律。”后来，当他平静下来时对我说，“你只能通过经验学习。你不配有更好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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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妈使我最感到奇怪，她好像没事儿似的，当天下午又忙她的礼物去了。在姐妹之间的一次谈话中——我没让她知道我偷听了——她对我母亲说：“他是我丈夫，早先他不这样，自从父亲死后他才变成了这样。他忍受不了任何不公平，他是个好人。他很敏感，为什么所有好人都这么敏感？”母亲认为这样不行。因为有孩子，孩子不能听这些关于家庭的事。母亲一直为家族感到骄傲，这是城里最好的家族，可是约瑟夫也是这个家的人，他自己的父亲就是外公的哥哥。“可他没说过一句反对他父亲的话。他没说过！从来没有！他宁可把舌头咬下来也不会说反对他父亲的话。”“可是他为什么要这笔钱？他本人比我们有钱多了！”“他忍受不了不公平。自打父亲死后，他就变了样，他过去不这样。”

    不久后我们去了瓦尔纳。大海——我回忆不起再早一点的事了——根本不凶猛，不狂暴，为了对美狄亚表示敬意，我冒险地等待着，可是水中没有她的踪迹。我想，是在鲁斯丘克发生的争吵把一切关于美狄亚的念头挤掉了。一旦我最亲近的人中真的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平时在我心中萦回的古代文学的人物形象就大为逊色了。自从我为母亲辩护，反对她姐夫的恶毒指控以来，对我来说，母亲不再是美狄亚了，相反，重要的是保护她的安全，和她在一起，用自己的眼睛看着，不让任何可恶的事情沾上她。

    我们在海滩度过了好多时光，港湾的灯塔使我特别着迷。一艘驱逐舰驶进海港，也就是说，保加利亚将站在中欧列强一边参战。在母亲和熟人的谈话中常常听到人们断言这完全不可能。保加利亚本来决不会和俄国开战，多亏了俄国它才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许多次战争中俄国人和土耳其人打仗，什么时候保加利亚碰到困难，他们就依靠俄国人。在俄军服役的季米特里耶夫将军是全国最有名的人，他曾作为贵宾出席过我父母的婚礼。

    母亲的一个年长的女友奥尔加是俄国人，我们在鲁斯丘克时去拜访过她和她丈夫，我觉得她比我认识的所有其他人都更热情、更开朗。两个朋友像年轻姑娘一样亲热地交谈，她们兴高采烈地用法语交谈，说得很快，还夹杂着高兴的呼叫，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说个不停，叽叽喳喳地像麻雀叫，不过是两只大麻雀。奥尔加的丈夫带着尊重的表情沉默不语，他那挺起的胸膛看起来有点像军人的姿态，他斟上俄国茶，用好吃的点心招待我们。他很注意让两个朋友的谈话顺利进行，不让她们浪费一分钟宝贵的时间，因为自她们上一次相聚分手后已过了好长时间，以后何时才能再见呢？我听到托尔斯泰的名字，他几年前才去世，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时怀有的崇敬心情使我后来问母亲，托尔斯泰是不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母亲迟疑又不十分情愿地否定了这一点。

    “现在你懂了吧，为什么我不许别人诽谤俄国人，”她说，“那是些最奇妙的人。奥尔加一有空就读书，人们和她可以交谈。”“和她丈夫呢？”“也行。但是她更聪明。她对文学了解得更多，他敬重这一点，他最愿意听妻子讲话。”

    对此我没有说一句话，但是我却有我的怀疑。我知道，我父亲认为我母亲更聪明，而且把她看得比自己高明，我也知道，母亲接受了这个看法。她当然同意父亲的意见，每当她说起我父亲时——她总是讲最美好的事情——也十分坦率地谈到，父亲多么看重她的灵气。“可他的音乐修养比你高。”我习惯于提出异议。“是的。”她说。“他戏也演得比你好，人家都说他是最好的演员。”“也许是吧，也许是吧。他有一种天赋，是从你爷爷那儿继承来的。”“他比你更风趣，比你风趣得多得多。”母亲不会不爱听这话，因为她看重真诚和尊严，城堡剧院庄严崇高的语气，她已经掌握了。接着我就更来劲儿了，说：“他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这回母亲既不怀疑，也没有犹豫，而是高兴地赞同：“你在全世界也找不出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人，永远找不出第二个。”“那奥尔加的丈夫呢？”“他也是好人，是好人，但不能和你父亲相比。”然后她就讲了许多关于父亲行善的故事，我听了成百遍，可还愿意再听。他如何帮助了许多人，而且是背着他们干的，以致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别人严肃地问他：“雅克，真是你干的吗？你不觉得做得太多了吗？”“我根本不知道，”他答道，“我记不起来了。”“你知道，”母亲最后总是这样结束，“他是真的忘了。他人这么好，以致忘了自己做过什么好事。你别以为他平时也总爱忘事。他在戏里演的角色几个月也忘不了。他也忘不了他父亲对他干了什么，他父亲从他手中夺走小提琴，强迫他去经商。他也不会忘记我喜欢什么，好多年后他还能弄来我顺嘴说过的想要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可是他却瞒着自己做的好事，瞒得这么巧妙，以至于后来自己也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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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永远也做不到，”我既为父亲骄傲，也为自己感到悲哀，“但我会把它永远记在心上。”“你比较像我，”母亲说，“这不是真正的善。”然后她向我解释，她太爱猜疑，所以不宽容，她总是立刻就想到别人在想什么，马上看透他们，猜出他们最隐秘的内心活动，趁此机会她对我提到一个跟她一样敏锐的作家的名字，那个作家像托尔斯泰一样在不久前去世了，他叫斯特林堡。她不大情愿地、吞吞吐吐地说出这个名字，她是在我父亲去世前几个星期才读到斯特林堡的书的，那个曾经热情地向她推荐斯特林堡的赖兴哈尔的医生，是使我父亲产生最后的嫉妒的原因。这种嫉妒也是母亲往往害怕的，当我们还在维也纳时，只要她不小心提到斯特林堡的名字，总是泪水盈眶，直到来到苏黎世，她才慢慢习惯了斯特林堡和他的书，能够不过分激动地说出他的名字。

    我们做了一次从瓦尔纳到欧希诺格勒附近的莫纳斯蒂的远足，那里是皇宫所在地。我们只从远处看见那座宫殿，自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后，它已经不在保加利亚境内，而划归罗马尼亚了。在已经开始了残酷战争的巴尔干穿过边界可不是一件美事，许多地方根本过不去，人们尽量避免越过边境。但是当我们坐在租来的马车里，一路上看见长势喜人的蔬菜水果：深紫色的茄子、青椒、西红柿、黄瓜、大南瓜和西瓜，我感到十分惊讶，这儿什么都有。“瞧！”母亲说，“这儿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这也是一种文明，谁也不必为自己生在这里感到羞愧。”

    后来在瓦尔纳下起了倾盆大雨，通向港口的斜街布满深坑，我们的马车陷住走不动了。我们只得下车，好多人来帮车夫的忙，大家拼命地拽，直到车又动了起来。母亲叹着气说：“街道还像从前一样，这就是地中海以东的现状，这些人永远是什么也不学！”

    她的看法就这么左右摇摆，最后终于很情愿地和我踏上回维也纳的归程。因为维也纳在过了第一个战争的冬季之后食品开始紧缺，她在上路前贮存了些干菜，各种各样的菜用线串起来，装了满满一箱子。后来在罗马尼亚通向匈牙利边境的普雷戴尔检查站，税务官把箱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在月台上，令母亲勃然大怒。车开动了，母亲跳上车，可她的宝贝在税务官们的哄笑声中仍然摊在月台上，她连箱子也丢下了。仅仅为了这种和吃有关系的事而大发雷霆，我觉得好像有失她的身份。她从我这儿也没得到安慰，这使她更加懊丧。

    她把罗马尼亚官员的态度归结于我们的土耳其护照。出于一种天生的对土耳其的忠诚，大多数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后裔一直都是土耳其公民，在那里他们总是得到很好的对待。母亲的家庭来自利沃尔诺[5]，那里受到意大利保护，人们外出旅行都是带着意大利护照。她认为，假如她还用当姑娘时姓阿尔迪蒂的护照，罗马尼亚人肯定不会这样，他们可能喜欢意大利人，因为他们的语言是从那里来的，他们多半也喜欢法国人。

    我陷入我不愿承认的一场战争中间，但是直到这次旅行中我才开始通过亲身体验理解了某种普遍的广泛流传的民族仇恨情绪。

    注释：

    [1]保加利亚的一个城市。

    [2]黑海沿岸一个古代的地名。

    [3]罗马尼亚地名。

    [4]提香（1488-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画家。

    [5]意大利中部的一个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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