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和商汤，这一对自古以来就被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君臣，他们以自己国家的名义取代了夏朝，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关于伊尹背后是否有阐教的算计，我们无从得知。然而，从后来伊尹放逐太甲、几乎垄断大商权力的行为来看，似乎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虽然伊尹出身于奴隶，却能登上如此高位，这确实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按照常理来说，以阐教的一贯作风，像伊尹这样的人恐怕是难以入得了他们的法眼的。但是，世事难料，谁又能说得准呢？
商汤以“吊民伐罪”的口号推翻夏朝，这一举动不仅开启了朝代更迭的先河，更为商代夏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商汤对夏朝末代君主癸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抹黑。将癸与后世臭名昭着的纣王相提并论，他们的罪名和亡国过程简直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罢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伊尹的反间计不仅让夏国的文武官员命丧黄泉，而且所有的罪责都被强加在了癸的身上！更过分的是，什么宠幸妖妃、大兴土木、奢靡无度等等恶名，也全都一股脑地扣在了癸的头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汤，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的后代子孙将来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呢？
当然，这样的事情汤只需要点个头表示同意就可以了，真正去执行的还是那些握有笔杆子的人，也就是阐教势力的代表们。他们好不容易沾上了人道气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便拼命地抹黑癸，甚至还给他起了一个恶谥——桀。
然而，对于贵族之间对共主的反叛行为，他们却全部美化成了正义之举，对汤“网开三面”的攻心策略更是赞不绝口，称其为仁慈之举。可是，对于汤首先剪除的那些弱小国家，他们却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由此可见，阐教介入朝代更迭之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只是具体是汤还是伊尹在背后操纵，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当然，花无百日好的道理，就如同那灿烂的春花，虽然娇艳欲滴，但终究会凋谢一般，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然而，人们往往在胜利的喜悦中，会忽略这一点。汤也不例外，他在战胜夏国后，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对于夏国遗民投奔犬戎这一事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然而，正是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却如同蝴蝶效应一般，为后来犬戎势力的不断壮大埋下了伏笔。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到了周朝时期。犬戎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程度，他们甚至一度攻破了大周的国都，给周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场浩劫不仅让大周的国运遭受重创，也使得天下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各国纷争不断，战火四起，一个充满着血腥与杀戮的时代——东周列国的大争之世，就此拉开帷幕。
在这乱世之中，无数英雄豪杰崭露头角，他们各展其能，争夺天下霸权。而最终统一华夏的祖龙祖辈，也是在整合了犬戎的势力之后，才得以奠定大秦的基业。
由此可见，夏国遗族所保存的从黄帝时代开始的锐意进取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相反，这种精神在人族陷入最恐怖的内讧之时，如同一把利剑，刺破黑暗，再次终结了人道气运被仙神掌控的悲剧。
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轮回，不断地重复着相似的故事。东夷贵族原本以为商汤代夏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却未曾料到，这只是历史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而他们也不过是这循环中的一颗棋子罢了。然而，商汤却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从贵族中选拔官员的传统做法。这一决策仿佛是伊尹为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他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伊尹不仅先后辅佐了多位商王，而且不遗余力地提拔底层百姓进入朝廷任职。他希望通过这种文火慢炖的方式，逐步淘汰那些跟不上人族历史发展进程的老贵族。
这一举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彻底打破了所有贵族之间的默契。东夷地区的叛乱也因此开始零星爆发。起初，挟着大胜之势的商朝轻而易举地平定了这些叛乱，但根本性的矛盾已经深埋其中，难以根除。尽管如此，商朝在武丁时期达到了最为鼎盛的状态，这个横扫蛮族（方）的强大王朝，仍然不得不预留足够的兵力，以备不时之需，随时准备派遣出去扑灭东夷的叛乱。
整个贯穿始终的，始终萦绕着对东夷的评判，这种评判从未停止过。深究其中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听起来有些荒诞，那就是商汤在当时的东夷地区并非最强大的诸侯，但却是反叛最为坚定的。当商汤攻破夏都时，那些东夷的大国都瞠目结舌，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出力，甚至都没有露面，可在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却如此强硬地冲在前面，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然而，这样的事情无论放在哪个诸侯的心里，都是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坎。所以，他们对大商的怨恨从未有过丝毫的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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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则是商汤自己也心知肚明，即使他取代夏朝建立了商朝，论及实力，即使整合了大夏的国力，也难以独自应对来自整个东夷部落的威胁。因此，对于周边的小国，商汤采取了拉拢的策略。但对于东夷诸国，他则巧妙地运用了人皇大义的名分，实施分化和离间之计。不仅如此，商汤还选拔新的贵族（即底层中的能人）来制衡东夷诸国，以此瓦解他们的社会稳定。
底层人民对大商的政策心生向往，渴望成为那个“朝为田舍郎，暮入大商堂”的幸运儿。于是，诸国贵族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隐忍。然而，一旦有了合适的借口，他们便会大肆宣扬，最终导致许多人纷纷跳反。
贵族们的心思，底层民众虽然能够看懂一些，但由于他们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消息极度闭塞，这使得诸侯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在这种情况下，被裹挟而跳反的人不计其数。
这种剧烈的内耗让大商的王都感到如坐针毡，食不知味。然而，面对如此局面，他们却束手无策。于是，政治改革在悄无声息中开始推行。
起初，大商王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采取了联姻这一策略。他们希望通过与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国建立姻亲关系，来稳住这些国家，同时征服那些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然而，大商王朝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得那么顺利。
即使是那些看似弱小的国家，当它们面临灭国之战时，也绝不会轻易屈服。这些国家会倾尽全力抵抗大商的侵略，使得战争变得异常激烈和残酷。大商王朝的军队虽然强大，但在面对如此顽强的抵抗时，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商王朝的力量逐渐被卷入到一场场无休止的战争中。这些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使得大商王朝的统治根基受到了严重的动摇。而对于大商王朝来说，这样的消耗是无法长久支撑的。
更糟糕的是，由姻亲所构建的联盟其实非常脆弱。这些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基于利益的考量，而非真正的忠诚和信任。当大商王朝面临危机时，这些诸侯国往往会选择明哲保身，甚至会背叛大商王朝，转而与其他势力勾结。
与此同时，那些置身事外的诸侯国却在这场混战中坐收渔利。它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反而还能趁机获得大量的资源和人口，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而所有的仇恨和矛盾都集中在了大商王朝身上，这使得大商王朝的统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大商的决策者们迅速展开研究，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策略。他们决定对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分封，设立了四个重要的诸侯，分别被称为东伯侯、南伯侯、西伯侯和北伯侯，这四位伯侯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和地位，成为了大商统治四方的重要支柱。
同时，大商还明确了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的等级制度，进一步规范了社会秩序。而四大伯侯则被确认拥有对四方诸侯的政治管辖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管理和统治周边的诸侯国，使得大商的统治更加稳固和有效。
此外，大商还将征讨不臣之徒的权力下放给了四大伯侯，让他们负责维护地方的治安和稳定。这样一来，大商就可以从频繁的战事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家的发展和建设上。
然而，权力一旦下放，想要再收回来就绝非易事了。相对于遥远的大商，四大伯侯对于周边诸侯的管辖权显然更为直接和有效，这也使得周边的诸侯国对他们更加敬畏。而且，由于大商规定的纳贡物资都需要先集中到四大伯侯手中，再由他们整理后押解进入商都，因此四大伯侯在物资分配上享有优先选择权。这无疑进一步增强了四大伯侯的实力和影响力，也让大商对他们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这就给了四大伯侯势力不断做大的机会，让他们从虽然强大但是不足以威胁大商发展到称为东南西北四方诸侯实际上的主子，可以跨国招揽人才不说，就是物资获取也简单的多。
东伯侯不仅成功接收了完整的九黎部落的金属冶炼技术，还借此一举跃升为四大伯侯中的最强者。这一巨大的优势使得东伯侯的势力如日中天，无人能与之抗衡。
正因为如此，东伯侯之女与帝辛之间的政治联姻得以顺利达成。这场联姻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东伯侯的势力和权威，更为他在商朝的政治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代商灭国的戏码在四方频繁上演。那些原本由大商委任或赏赐封国的小诸侯国，转眼间成为了东伯侯等势力的猎杀目标。他们以各种借口和理由，毫不留情地剪除那些对他们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的小贵族或新兴贵族。
在帝辛即将即位之前，整个大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除了那口头的天下共主的名号外，大商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如臂使指般地运转。帝辛的父亲帝乙，面对着崭露头角、雄心勃勃的少年帝辛（子受），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打破兄终弟及的传承传统，为帝辛争取到了继承大统的机会。积重难返的大商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这个国家并不需要像他这样被困在忧愁之中、无法突破困境的国王。大商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打破现状、勇往直前的锐气和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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