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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侯赵崇礼跪在宫门外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守门的禁军认出了他，大吃一惊。堂堂永宁侯，宗人府宗正，陛下的堂叔，天不亮跪在宫门口——这是出了什么大事？
“侯爷，您这是……”
“烦请通报陛下。”赵崇礼的声音沙哑，“罪臣赵崇礼，叩阙请罪。”
叩阙请罪四个字一出，禁军的脸色变了。
叩阙请罪，意味着自认有罪，而且是大罪。
消息很快传到御书房。李破正在批折子，听到赵崇礼叩阙的消息，手中的朱笔顿了一下。
“让他进来。”
赵崇礼进殿时，走路都在打晃。他一夜没睡，两鬓的白发似乎比昨天多了许多。
“罪臣赵崇礼，叩见陛下。”他跪伏在地，额头紧贴金砖。
李破没有让他起来，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这种沉默比任何质问都让赵崇礼难受。
“说吧。”过了很久，李破才开口。
赵崇礼从怀中取出那本册子，双手呈上。
“罪臣……罪臣受高起潜蛊惑，三年来为其文书加盖宗人府印信。这些文书，罪臣皆有留存副本。请陛下过目。”
太监接过册子，呈到御前。
李破翻开，一页一页地看。
第一页：永和十八年三月，内务府请拨宗室用度粮一万石。有赵崇礼的印信。
第二页：永和十八年七月，内务府请拨宫中采办银三万两。有赵崇礼的印信。
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
每一页都清清楚楚。三年，十七次，共计粮食八万石，银十二万两。
这些钱粮，以“宗室用度”的名义从国库流出，经内务府之手，最后进了高起潜和他背后那群人的口袋。
而赵崇礼的作用，就是用宗人府的印信，给这些假文书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李破看完，合上册子。
“三年。十七次。”他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你收了多少银子？”
赵崇礼浑身一颤：“罪臣……罪臣三年共收受高起潜银九万两。”
“九万两。”李破点了点头，“宗人府宗正的俸禄，一年是八百两。你三年拿的，是一百多年的俸禄。”
赵崇礼额头磕在金砖上，咚咚作响：“罪臣该死！罪臣该死！”
李破看着他磕头，没有任何表情。
“你是该死。但你的脑袋现在还不能掉。”他顿了顿，“朕问你，除了高起潜，你还知道谁参与了这些事？”
赵崇礼抬起头，满脸涕泪：“罪臣……罪臣只知道高起潜，别的人他从不让罪臣接触。但罪臣有一次无意中听见他和人说话，提到过一个人……”
“什么人？”
“高起潜叫他‘豫王爷’。”
李破的眼神骤然冷了下来。
豫王。
李承嗣。
他的远房堂兄，当今大胤宗室里辈分最高、封地最广的一位亲王。封地在豫南，坐拥三府十八县，每年光是藩王的岁禄就有五万石。
难怪。
难怪高起潜有恃无恐。难怪三十万石粮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出常平仓。难怪连钱鹤龄都不知道那位“宗室贵人”是谁。
因为豫王的名号，足以让所有人闭嘴。
“你还知道什么？”李破的声音冷得像冰。
赵崇礼浑身发抖：“罪臣……罪臣还知道，高起潜在蓟州老家有一座宅子，名义上是他的私宅，实际上是豫王在北方的一处据点。那里藏着历年来的全部账册。”
“你怎么知道？”
“罪臣曾去那里取过一次文书。高起潜喝多了酒，说漏了嘴。”
李破沉默了很久。
殿外的晨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他面前的册子上。
“赵崇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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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臣在。”
“朕给你一个机会。”李破的声音很轻，“带着这本册子，去都察院投案。把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写进供状里。一个字不许少。”
赵崇礼如蒙大赦，连连叩首：“罪臣遵旨！罪臣一定如实交代！”
“去吧。”
赵崇礼退出御书房时，后背的衣衫已经湿透了。
李破独坐殿中，看着那本册子，眼中翻涌着复杂的神色。
豫王。
李承嗣。
当年他起兵时，豫王是唯一一个没有表态的宗室。不反对，不支持，只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他称帝后，豫王也是第一个上表称臣的亲王。
他以为这位堂兄是个明白人。
原来不是。
他不是明白，他是聪明。聪明到不用自己出面，只需要一个太监、一枚印信、几张假文书，就能坐在豫南的王府里，每年躺着收十几万两银子。
好一个豫王。
“来人。”
一名苍狼卫从屏风后转出。
“传旨沈鉴，蓟州的行动暂缓。高起潜要抓，但他蓟州老宅里的账册，更要紧。派狼骑去，直接抄了那座宅子。”
“是！”
“再传旨给石牙——孙有余手里的账册，加上赵崇礼的供状，再加上蓟州老宅的账册，三本账一对，豫王就跑不了。让孙有余加快速度，务必在三天内回京。”
“是！”
苍狼卫领命而去。
李破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皇舆全图前，目光落在豫南的位置上。
三府十八县。
五万石岁禄。
还不够。
还要从国库里偷。
“李承嗣。”他轻声念着这个名字，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笑意，“朕的好堂兄。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永宁侯叩阙请罪的消息，像一颗巨石砸进京城官场这片浑水里。
当天上午，又有三名官员到都察院投案。
第一个来的是工部侍郎卢承恩。
他一夜没睡，两眼通红，进门就跪，一口气交代了自己三年来参与的所有贪墨事项。包括在修缮宫殿时虚报银两、在河道工程中收受回扣、以及——帮高起潜转运过一批粮食。
“那批粮食从通州码头卸的船，装了三十辆大车，运到了蓟州。”卢承恩的声音在发抖，“臣当时不知道那是国库的粮食，高起潜说是豫王府的私粮……”
第二个来的是顺天府尹马进良。
他交代的罪名更直接——包庇高起潜在京城的多处产业，包括三家当铺、两座酒楼、一处货栈。这些产业名义上是正经生意，实际上是高起潜洗钱的据点。
“罪臣收过高起潜八千两银子。每次京中有人查他的产业，罪臣就提前通风报信。”
第三个来的，是户部的一个主事，叫孙伯安。
他带来的东西最要命——一本私账，记录了五年来户部拨给内务府的每一笔“宗室用度”粮银。
“罪臣是刘文敬的下属，这些账都是罪臣经手记录的。刘文敬只记了三年，罪臣记了五年。”孙伯安跪在地上，双手呈上账册，“五年，共计粮食二十五万石，银四十万两。”
沈鉴接过账册，手都在抖。
二十五万石粮食。
四十万两银子。
这还只是户部一条线上的。
加上内务府其他渠道的、兵部的、工部的……
这座帝国，被他们啃出了多大一个窟窿？
到傍晚时分，来都察院投案的官员已经增加到十一人。
沈鉴的案头堆满了供状和账册。他带着三十个抄写员连夜整理，将每一笔贪墨分门别类，按时间、人物、金额、流向一一录入。
当最后一份供状整理完毕时，沈鉴看着面前那摞半人高的纸，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