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的夏天，我们是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度过的。我们住在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我不知道在什么街上。有一位退役的高级军官，一位将军和我们合住，他和他夫人住在一楼。那时候人们经常都可以见到军官。

    一天中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疗养地公园度过，是母亲带我们到那儿去的。公园中央的一个圆亭里有疗养地的小型乐队演奏，乐队指挥是个瘦高个，叫康拉特，我们几个男孩子私下里用英语管他叫“胡萝卜”[1]。我和弟弟们用英语讲话可以不受约束，他俩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他们的德语有点没把握。布雷小姐几个月前回英国去了。我们之间不用英语交谈，这对我们本来是一种外力的强制，否则在公园里人们会把我们当成英国孩子。

    由于有音乐，公园里总是有好多人，但是七月底战争已迫在眉睫了，拥到疗养地公园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告诉我，玩的时候不可以这么大声用英语叫喊，我没怎么在意，弟弟们更没放在心上。

    有一天，我想是八月一日，开始宣战了。“胡萝卜”正在指挥乐队演奏，有人给他递上一张条子，他打开一看，就中止了演奏，用指挥棒用力敲着，并大叫：“德国向俄国宣战了！”乐队开始奏起《奥地利皇帝颂》。大家都站着，坐在长凳上的人也都起立，一起唱：“上帝保佑我们，上帝保佑我们的皇帝和国家。”我在学校里就知道了这首颂歌，也犹犹豫豫地跟着唱。这首刚一唱完，又接着唱《德意志颂》，“保佑你戴上胜利者的桂冠”。如果换另外的词，用英文唱，就是我很熟悉的《国王万岁》。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着英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习惯，还是为了表示一种抗拒，我用最大的声音跟着唱英文词，弟弟们也糊里糊涂地用尖细的嗓音学着我唱。因为我们被紧紧地挤在人群中，所以很容易听出来，突然，我看见周围都是气得变了形的脸，胳膊和拳头都向我打来，连我的两个弟弟，包括最小的格奥尔格也挨了几下本来是朝着我这个九岁孩子打来的拳头。母亲被挤得离开了我们一点，还没等她发现，大家就向我们乱打起来，但是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那些恨得走了形的脸。一定是有人告诉母亲了，因为她大喊起来：“可这是些孩子啊！”她朝我们这儿挤过来，把我们三个人拢到一起，气愤地和那些人讲理。人们根本没有碰她一下，因为她话讲得和一个维也纳妇女一模一样，最后她终于把我们从挤得要死的人群中拉了出来。

    我不完全理解我所做的事，难以忘怀的是，这是我第一次与一群怀有敌意的人遭遇的经历。它影响了我在整个战争期间的立场，直至一九一六年在维也纳和后来在苏黎世，我思想上都倾向于英国。但是从挨打中我也学会：只要我还在维也纳，就得提防别人发觉我们的思想观点。除了在家里，我们被严格禁止讲英语，我控制着自己，而且更努力念我的英文读物。

    小学四年级时——这是我在维也纳念的第二所小学——战争打起来了，我对这一时期生活的回忆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得到一个黄颜色的歌本，这些歌都与战争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开头是我们每天作为第一首和最后一首必唱的《皇帝颂》。黄歌本中有两首歌我比较喜欢：“曙光，曙光，你照耀着我年轻的生命走向死亡。”但我最喜欢的那首开头是这样的：“在草地那边，蹲着两只寒鸦。”我想，下一句该是：“我死在敌国的土地上，在波兰倒下。”这本黄歌本中的歌我们唱得太多了，但是歌的调子想必要比那些可怕的充满仇恨的简短口号听起来还好忍受一点，那些口号一直深入到我们小学生的心里。“完蛋就完蛋！”“一枪一个俄国佬！”“一拳一个法国鬼！”“一脚一头英国猪！”当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把这样的话带回家，对范妮学说“一枪一个俄国佬”时，她向母亲告了我的状。也许这是她的一种捷克式的敏感，她绝不是爱国主义者，也从不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唱我在学校学的战争歌曲，可是也许她是一个明智的人，觉得那句粗话“一枪一个俄国佬”从一个九岁孩子口中说出来特别有伤风化。这一点深深刺伤了她，她没有直接责备我，而是悄悄地到母亲那儿对她说，如果她从我们这些孩子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她就不能再在我们家待下去了。母亲私下训斥了我，非常严厉地问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也没有，学校里的男孩子们一直都这么说，我受不了。我没撒谎，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思想上倾向英国。“那你为什么还鹦鹉学舌呢？范妮不喜欢听这话，你说这样的粗话会伤害她的。俄国人是和你我一样的人。我在鲁斯丘克最好的女友就是俄国人，你不记得奥尔加吗？”我把她忘了，现在又想起来了。这唯一的一次斥责已经足够了，我再也没重复过这样的话，因为母亲对此明确地表现出她的厌恶，我感到了她对每一句充满兽性的战争叫嚣的憎恶。这种叫嚣我后来在学校还听到过，而且每天都能听到。不是全体人都胡说，只是个别人，但他们一说再说，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少数，他们才想以此显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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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妮来自波希米亚乡下，她身强力壮，全身哪儿都长得挺结实。她的看法也很固执，新年时，虔诚的犹太人站在多瑙河运河边，把他们的罪过抛向水中，范妮和我们一道从那儿路过时就指责他们。她心里一直有她自己的看法，而且直言不讳。“他们更应该不犯罪，”她说，“扔掉，那我也会。”“罪过”这个词她听来不舒服，她不喜欢装模作样。她最讨厌乞丐和吉卜赛人。她觉得乞丐和小偷是一路货色。她不受欺骗，讨厌戏剧场面，她嗅出在激动的言语后边有一种坏的意图，她觉得最坏的就是戏剧，而这在我们家太多了。只有唯一的一次她不由自主地演了一场戏，那是那么残酷，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我们的房门铃响了，她开门时，我站在她旁边。门前站着一个乞丐，年纪不大，也不是残废，他跪在范妮面前，绞着双手。他说，他的妻子躺在停尸床上，家里有八个孩子，他们是饥饿的小老鼠，无辜的可怜虫。“发发善心吧，夫人！那些无辜的孩子有什么罪啊！”他跪在地上激动地重复他的请求，好像在唱一支歌，而且他一再管范妮叫“夫人”。这使范妮气得说不出话来。她不是夫人，也根本不想当夫人，而且每当她称母亲“夫人”时，一点也不低三下四。她默默地看了一会跪着的那个人，他那故作可怜的乞讨歌发出很大的回声。突然，范妮自己也跪倒在地学他，那人听到自己说的每句话又都由范妮口中用波希米亚口音说了出来。这首二重唱那么富有表现力，使我也开始跟着念叨起来。范妮和乞丐谁都不受干扰，但是最后范妮站起来，把他关在大门外。他还一直跪在那儿，透过关紧的大门仍在念着：“发发善心吧，夫人！无辜的小可怜虫有什么罪呢！”

    “骗子！”范妮说，“他没有死在床上的老婆，没有孩子，他把一切都自己吃了。懒蛋！年纪轻轻的，什么时候生的八个孩子！”她对骗子那么恼火，等母亲一回家，就把整个场面给母亲表演了一遍。我帮她跪下，我们一块表演了这一场面，我给她演她是怎么干的，想惩罚她的残酷，但是我也想比她演得好。于是她从我嘴里听到乞丐的话，然后是用她的声调重复同样的话，当我用“发发善心吧，夫人！”开始时，她生气了，就强迫自己不再跪下，尽管我下跪引得她也想跪下。这对她是一种折磨，因为她感到在自己的语言中受到了责备，这个坚强、固执的人突然变得不知所措了，她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给了我一记耳光，这本来是她要给那个乞丐的。

    现在范妮对戏剧真的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晚上，她在厨房就能听见我和母亲一起朗读，这深深地刺激了她的神经。如果我第二天跟她说起来或者只是自言自语，她就连忙摇着头说：“这么激动！叫孩子怎么睡觉啊？”随着家中戏剧生活的加强，范妮越来越受到刺激，有一天，她表示要辞掉工作，母亲说：“范妮以为我们发疯了，她不懂。这一回也许她还会留下，但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将失去她。”我很依恋她，弟弟们也是。母亲没费劲就说服了她。可后来她有一次忘乎所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最后通牒：她不能再看着孩子睡这么少的觉，要是晚上装腔作势的表演再不停止，她就只能一走了之。于是她真的走了。我们都很伤心。常常收到她寄来的明信片，我这个她所讨厌的小家伙被允许保留这些明信片。

    注释：

    [1]“康拉特”（karotte）与英文“胡萝卜”（carrot）的发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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