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二年级的时候，速记就是我们的选修课。我想学会速记，可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这一点我从邻座冈茨霍恩在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就可以看出。我不愿意用新的符号去代替我非常熟悉并且使用了很久的拉丁字母。我当然希望能够写得快一些，但是我希望能有一种既不改变拉丁字母，又可以达到目的的方法，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我竭力记住这些速记符号，可是常常是刚刚记住，却又马上忘掉了，就像是我匆忙把它们赶走了似的。冈茨霍恩对此感到惊讶，速记符号对他来说就像拉丁语、德语以及他写诗使用的希腊语一样容易。他并不反对用其他的符号来说相同的话，而我则觉得每一句话都像是永恒的，它们的可见的形态对我来说是一些不可侵犯的东西。

    我从小就习惯于各种不同语言的存在，但是却不习惯于各种不同的字体。令人讨厌的是，拉丁字母还有一种哥特体写法，然而这两种字母却有同样的范围、相同的用法，而且在写法上也颇为相似。速记的音节带来一种新的原则，它可以使书写减少到最低程度，对此我深感怀疑。我跟不上听写，错误多得惊人。冈茨霍恩看见这种糟糕的事，挤眉弄眼地指点我改正错的地方。这种情况也许就会这么延续下去，我恐怕最终会将速记看成是一件不适合我的事而完全放弃，然而，朔赫老师——他也教我们书法课——有一天给我们带来了一本速记课本：黑贝尔的《小宝盒》。我读了其中几个故事之后，便继续读了下去，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本如此不寻常的名著。这只是一个选本，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读完之后，我无可奈何地又从头再读一遍。反复读了几次之后——我根本没有想过这是速记文本，还以为是正常字体——速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我所接受了。我经常读这本书，最后它都散了页。即使后来我有了各种版本的普通印刷体的全本，我仍然最喜欢读那些残缺不全的散页，直到它们在我的手指之间彻底化为虚无。

    第一个故事《东方回忆录》是这样开始的：“在土耳其，有时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土耳其人：祖父在那儿长大，父亲也出生在那儿。在我出生的城市有许多土耳其人，他们在家里全都讲自己的语言。虽然我小时候没有真正地学过土耳其语，可是经常听人讲，而且知道一些已经进入西班牙语的土耳其格言，对其中的绝大多数还了解它们的来源。此外，我还知道许多古老的传说：当我们的祖先被迫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土耳其苏丹邀请他们到土耳其去，从那以后，土耳其人对我们格外关照。我在《小宝盒》里读到的第一段文字就让我感到温暖，其他读者也许会觉得它具有异国情调，我却感到熟悉得就像是来自家乡故土。因此，我对“人们不应该把石头装进敌人的口袋，人们也不应把复仇记在心头”这个故事的道德寓意也就格外易于接受，但当时，我还不可能将它付诸实践。在我早年的生活中有两个人被我视为仇敌，他们是维也纳的那个长着大胡子的讲师和曼彻斯特的外号叫作“食人怪物”的舅舅。我对他俩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一如既往。然而，一种“道德寓意”只有在与人们的感觉和行为完全相反的时候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在找到机会振作精神开始行动之前，必须长期蛰伏等待。

    黑贝尔的书里有许多使人永志不忘的教诲，每一个都与一个难以忘怀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我的生命是从父母用一种我不熟悉的语言交谈卡尼特弗斯坦的经验开始的，在不了解其中原委的情况下，引起我注意的有：窗台上摆满郁金香、翠菊、紫罗兰的漂亮房子；大海从船上冲上陆地的财富；长长的送葬队伍和裹着黑布的马匹。这一切加深了一种语言对我产生的影响。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一本书能给我留下如此全面而详尽的印象，我希望去追寻它在我身上留下的所有踪迹，以一种仅仅对它的敬意证明我对它的感激。当那些年里支配着我外表的浮华的诗人道德崩溃瓦解化为尘土的时候，我从这本书里得到的每一句话都完好无损。凡是我写的书，我都偷偷地与这本书的语言进行了比较；我写的每一本书，最初都是用速记形式写下来的。我对速记方面的知识完全得益于此书。

    卡尔·朔赫给我们带来了《小宝盒》，但是他对自己和学生都颇为不满。他有一个鹅蛋形的小脑袋，皮肤略微发红，他的头发和胡子是黄色的，就像金丝雀的羽毛，尤其是那撮小胡须。他的毛发真的是黄色的，抑或仅仅是我们感觉如此呢？他的动作拖泥带水，有时一蹦一跳，这也许就使他得到了一个绰号：金丝雀。这个绰号从我们认识他之后不久，一直伴随到他去世为止。他年纪很轻，说起话来很费力，就像舌头运动起来有困难似的。他在说出想要说的话之前，总要先来一段开场白，然后才言归正传，每次总是寥寥几句，听起来干巴巴的，枯燥乏味；他声音低沉，很快就又归于沉默。他最初是给我们上书法课，在这个专业方面我毫无所获，而他却过于认真。他非常看重漂亮的书写，就像一个刚刚学会写字的小学生。因为他说得很少，所以，他的每一句话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使有些不必要的地方，他也总是再三重复。他想让我们记住的东西，自己必须先去掌握。无论他对谁讲话，总是用同一种腔调，我们不禁怀疑他在课前一定预先练习过要对我们说些什么。然而，他还是经常莫名其妙地说不出话来，所有预先练习都变成徒劳的了。他的能力不算低，但是他并不适合这项工作，他被安排在不合适的位置上，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也许始终在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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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书法课成绩，他总是用勉强及格的分数来严格考查学生，有一些人为书写花了许多力气，从他这儿学到了一手好字。他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工工整整地模仿他写在黑板上的字，这是一个对智力要求最少的专业，它给予那些尚不太发展的人一个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当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他获得了沉默的时间，他面对着的是字母，而不是活生生的学生。他写得又大又清楚，是为所有人写的，而不是为个别的人。暂时背对他所害怕的这些目光，他一定会得到一些宽慰。

    他后来接替赖奇上地理课，这真是一桩灾难。他对地理学并无把握，班上的同学颇有兴致地利用这个机会，为长期受赖奇的压制而向朔赫报复。在当过上校之后，朔赫又成了一名新兵，现在他必须连续不断地讲课。他来上课时，欢迎他的是像金丝雀叫声似的轻声的叽叽喳喳，他下课离开时是高声的叽叽喳喳，他还没有把身后的门带上，叽叽喳喳的声音就已经发出了。他从未对此加以理会，也从未对此说过一句话。现在无法弄清，他当时是否知道叽叽喳喳的含义。

    我们当时正学到南部非洲。巨大的地图挂在他的身后，他让我们单个到前面指出地图上的河流，并且说出它们的名称。有一次轮到我了，在我必须指出的几条河流中有一条叫作德萨瓜德罗河。我的发音完全正确，这也不算什么本领，只不过是我从小就听过并且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罢了，agua的意思是水。他纠正我的发音并且说，应该读作“德萨加德罗”，不应该发出u的音。我坚持要读德萨瓜德罗，他问我是从哪儿知道的。我不承认错了，坚持说道：“我当然知道，西班牙语是我的母语。”我们两人在全班人的面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我生气的是，他竟然不承认我西班牙语所拥有的权利。他目光呆滞，脸上毫无表情，但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地反复说道：“应该读德萨加德罗河。”我们俩面对面地把两种发音重复了好几遍，他的面部肌肉越来越僵硬，要是我用来指东西的教鞭握在他的手里，他准会劈头盖脸地朝我打来。后来，他想出了一个解围的办法，说道：“在南部非洲，人们有另外一种说法。”然后就把我打发下去了。

    若是换了另外一位老师，我不以为我的这种刚愎自用是过头的行为。他在这种出丑的情况下肯定值得人们同情，但我对他没有一点儿同情。我们后来又上过他的几节课，有一天，我们等着他来上课，叽叽喳喳的预备曲已经开始，然而来的却是另外一位老师。他说：“朔赫老师以后不来上课了。”我们以为他是生了病，但是不久就得知了真情，他死了。他割断了动脉，因失血过多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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