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算回来啦！”
他如释重负地说。并且，亲热地搂抱了我一下。是的，是搂抱，一种“哥们儿”之间的友好的表示，不似拥抱那么文雅，却比拥抱亲近。转忧为喜的一个“算”字，使我听出了些许谴责意味儿。
我满脸阴沉，仿佛被侮辱与被损害了。尽管我在火车上提醒自己——见面后应隐藏起内心里的一切不痛快。我刚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七八天，这位“兵团战友”翟广东连发三封电报又将我催了回来。三封电报的文字几乎相同——“十万火急速归”。区别仅仅在于，第二封电报在“十万火急”后面是“速归速归”。多了一个“速归”。第三封电报在“十万火急”之后是“速归速归速归”，多了两个“速归”，还是“加急”的。三封不明不白的电报，搅得我在北京做什么事都踏实不下来，想置之不理也不能够。
我往他单位挂了四次长途电话。前三次是他的同事们接的，问他们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十万火急”之事，都说不知道，不清楚，都说看他整天嘻嘻哈哈的样子，肯定并未遇到什么“十万火急”之事……
第四次才侥幸听到他自己的声音。
我在电话里向他诉说我的种种苦衷——儿子小，我每次外出，不托给邻居，就得妻子请假在家。经常托给邻居，谁都有嫌烦的时候。而且我也不是动辄习惯于开口求人的人。何况我住的那一单元，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算得上邻居的人家以小两口为多。电影厂的年轻人，在家里安安稳稳吃顿午饭的少有。将儿子托给他们是最靠不住的。妻子那方面呢，中午休息一小时，匆匆忙忙赶回家做顿饭，下午准迟到。刚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迟到了领导就不高兴。干脆请事假领导也不高兴。那并不是一个闲散的单位，那是“优化组合”试点单位。请事假的次数多了，就可能被划入“另册”，不尴不尬地“挂”起来……
“你给她开张病假单嘛！”
翟广东在遥远的电话那一端替我出谋划策。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能开得出病假单来？再说，她也没病！就算我是医生，能给自己的老婆乱开……”
我不免有点儿生气，觉得他分明是在强我所难，事实上他也的确是在强我所难。
“谁说你是医生了？找个当医生的北大荒哥们儿开张病假单，就那么为难你吗？……”
我听出他对我诉说的种种苦衷颇不耐烦。对于我们这一代中一切曾经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人，他一概称之为“北大荒哥们儿”，不论男女，也不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我每每听他如此这般一往情深地说，总忍不住想挖苦他一番训导他一番。他似乎根本不承认也根本不愿承认“时过境迁”这一事实。他似乎更乐于执迷不悟地生活在一种自己用“北大荒情结”营造成的温温馨馨的梦幻中。而依我看来，他自以为会天长地久的那一种温馨，除了证明同代人们多么怀旧，也便是多么希望凑在一块儿集体地凭吊早已逝去的青春，再没别的什么稍微特殊点儿的意义。如同更年期的妇女凑在一块儿聊她们当年的初恋或失恋。而这一点若从心理迹象分析，提供了开始迈向老年的根据。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万千“兵团战友”，已分布在城市坐标的千差万别的点上，共同语言已失去最初的效应。那一种温馨已太是一种想象，已很有些靠不住甚至很值得怀疑了……
“我还没烦呢，你烦什么？”
是的。我当时在电话里就是这么说的。
他那一端便沉默了。
我又说：“你三封电报催我回哈尔滨，究竟为了什么事，你快告诉我。别扯那么多闲话淡话了！现在长途电话费挺贵……”
他说——电话费、往返车宿费，他全部替我出。
我坚持说——他若不预先告诉我究竟为了什么事，我就不订火车票。
他固执地说——反正是“十万火急”的事，很重要的事，电话里不便告诉我，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我问——是对于他很重要的事，还是对于我很重要的事？……
他回答——事情既与他无关，也与我无关。但，却是我俩义不容辞的事……
我越听越纳闷儿，越纳闷儿越生气。我从哈尔滨回到北京才七八天呀！而且，也同样是妻发了两封电报将我催回的。突然莫名其妙又要去哈尔滨，让我怎么对妻开这个口呢？我握着话筒不知再说什么好。他那一端不放下话筒，却也不再说话了。我僵持不过他，终于又说——“喂”……他那一端说——“嗯”字！只说了一个“嗯”字！我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好，我答应你。两个月以后，儿子放寒假了，我保证回去。”
“去你的！”他骂得很愤慨，“梁晓声，你听着！从今天算起，我给你三天订票的时间！第四天开始，我将天天到火车站去接你。我将连接你四次。如果，最后一次仍未接到你，以后你回哈尔滨，别再见我了！咱俩一刀两断！就当我没有过你这个北大荒哥们儿，你也没有过我这个兵团战友！这年头，谁离了谁活不成怎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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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啪地挂断了电话……
我比他给我限定的日子提前一天，又出现在哈尔滨站的站台上……
“你别那么一副样子好不好？”他见我只拎着一个空空如也的旧布拎兜儿，也就任我自己拎着，挽着我的手臂一边顺着人流往检票口走，一边没话找话地说。我表情冷淡地问：“我什么样子？”“像个转移监狱的犯人！”我谴责道：“你就一点儿也不替我想一想？我刚从哈尔滨回到北京没几天，你这家伙又……”他打断了我的话：“得啦得啦！你都到哈尔滨了，还讲什么废话！你别忘了你是哈尔滨人，我也等于给你创造了一次探亲的机会！”我没好气地说：“你别这么讲。你再这么讲，我不出站。等着上往北京开的火车！我才不领情你给我创造了一次探亲的机会呐！……”
他站住了，将挽着我的手从我的臂弯中抽出，无赖地笑了，以怂恿的口吻说：“那好哇，那好哇！我陪你等。我一定把你送上往北京开的火车。我要一直望着火车开到没影儿为止！对于你和我，送神难道还会比请神更不容易吗？只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想在往北京开的火车上补卧铺票可没门儿！只能委屈你站到北京了！”
他竟掏出烟吸起来。他那张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五六岁的脸上，故作出玩世不恭的神态。在火车上，我心里一直生他的气。不知暗暗将他诅咒了多少次，骂了多少遍。这会儿见了他面，我心里的气倒消了。一种我以往严加否定和批判的亲近感，对我发生了连自己也解释不清分析不明的作用。我也笑了，说：“你少来这套，快走吧！”出了站，他将我带到一辆出租车前，打开车门，请我上车。我不上。火车站离我三弟家很近。我老母亲住三弟家。故我每次回哈尔滨，都是住三弟那儿。这他是知道的。而且他去过我三弟家。我郑重地说：“广东，别摆这份儿谱好不好？替我省下几元钱吧！”他比我更郑重地说：“我不是有言在先，你往返的车费和宿费，我全包了吗？我这人，说到做到！”我说：“那就替你自己省下几元钱！”他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唆哇！既然是我翟广东把你的大驾请回哈尔滨的，你一切听我安排就是了！给咱哥们儿个心情愉快行不行？”他硬将我推入车内。他也坐入车里之后，朝司机肩上一拍，大声说：“哥们儿，火车误点，劳你久等了啊！”在我听来，他那话与其说是表示歉意，毋宁说仗意的成分更多些。司机没言语。我看不见司机的面容，不知是多大年龄怎样个男人。更不知人家心里对他那种表示作何想法，高兴抑或不高兴。我说：“你这毛病以后得改一改！”他问：“什么毛病？”我说：“你别对谁都乱称哥们儿！城市小痞子们才这样。”他一笑：“你指司机呀？当然是咱们正宗的哥们儿啦！”听他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张口哥们儿长闭口哥们儿短，使我有时真觉得他江湖气十足。我挺讨厌江湖气，更不愿因为他时时处处江湖气十足，使别人将我自己也看待成一个江湖边儿上的人。我反唇相讥：“你别咱们咱们的！我可没你那么多哥们儿。”他又一笑，话里也带出刺儿来：“你嘛，你是作家嘛！你有身份嘛！你不但不再需要哥们儿，连从前有过的哥们儿，也可以全都彻底摆脱掉嘛！咱小小老百姓，能跟你相比吗？是不哥们儿！”
他又拍了司机的肩一下。
车内镜反悬着。不知司机为什么不把它正过来。所以我一直看不见司机的面容。我说：“你别总拍人家司机同志的肩，你知道人家烦不烦你这一套？”不料司机开口道：“哪儿的话！哥们儿之间，敢烦吗？”翟广东便睥睨着我，得意地笑。我当然感到是自讨了个没趣儿，一心想争个言来语去方面的上风，遂问：“广东，你所言的正宗的哥们儿，指哪一路哥们儿？”他说：“正宗的哥们儿，除了北大荒哥们儿，还能是哪一路上的哥们儿？现如今，别的路上的哥们儿，能靠得住吗？是不？”他还拍了司机的肩。司机附和道：“嗯。那是。”我才恍然大悟，敢情司机也是一位“兵团战友”。我也在司机肩上轻轻拍了一下，问他当年哪一师的。他说一师的。我说和我一个师，又问他哪一团的。他说一团的。我说和我一个团。说了句人们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大抵会说的话——世界真小哇——继续追问他哪一连队的。他说七连的。我说我当年也是七连的呀！你是谁呀？这时车遇红灯。司机扭回头反问——你好好认认我是谁吧！我面对的是一张陌生的脸。我看出他并非在跟我开玩笑，我丝毫也不怀疑他肯定是当年和我在一个连队的“兵团战友”。然而我却不能叫出他的名字。当年我们七连男知青最多时也不过才六十几人。后来调走了一批还剩三十几……
我觉得很不自在，仿佛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微笑着，企图用难堪的微笑推倒我们之间的一堵墙似的。尽管它是看不见的，但它的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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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说：“当年的好朋友对面不相识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世界太小了！”
这时翟广东从旁突然大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时绿灯亮了，车开了。
“你后来从七连调走了吗？”
“没有。”
司机的口吻变得那么冷淡，也许并没变得冷淡，是我过分敏感，是我的心理作用。
“他一听我说接你，当即表示，用多少次车都免费！他当年是你班长哇！他说他当年对你很不错。有一次半夜紧急集合，你扭伤了脚，是他从冰天雪地的大草甸子把你背回连队的……”
翟广东分明在对我进行报复。我听得出来，他这么说的全部用意归于一点，那就是声讨我背叛了某种不该背叛的情感……倏然间我仿佛回到了北大荒。倏忽间我忆起了某个漆黑而寒冷的夜晚。可就是想不起来从冰天雪地的大草甸子把我背回连队的班长……忽然我明白了忘却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还有一次别人欺侮你老兄，是他这位班长替你抱打不平，结果档案中被记了一过……”翟广东仍喋喋不休。“你别扯这些了！”我当年的班长低声吼了一句。是的，那不是说，那是吼。班长……班长……在一个连队一个大宿舍里生活了六七年，我竟忘了我当年知青班长的名字！不错，我当年的知青班长就是他。甚至可以说他那张脸与当年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只不过就是比当年老了些，有了白头发而已……
马路两旁的树，叶全落光了。来来往往的男人，穿皮夹克的十之五六，亮皮的或者翻皮的。在人行道上摆摊的，似乎叫卖声已不如我上次来时那么情绪饱满。冬季对于哈尔滨和这座城市的人，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在树叶落光了第一场雪还没下的日子里，一切都显得色调晦暗，包括天空。只有女人们仍努力点缀着这座城市。她们似乎因皮靴和毛皮大衣而显得更加健美挺拔。也有穿毛织大衣的。那大概是一种过渡性的服装吧？真到了零下三十几度的时候，我十分怀疑毛织品也能御严寒。还有些摩登女郎穿的是银狐大衣。我曾在商场欣赏到过，标价一万多元。我的弟妹告诉我，摩登女郎们穿的银狐大衣，没有在商场买的，几乎全是在中苏贸易最初兴旺的时候走私过来的，便宜得令人惊讶，才六七百元。后来苏联人发觉这样的买卖他们吃亏吃得太大，银狐大衣和狐皮便成了中苏海关和民间贸易中苏方的禁出品。否则，全哈尔滨市的女人们在这一个冬季，也许有一个算一个都会武装上一件银狐大衣的……
我正作此推断之想，小汽车猛地一刹，我当年的班长推开车门，冲一位横穿马路穿高筒高跟皮靴和银狐大衣的女郎吼道：“眼睛瞎啦？！”
女郎细眉一挑，我以为她要回骂一句什么难听的话。她那双比木匠在木板上吊出的墨线还要细的细眉却又不可思议地朝下一降，眉梢一弯，将两只涂了深色眼影的眼睛抬起，呈现出满脸的妩媚，随即嫣然一笑，娇声嗲气儿地说：“哥，捎妹子一段咋样儿？”
我当年的班长虎起了脸，正欲发作，女郎又说：“求你啦哥，妹子有点儿急事儿，给你五十行不？”我当年的班长态度顿时客气起来，改换一种竭诚服务的口吻说：“上车吧！哥少要你十元。也不能让你白叫我两声哥哇！”“那哪儿成呢！赶上了妹子今儿个有钱，说了五十，就得给五十。就当妹子给了哥一份儿高兴呗！”女郎一钻入车，便打开鼓鼓的小坤包，抽出一张五十大钞，慷慷慨慨地往车前台一放。于是一股对于一切男人都会冲头冲脑的浓郁的香水味儿弥漫车内。翟广东不禁吸了吸鼻子。那女郎的甜言蜜语，连我听着都觉得心旌飘摇。更不要说我那被亲亲昵昵地称作“哥”的当年的班长了。他一边开车一边吹了一段口哨。因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而产生的满腹不快，分明已荡然无存。“北国饭店。”女郎轻声对他说。有身份或自以为有身份的人“打的”去某个消费价格昂贵的地方时，大抵都以她那么一种口吻对出租车司机们说话。那种口吻仿佛她们或他们的颇具自信心的广告。我听得出来．她要去的地方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也许并不是，也许只不过是她偏要说出那么一种意味儿。
我当年的班长问：“这么早就出动去开展业务呀？”
翟广东扑哧一笑，笑得我莫名其妙。既然莫名其妙，也就懒得冒傻一问，独自莫名其妙着而已。女郎却一本正经地说：“只争朝夕呗！现在什么都疲软，不辛苦些，亏损啊！”翟广东向前倾着身子问：“现在男人们也都疲软了吗？”女郎说：“你们疲软没疲软，你们自己还不清楚哇？”说时，坐得端端的。一副庄重不可猥亵的姿态，连脖子都没朝后扭一下。我当年的班长说：“问得好！”翟广东说：“我没疲软！反正我清楚我没疲软！全哈尔滨的男人都疲软了，我也不疲软！”我当年的班长说：“你没疲软，你的钱包疲软，你小子归根到底也还是个疲软的男人啊！”翟广东被说得大为扫兴，往后座沮丧地一靠，一声不吭了。女郎叹了口长气，心灵疲惫地、感慨万端地说：“有钱的大款们渐渐都疲软了，没疲软的又不是大款。不是大款就不可能是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也不能白讲奉献哇！这又不能和赈灾义演相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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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番忧患重重的话，说得我当年的班长也似乎情不自禁地喟叹了一声。他那一声喟叹中，三分体恤，七分自卑。
女郎又说：“不过朝前看呢，还是应该乐观的。姐妹们都这么认为——服务行业在咱们中国不过是刚刚开始兴旺的行业。真正兴旺昌盛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开拓者啦！那也挺值得骄傲自豪的呐！”
翟广东立刻接言道：“对，对，朝前看！”我当年的班长也说：“值得骄傲自豪！值得骄傲自豪！太值得骄傲自豪啦！”我终于意识到我的存在几乎被完全彻底地忽略了。朝窗外一看，车已开到了另一个市区。我叫起来：“哎哎，这是往哪开呀？我可没情绪陪你们环市一游啊！”我当年的班长说：“先送这位小姐去北国饭店。人家付了钱．我得先为人家服务！”言外之意，好像我成了一个“蹭客”了。
翟广东也说：“先送这位小姐！先送这位小姐！”看了我一眼，赶紧又对我晓之以理地说，“人家建民对你够哥们儿的！你知道连续三天大清早到火车站白接你，人家少挣了多少钱哇？不够哥们儿的人，才不讲这份儿义气呐！”
我猛想起，我当年的知青班长他姓胡，叫胡建民。
我说：“胡建民，你小子别心里不痛快！把所有当年的知青战友都忘了，我能把你忘了吗？不过存心逗你玩，你倒认真起来了！瞧你那一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模样！还自以为蛮够哥们儿的呢！”
我当年的班长胡建民说：“广东，你怎么就那么嘴松？你不告诉他，让他想去嘛！看他想不起来，还好不好意思心安理得地白坐我的车！”我说：“我现在也不心安理得。你停车，我下去。”胡建民竟真将车靠人行道边停下了。我恼火了，推开车门就要下车。翟广东将我用力扯住，带上车门后训斥胡建民：“建民你小子过分了啊！开车，开车！”又像摩挲小孩子的头似的，抚弄了我的头一下，调解地说，“怎么，兴你逗着人家玩，就不兴人家逗着你玩啦？”
从内心里讲，我自然不愿一见面就和我当年的知青班长闹别扭。近二十年没见了，传开去岂不让别的知青战友们笑话？而且我可以预想得到，受谴责的，将注定了是我。我有理也说不清啊！
我明智地接受了翟广东为我铺垫的台阶，苦笑着以一种充满委屈感的语调嘟哝：“是他一路上跟我耍小孩子脾气嘛！”车这才又开起来。女郎侧转身，从前座回望着我和翟广东，息事宁人地说：“我当你俩也是‘打的’人呢，原来你们认识啊！两位大哥照顾我一次，我真有急事儿。这年头儿，和气为贵嘛。咱们一回生，二回熟，再在哪儿碰着就是朋友了……”
“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少跟我们贫嘴！”翟广东却不知为什么迁怒于她。
女郎刷过睫毛胶的眼睛眨了眨，怔了……
至此车内一路寂然……
北国饭店是一幢豪华的气派的新建筑。台阶之上鹤立着穿红色漂亮制服大衣的男侍者。车一停稳，一位侍者便上前打开了车门。女郎下车时，对我和翟广东狠瞪一眼。如果目光也是伤人利器，我俩必定当场毙命无疑。胡建民头也不回地问：“哪儿去？”显然问的是翟广东，而不是我。我觉得自己仿佛被绑架了，仿佛已没有了人身自由可言。转而一想，反正他们也不会把我弄到远离城市的什么鬼地方，在我身上打什么坏主意，随他们便吧！翟广东说：“还用问吗？按既定方针办！”又对我说，“哥们儿办事，你放心！”我一声未吭。闭上眼，佯装打盹儿。翟广东又说：“建民，你看那只兔儿有多大？”胡建民说：“我看超不过二十二三岁！”翟广东说：“没那么大，超不过二十！两根手指上都戴着戒指，大概她业务开展得不错！”胡建民说：“没承想半路碰上这么一只傻兔儿。不过这姑娘嘴怪甜的，也就不那么让人讨厌了！”翟广东说：“模样也不错嘛！”听了他们的话，使我对那女郎所开展的“业务”，已猜到了七八分。兔儿——心里暗暗感到好笑。比以前我听过的对她们的一切叫法，都妙。以前我听过的对她们的一切叫法，无不打着鄙视的烙印，无不带有侮辱性。而兔儿这一种叫法，听来可爱多了，带有的似乎更是亲昵意味儿。
我闭着眼睛明知故问：“那位姑娘是位养兔儿发家的个体户吗？”“哈哈！”胡建民笑出了声，“她若养兔儿，她就是搞同性恋啦！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正人君子？”我说：“我真不知道。请教二位了！”我仍闭着眼睛。胡建民说：“他要是真不知道，广东你就别告诉他。你告诉了他，他准不会放过在哈尔滨打一次兔儿的机会！”翟广东捅了我一下：“你小子说实话，到底知道不知道？”我睁开眼睛，故作纯洁地瞅着他说：“王八蛋才知道！”他说：“你小子别骂人。建民，得告诉他。他明白了，才能把事办好哇！”
我心中不禁疑团顿生，正色问：“咱们先别扯什么兔儿不兔儿的了，你先告诉我，三道金牌把我催回哈尔滨，究竟什么事？你到现在还把我蒙在鼓里，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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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沉吟着，显然在考虑怎么回答我才好。我又庄严声明：“听着，你们要打算把我扯进什么下流事里，可别怪我翻脸无情。”胡建民说：“你也听着……”“你们俩有完没完？谁把谁的孩子往井里扔过怎么的！”翟广东火了。他一火，我和胡建民便都不言语了。于是他告诉我什么是兔儿。说兔儿就是娼妓。表面是伴舞女郎，或者是舞迷，而实际上是娼妓。说有的舞厅，或者卡拉ok，因她们能间接地起到招徕的作用，对她们的光顾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照不宣。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甚至还为她们专设兔儿座。当然不是公开的，但某些男人们是一清二楚的。说现在对嫖娼的男人不叫嫖客了。说那种叫法既不文明也不体面。说现在对他们叫……
我自作聪明地说：“叫猎人了吗？”
“猎人？……”
胡建民用鼻子嗤了一声。似乎认为猎人是比嫖客更不文明更不体面的叫法。
“不，不叫猎人。你小子怎么会想到叫猎人？”翟广东一副三娘教子的样子，严肃得没比，“现在叫玩兔儿。养花儿养鸟儿养鱼，现在不是也时兴叫玩花儿玩鸟儿玩鱼吗？玩兔儿，也是这么个意思。今天玩一只明天玩一只，喜新厌旧，不专一，叫水玩儿。那样的一些兔儿，叫生兔儿。长期玩一个，也就是比较专一，叫‘单练’。听明白了，不是恋爱的恋，是练兵的练。被‘单练’的一些兔儿，叫眷兔儿……”
我觉得他如同在给我讲童话。而须在我听故事之前，先向我交代注释。我当然觉得很长了些知识，也听得怪有兴趣。但心里总是难免不安。我试探地问：“你要求我尽的义务，肯定和兔儿有关了？”他点点头。我说：“翟广东，我今天算把你是个什么东西看透彻了！胡建民，你给我把车停下。停车！”他瞪着我说：“你急什么？你急什么？我还没急呐，你急什么？你已经知道我究竟要你尽什么义务了？”
胡建民说：“广东啊，你呀你呀，你何苦来的呢！你还没觉悟？人家是大作家，是正人君子。在人家眼里，咱们都可能是黑社会！是男盗女娼什么都干的人！”
这时车开到了某大工厂的招待所前。车一停，胡建民立刻转过身来，伸手朝翟广东讨烟。他吞了一大口烟，吐出长长的一条烟蛇，正视着我说：“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就是要留待这会儿说，看着你梁晓声说——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是狗眼看人低！你……”“建民……”翟广东威吓地举起了一只手，仿佛要扇胡建民一耳光似的。胡建民坐正过身去，不言语了，默默吸烟，倒好像一路受挤兑感情受伤害的，不是我而是他。
“安排你在这儿住。本想让你住个高级的地方，几个哥们儿凑的钱有数，负担不起。不过这儿条件也不错，给你包了个单间。就是离你三弟家远了点儿。如果，你也够哥们儿，就随我下车。否则呢……”
我不待他说完便气冲霄汉地问：“否则怎么样？”
“否则我们送你到你三弟家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是那句话——往返车宿费我们全包了，就算我们白劳你一次大驾。我代表几个哥们儿，向你道歉，向你……”
翟广东倒显得异乎寻常地平静了。“滚！”我蓦地推开车门下了车。翟广东在我之后下了车，对我的抉择感到欣慰地冲我笑。胡建民摇下车窗探出头，也不看我，只看着翟广东说：“老子今天的义务就尽到这儿了啊！”翟广东锲而不舍地问：“那明天呢？”胡建民说：“你再跟我联系吧！”车开走……翟广东望着远去的车，似乎想喊叫一句什么，却只张了张嘴，一副忍辱负重而又怅然若失的样子。
“都是大爷，都挺难支使，就我翟广东像三孙子，对哪一个都得哄着敬着的！”他自言自语。仿佛是自言自语，分明是说给我听的。我不由得说：“我好支使。我不是已经下车了，在等待着你支使吗。”我说得温良恭俭让，说得驯服，说得近于低声下气。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和胡建民一样德性，也不看我，如同没我这么个人存在，一转身便往招待所里走。我觉得他才是大爷呐，胡建民才是大爷呐，我才是三孙子呐……我跟进招待所，翟广东已在前台那儿和一位微胖的女人说话。我便坐在一排沙发上老老实实等他们说完。“哎，你坐在那儿干什么呀？你倒是过来啊！”我觉得，更准确地说，我认为是翟广东觉得，我像一个四六不懂的大傻孩子，他是我的代理家长，而实际上他并不愿代理。我赶紧站起身走过去。他先将我介绍给那女人。她似乎很由衷地说了几句“久仰大名”之类的话。这使我发窘，使我不知所措。红了脸迫不及待地证明我是个谦虚的人。我说：“您别高抬我。我不过靠写作养家糊口而已……”翟广东说：“这位是招待所所长同志。她爱人也是咱们北大荒的哥们儿。六八届的，比你还低两届。她本人是六八届插队的。”所长笑了笑，提高声音喊道：“小穆，小穆，带这位客人到房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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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位小巧玲珑的姑娘应声出现在楼梯上。趁她尚未来至前台，所长压低声音对翟广东说：“我按一张床位算的。反正不往那房间插人就是了。”
我说：“其实也不必这样。这样我住着怪……”腿上便挨了翟广东狠狠一踢。所长说：“自己人嘛，还能不关照？”翟广东说：“人家所长是个明白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一小巧玲珑的服务员姑娘将我俩引领进房间里，拿起暖水瓶晃了晃，见有水，便悄没声地退出去了。
“其实也不必这样。这样我住着怪……”翟广东先夸张地学了一遍我的话，接着训斥我，“我不是款爷！不是阔老板或大经理！我并非腰缠万贯，我在车里已经告诉过你了，钱是几个哥们儿凑的。花着几个哥们儿凑的钱，你就认为没必要节省？节省了你住着怪怎么的？唵？怪怎么的？”
我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看你就是那个意思！”我不愿和他继续抬杠，泡了一杯茶，独自坐在沙发上缓呷慢饮。他似乎仍打算对我进行指责和批判，见我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自己先觉得索然。也在沙发上坐下，独自掏出烟来吸。我见他不那么浮躁了，再次问他究竟是件什么事，并向他要了支烟，洗耳恭听地从从容容地吸着。实际上我内心里比他还浮躁。
“我已经十几天没正经上班了。单位都对我有意见了！”他将沙发朝我挪近，促膝相谈地说，“所以你别一脸不高兴。你不高兴，我就心烦意乱。”
我说：“那么从现在起，我保证既来之，则安之。”
他说：“真的？”
我说：“真的。”
“某个和咱们都有种特殊关系的女孩儿，几天前被分局搂进去了。我已经了解清楚，区公安分局的一位科长，当年是你们连的事务长……”“叫什么名？”“曲秀江。”“曲秀江……不错。我有印象。不但和我在一个连，而且和我同校。我们都是二十九中的。‘文革’中在学校是一派。”“如果不把那女孩儿保出来，不久以后，她就可能被送到少管所去了！”“胡建民当年和曲秀江的交情也不错啊。在北大荒时有那么两年，曲秀江当事务长，他当过炊事班长嘛！他没跟你提过？”“提了。他也去找过曲秀江了。可是那小子和他打官腔儿。他说这件事，非你出面不可了。他说你的面子，肯定比我们几个加在一起还大。”
“得了，别说这些了。说说那女孩儿吧。她犯了哪一条？”
“她……她是只兔子……”
果然不出我所料。
“哪一类兔子？”
“原先不过是一只‘水兔儿’。后来认识了一位福建那边儿的‘款爷’，就成一只‘眷兔儿’了。在福建那边儿被‘搂’进去，移交到哈尔滨的。才十九岁，可能会劳教四五年呢。好好儿一个姑娘，那不就可惜了么！……”
“好好儿一个姑娘？谁叫她当兔儿的？我看应该劳教她几年！”“你小子怎么跟曲秀江那小子说一样的话呢？要是你妹妹，你准不会这么说了！”我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钟，坦率地问：“照实讲吧，是你妹妹对不？”“滚你的！”他如同受到了奇耻大辱，“你妹妹才是兔儿呢！我妹妹，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你怎么往我妹妹身上想？”我说：“不是，你也别动肝火。我不过意识流地随便想想。我不问明白，能把事办成吗？是胡建民他妹妹？”“你要当他面儿这么问，他非揍你不可！和咱们北大荒的哥们儿，其实都没什么关系。谁的妹妹也不是！”“我不信。你不老实交代！”我一追到底地盘问，“不是妹妹，也是表妹外甥女侄女的，要不是你们全都抽风啦？”“唉，说来话长啦！我原觉得没必要全都告诉你的……”“可我认为有必要。很有必要！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被……”我本想说“被利用”，但他表情的变化，使我未照直说出。“被利用？……”他眯起眼凝视我。他那双眼睛本就不大，一眯，成一道缝了。虽然成一道缝了，却仍使我感到，有某种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悲哀，不可思议地强烈地传达给我了。无奈的苦笑浮现在他嘴角。那是被什么事所纠缠所困扰而又束手无策而又黔驴技穷而又解脱不了的大的烦恼。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虚伪地替自己辩护。
我开始有些怜悯他了——连续几天到火车站接了我好几次。用车，安排住处，凭的都是“北大荒”关系。而这一种关系并非什么永远保值的债券或股票。我想他也是感受到了这一点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我想他在所谓个人“公共关系”方面其实是个弱者。除了他借以依托的“北大荒”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个一无所有的城市孤儿。而他却经常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公共关系”方面的成功者。想象成一个如鱼在渊的令人羡慕的“路路通”。想象自己能办成不少寻常人办不成的事。他太乐于扮演“及时雨”宋江之类的角色，而这明明是他难以胜任的角色……
“好吧，我全都告诉你！”
他犹豫片刻，终于下了一个大决心似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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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步地说：“如果真有什么难于启齿的情节，我不坚持非要知道。”
听了我的话，他那双眯起的眼睛猛地睁大。于是我发现它们已经模糊。是他那双眼睛，而不是他，仿佛这样回答我——你的怀疑比当众羞辱我更让我寒心……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肮脏的牛皮纸封面的小本儿。那是他的通讯录。夹在其中的一叠名片纷落于地。他也不捡，却选递给我一页不知从什么刊物上扯下来的折了几折的纸。
我展开来，见正反两面都是字，愈加困惑。
“你看有标题的那一面儿。”
于是我看在标题的那一面儿。标题是——《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一千多字。我几分钟就看完了。内容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渴望寻找到她的生身父母。而她的父母都是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在她三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调到了哈尔滨近郊一个农村。在她五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返城，却将她寄养在老乡家里。最初，他们还经常去看她。后来很久没去看她。后来只她母亲一个人又去看了她一次。那是她母亲最后一次去看她。然而当时她并不能知道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她母亲的面，她曾因想爸爸想妈妈哭闹过。再后来也就绝望了。老乡家里无儿无女，对她还算好。但是后来养父因车祸死了。养母改嫁了。养母再嫁的男人，自己有两个儿子，视她为外人。这倒不是最糟的方面。最糟的方面是那个男人屡屡对她动手动脚，图谋不轨。他的两个儿子，也经常觊觎她如两只狼崽子觊觎小羊羔，心怀叵测地一次次挑逗她、调戏她、非礼于她。而天性懦弱的养母一点儿也庇护不了她。不久患了癌症的养母也死了。养母死前才告诉她实情——父母早已都不要她了。当年给了养父母三千元钱，希望他们能视她为骨肉。他们因为自身没有生育能力，也很看重那三千元钱的实惠，就答应了。养母攥着她一只手，噙泪叮嘱她：“可怜的孩子，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到你的生身父母，早一天跳出火坑哇。要不，你就喂了大小三只狼啦！……”
最后一句是——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救我！……
看完，我默默还给翟广东。
他将它和捡起的名片又夹入他那肮脏的小本儿，揣进兜，盯着我。
我说：“真想不到。”
他问：“想不到什么？”
我说：“想不到我们当年的知青，已会有十八九岁的女儿了！”
他说：“我的女儿也十八了。”
我说：“我儿子才九岁。”
他说：“但是你上过大学。有一得必有一失，否则更不公平了。”
我说：“谈正题吧，哪一年的事儿？”
他说：“今年。今年年初的事儿。”
“结果现在这女孩儿成了兔儿？”
“……”
“还被关进了公安局？”
“……”
“也许将被送去劳教？”
“不是也许。如果我们不将她保出来，那是肯定的！”
“怎么竟会这样！她怎么会成了一只兔儿？全哈尔滨市总共有近二十万当年的北大荒知青！都是她父母亲辈的人！难道她不也是在向你们公开呼救吗？在今天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有这样一个女孩儿，可你们……”
我终于克制不住地冲动起来。我想骂人。可在我面前并没有近二十万人，只有一个心事沉重的翟广东。我又不忍骂他。
他说：“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大概你会动了恻隐之心，念在她的爸爸妈妈和你都是当年北大荒知青的份儿上，给她寄点儿钱去？但她要的是父母，要的是一个温馨的家，不是钱！”他盯着我。满脸冷嘲热讽。
我指着他的脸说：“你们应该帮助她寻找到她的亲生父母！在哈尔滨市的范围内，这不应该算是太难的事！”
他将我的手拨开，继续以那么一种似乎不动声色的，实则对我的指责极其反感的冷嘲热讽的口吻说：“你怎么知道不算是太难的事？”
我生气地反问：“难，你们就漠不关心啦？”
“你怎么知道我们漠不关心？”
“可事实上是……”
“事实上是我们都太关心啦！太有责任感了！太……为此许多人到我家里去过，许多人给我打过电话，许多人给我写过信！我认识的和我不认识的，都要求我翟广东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义务……”
“你……不是还当推销员吗？”
“对，还当推销员！酱油厂的推销员！注定了一辈子要和酱油味打交道！注定了一辈子是个浑身酱油味儿的小人物！可几年前是谁们把我选成会长的？唵？是谁们？……”
“会长？什么会长？”
“你小子别装糊涂！我讨厌你明知故问地装糊涂！”
“北大荒返城知青联谊会？”
“还能是什么会！当初都说我热忱高，都说我动机最真诚。不错，我当初热忱是很高。动机是很真诚！就因为我太真诚了，也没想想自己是不是那么一块料，也没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影响力，光凭着热忱和真诚就心安理得地当了！……”
“你坐下，坐下。别嚷嚷。门外有人听见，还以为我们在吵架呢。”他怔了一怔，坐下了。我拿起暖瓶，往他的杯里添了水，注视着他大饮了一口，变得平静了些，才问：“如今你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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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后悔极了！从在太阳岛上选我当会长那一天起，到现在三年多，快四年了。其实没谁把我当成什么会长，我心血来潮过几次，想组织几次活动。可根本组织不成。我就把自己是会长这事儿渐渐给忘了。忘了倒好，日子过得挺清净。再往后，我甚至连自己曾经是北大荒知青都给忘了。偶尔碰到某个北大荒的哥们儿，才想起来。想起来，也不过就是互相回忆一番，感慨几句。一分手，又忘了。我乐意忘。干吗总不忘哇？好像除了下过几年乡，再就没什么可回忆了似的！我怎么能想到，一个寻找生身父母的女孩儿，竟使那么多北大荒知青想起了我翟广东是什么会长，竟使我翟广东又成了什么会长。那些日子，我们酱油厂管收发的老头儿，见了我就喊住我，一交给我就是十几封二十来封信，还有汇款单，还有的是天津上海寄来的。搞不清楚外地的怎么会知道我翟广东是哈尔滨方面的会长。总之我收到了四五百封信。据我们酱油厂管收发的老头儿说，我那些日子里收到的信，比全厂人一年内收到的还多。汇款单加在一起，两千七百多元。有一个在深圳开个体餐厅的老板，专程坐飞机来到哈尔滨，到处打听了三天终于找到酱油厂。说他也是当年的北大荒知青，说我要是不能帮那女孩儿寻找到生身父母的话，只要我同意，我允许，他愿把她带走。我同意？我允许？我有什么权力？再说我知道他好人坏人啊？就算他是坏人，大老远来到哈尔滨了，我也不能不尽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的地主之谊哇！我陪他玩了两天，把他送上了飞机。他住的是花园坉，一天九十多元的宿费。可是我能让人家自己付宿费吗？他要给我机票钱，我好意思收下吗？我翟广东个人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倒无所谓，不能让咱们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的名声受损失哇！东西南北中，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不是公认咱们哈尔滨的北大荒知青最豪爽、最讲义气、最慷慨大方吗？我这位会长，得替咱们哈尔滨的北大荒知青撑住面子，维护住当年的好名声啊！
“他说：‘你别不好意思！我如今是阔佬了，我很有钱。你这又何必呢？’
“我说：‘你有再多的钱，那也是你的。你是客人。让客人自己掏腰包，我们哈尔滨的北大荒知青，将来还有何面目见全国各地的北大荒知青？’
“他朝我一再竖大拇指，二话没说，就将钱揣进兜了。我完全看得出，他虽是阔佬，对咱也不能不肃然起敬。可我当时心里却对他感到很失望。我暗想，你这人也太容易领情了！我不过那么一说，你就把自己的钱省下啦？我不好意思，你就那么好意思呀？你倒是和我认真争取几个回合啊！也感到受了不小的损失。宿费、机票，加上请他吃饭的钱，陪他玩时坐出租车的钱，总共八九百元！不是我的钱啊！我自己出这笔钱的话，我不是太亏了吗？再说我犯得着吗？我一个酱油厂的小小推销员，一个月才一百三四十元的工资。我还有老婆孩子呐，我自己出，我对得起老婆孩子吗？那都得从四面八方寄来的钱里出哇！那可是为人解危救难的钱哇！我还什么义务也没尽呢，钱就花出了三分之一。而且花得没什么大必要。”
我说：“我来的一切花费，我全部自理就是了。”
他接着说：“你别多心。我不是故意对你讲这些。你自己要求什么都得知道的嘛！送那哥们儿去机场的一路上，我闷闷不乐。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说今天从此一别，不定还能不能再见上一面了。我是百分之百的口是心非。他却很动了一番感情。他说两个月后，他就要典当了餐馆，到国外做华侨去了。我说那就更难再见上一面了。他说两座山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不期而遇的机会太多了。他说他本一心打算把那北大荒知青的女儿带走，带着她一块儿出国的。他说，有我们这么多当年的知青关心那女孩儿的命运，他替那女孩儿感到很欣慰。他说这一次使他更加体会到，北大荒知青间，确确实实有一种特殊的纽带。我暗想，你省下了八九百元，嘴就这么甜蜜哇？冲这一点，我翟广东也把你看透了六七分——你不是个坏东西，也肯定是个虚头巴脑的东西！
“临上飞机前，他对我说：‘实话告诉你吧翟会长，我也是哈尔滨的北大荒知青。’
“这我可绝没有想到。我瞪着他愣了半天。我说：‘除了刚才那句话，你一口地地道道的上海话，我以为你是正宗上海人呢！你为什么到了家乡，还讲上海话呢？’
“他说：‘我老婆是上海知青。当年也是北大荒的。’
“我说：‘这也不成其为理由哇。’
“他说：‘我还想考验考验，看咱们哈尔滨的北大荒知青，如今是不是对全国各地的北大荒知青，依然像当年那么仗义。’
“我说：‘那你考验你自己不就行了吗？’
“他说：‘我嘛，由于老婆是上海人了，我已经上海化了。不瞒你说，上海人替自己算计得都很精。我也大受我老婆的影响，早就不像当年的哈尔滨知青那么仗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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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说——你确实不够仗义！
“他打开公文包，翻出一张空白支票递给我，又说：‘这个留给你。第一，帮助咱们的女儿找到她的生身父母。第二，把咱们女儿的户口办到哈尔滨市。第三，如果她有天分，鼓励她考所什么学校。否则，替她找份工作。你们多多操心。我呢，操不上什么心，出点儿钱吧！’
“我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他说：‘怎么不行？瞧不起我？我就没资格表示表示？’我说：‘当然有资格。当然有资格！’他说：‘那你就收好。一个星期内有效。两个数之内，随你们多支少支的。’我想我应该一再地表示谢绝才对。可心里明明是那么想的，手却早把支票揣起来了。
“他又说：‘当着君子，不说假话。我做过昧良心的事。不坑不骗，我也没今天这么多钱。人是很怪的。赚钱的时候，不惜昧良心。可能赚大钱的时候，就是站在地狱边儿上，也敢睁着眼睛往下跳。有了钱呢，又希望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心灵还有真善美的一面儿。在上海，在深圳，像我这种人，没机会证明这一点。诚心诚意地证明给别人看了，别人也不信，总以为你肯定有所图。因为在别人眼里，我早已是个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的人了。所以呢，我才抓住这一次这个机会，飞回哈尔滨，向当年的知青哥们儿证明这一点。你是会长，向你证明了，我就觉得向二十几万人证明了似的。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这就算北大荒知青那份儿感情因素之外，合理的个人主义因素吧！哥们儿，后会有期！……’
“我愣愣地望着他通过了验票口，忽然想到，人家说的两个数以内，究竟是不是两千以内哇？涉及钱，又是人家自己的钱，咱别往大数上误会了呀！我猜是两千。不是两千，值得留下一张支票吗？但还是喊住了他，问他。
“‘两万！超过千儿八百的也没什么……’
“他转回身，朝我伸出两根指头。他就那么走了……”
“这么说，你手里是攥着一大笔钱的了？”
“不。钱很少。除去报销你这次来的车宿费的话，剩不多了。”
“人家允许你支出那么一大笔钱，你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根本就没支。我曾产生过坏念头，想支出来，贪污了它。两万啊！我这辈子肯定也积攒不到两万元！如果有了两万元的存款，我也不至于活得像现在这么心慌意乱的。过几个月他就出国做华侨去了，我贪污了谁知道？这年月，人无外财不富是不是？一张支票在身，像有个鬼附体了。贪污的念头折磨得我魂不守舍。我是搞推销的。我知道支票是有期限的。过了期限就作废，就是废纸了。那几天我白天是人，夜时是鬼。一张支票搞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夜里下了决心，不昧白不昧，第二天一定去支取出来！白天呢，又胆儿小了，又谴责自己是王八蛋了。结果一张支票过了期。这事儿我倒不后悔，也好，一旦支取出来，就算我不会将两万元全昧下，大概也会昧下五千六千的。钱这东西，如同女色。我觉得，钱数一多了，钱这东西就变得非常性感了。好比一个非常性感的女人，在你面前转悠来转悠去的，不离你左右地对你献媚卖俏，我不信男人会不打她的主意。不动心，真的坐怀不乱。钱……”
“简单点儿吧，你扯得也太远了！”
我忍不住又打断他。
“你又嫌我啰唆了不是。行，那咱就简单点儿汇报。后来我又张张罗罗地筹集了一些钱。在这件事上，咱们哈尔滨的北大荒哥们儿还真都挺有同情心，都挺够意思。多的出四十五十，少的出二十三十，最少的也出十元。在我的带领之下，三十多当年的北大荒哥们儿，如今都是四十来岁的大老爷们了，挤满了一个哥们儿开的大卡车，一天就从市里出发，去到了那个农村。一直开到那户人家的院门前。我嘱咐大家，我不发号施令，谁也不许下车。其实我不嘱咐，大家也不会乱来的。都是四十来岁的人了。哪一个都比以前稳重多了。逼着他们乱来，用钱收买他们乱来，他们也不会的呀！不过是凭着人多势众，威慑一下对方而已。我一个人跳下车，昂头挺胸地便往院里走。看热闹的村人围了好几十。那家的狗忽地就朝我扑，被我一脚踢出一米多远。那家父子三人都出来了。那当父亲的大喊大叫：‘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双手往腰里一叉，说：‘干什么？来接我们女儿走！’他说：‘什么女儿不女儿的？你们找错人家了！’我说：‘没错。就是你家！我们的女儿对你们父子三人进行了揭发，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一愣，说：‘不知道哇！’看他那样，敢情是真不知道。我说：‘那就让你们知道知道！’从兜里掏出报，将预先用笔画过的字，当着他面儿大声念了一遍。他听完，又见一卡车大老爷们儿狠狠地瞪着他，心虚极了，连连往屋里请我，说有话好商量。他那俩儿子，都长得歪瓜劣枣儿似的，一看就都不是好东西。他们一个操起一把铁锨，一个操起一柄叉子，想伤害我。我朝车上一挥手，说：‘下来几位哥们儿，调教调教他们！’我话音未落，早蹦下来了七八个，将他们手中的铁锨和叉子夺了，接着一顿揍。不过是两个半大的农村土流氓，一揍，就乖了，就老实了。他们的爹，不但心虚，而且胆怯了。又恭恭敬敬地往屋里请我，一句接一句说低三下四的话。我理直气壮地进了屋，一眼就看见了那女孩儿。她吓得浑身直抖，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大概还以为她那一封寄到报社的信，招来了什么祸呢！很好看的一个女孩儿，高挑的个子，俊眉秀眼的，就是面黄肌瘦。再加上那一种浑身发抖十分害怕的样子，不由人不爱怜。穿得也不像个样子。衣服和鞋，分明是那家两个坏小子的。也不知以前收养她那户人家给她买的衣服都哪去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回答。我说：‘闺女，你别怕。外边那些叔叔，都是看了报来接你的呀！我们还要帮助你，找到你的亲父母！’她立刻就双膝给我跪下了，嗵嗵给我磕响头，一边呜呜哭一边说：‘叔叔，你们可来救我了。你们再不来，我……我就不想活了！……’我鼻子那个酸呀！眼泪扑簌簌往下掉。我们北大荒知青的后代哇，我心里能不难过吗！我扶起她，指着那男人，问她：‘他，和他那两个杂种，把你……那个过没有？……’她光哭不回答。我又说：‘如果那个了，你就点点头。如果没有，你就摇摇头。’她摇了摇头。那男人，又是沏茶又是向我敬烟。我一巴掌打飞了他向我敬的烟，指着他的鼻子说：‘两条路任你选，一条路是——今天我们就揪着你上法庭，一切由法律来了断。另一条路是——给你一千元钱。因为你毕竟名分上还当过我们女儿一回父亲。只许你不收，不许你讨价还价！我们呢，今天就把我们女儿带走，从此和你家脱离任何关系！过些日子再来迁户口。来迁户口时，你只许配合，不许刁难！’那男人一个劲儿作揖，连连说：‘人归你们，人归你们！我要钱，我要钱。一千元我不嫌少。’我掏出一个纸包，扔在地上，扯着咱们女儿的手就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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