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回家，都能听见一些老人去世的消息。我便担心父母的身体，他们快八十了，还在田里干活。今年回家，得知堂伯父不在了，不免有些感念。

    堂伯父是我们村有文化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就参加工作了，在县粮食系统作了会计。主管会计，是首个县里的审计师。我儿时很少见他，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见到过。和我父亲一样，他们属于单位，是国家工人，比种田的农民高几个级别。

    村子里哪家如果有个当工人的，那么这家孩子们穿戴就会干净些，时不时厨房里冒出的炊烟就会混有一些油腥味。狗也会在他家门口为几根骨头而打斗几个回合。

    我父亲退休回家，多半时间用在了自留地或者开垦荒土上，骨子里依然是农民，脾气也爆，粗俗的骂语与农民没有两样。而堂伯父，我从没有见过他下过田。他回家休假到田野转悠，完全是在欣赏风景。自然，在我的心目中，他不是一般的人。至少，比我父亲高一等，应该是个干部吧。但也不正确，做干部的村里也有，有吉普车送进村。他没有吉普车送，不过村子里的人很尊敬他，与他打招呼。他只笑，点头，很有官相。后来才知道伯父的耳朵聋，给他说话的人，看了他点头，也就当他听明白了。

    我见过他身着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冒出钢笔扣，偶尔耀人的眼睛，那他应该算作是文化人，更贴近做老师的知识分子。

    后来，我更确定他是知识分子了，我们在外面打工，他给堂弟写过一封家书。我看过了，有上万字的信，全是文绉谄媚的引经据典。信中提到说有可能让我帮他在外找一份工作：他退休在家，却还想工作，叫作发挥余热。

    他的委托我们都当作是一玩笑——拿着退休金在家养老不好，还要到千里迢迢的地方去打工。

    那一次过年回家，我去拜访他。他给我吐了真心话：“我精力很好，我每天都长跑，我还能打篮球，唯一不足的是耳朵有点聋，没关系，我会戴耳机。至于会计制度，我这个人，说实话，我一辈子都献给了国家，我从来没有违反过会计制度。也因为这个，我一辈子都没有上去。比我差的那些人，都做到了——粮食厅长了！”

    我知道他的耳朵不好使，就使劲点头少说。他怕我不明白，继续说：“我是粮食系统的第一个会计师，是我县第一个审计师。”他还进屋子里抱了一大堆荣誉证书，资格证书给我看。

    我的堂兄在旁边发笑说：“他的会计学，现世社会谁敢用他。”

    我的伯母说：“他到外面打工我双手欢迎！多好！我不用一日三餐来伺候他：早上八点很准时，中午十二点，晚上六时，雷打不动！你说乡下，农田里的活一做起来，哪有不耽误的。他又不动手，经常发火骂人！”

    我不太相信，我只知道我的父亲经常骂人，从没有听说他会骂人。但我后来听我母亲提到过他，说伯母怀孕时反应剧烈，躺在床上被他扯了被子赶下床来做饭的事情，才对他有新的认识。

    在我们乡下，男人都是爷们，而做国家工人的更是爷们中的爷们，难怪伯母说他到外面打工她双手欢迎。

    话是这么说，全家人没有一个赞同的，连整个大家族也没有一个赞同的，在边上说伯父的笑话，都欺负他耳朵聋。

    说真的，以他的情形，的确可以在外找一份事做。工厂的生活十分有规律，而且他除了耳朵有问题，什么都好好的。我时常在外混，见的世面多，接触的人多，帮他找一份工作不是很困难。

    我的观点除了伯父没有一个人赞成。不要说赞成，反对声音让人听了害怕：“这样一个耳聋的，出了点意外，谁担当得起！”所有的人把他的念想都断了，他却蒙在鼓里。

    而我却成了他的希望。他时不时写信给与我同工厂的堂弟，转给我表达他的愿望。我也就只能以各种借口来搪塞他——不是工厂招聘会计限定了年龄，就是连性别也限制了。

    可以想到，这位每日坚持晨跑的人，时刻准备着发挥余热的人，等不到我的消息，会如何的煎熬与失望。

    回家过年到他家，我不敢正面对他了，只与他打了招呼，就到隔壁去打牌。他想跟我说话，又怕给我压力，犹豫几番，只有作罢。

    我知道他想问我会计这项工作有没有给他联系好，我也不好再给他撒谎解释，外面都招女的，漂亮的女会计兼秘书，那在他的心里，真是老年人说的“世风日下”了。

    1997年的那一天，举国欢庆香港回归，我们村因伯父而更添光彩。

    第二天一早，发现村里的树上、墙上，他家的院门口到处贴着喜庆的条幅，走近一看，写着：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百年屈辱，今日洗尽！

    我听说他持了五彩旗，抑制不住欢乐的心情，到处游走，呼喊：香港回归喽！香港终于回归祖国喽！

    他不管周边那些种地的人怎样看他，也不管路过的行人怎样看他，他要表达自己的情怀。

    在七月的风中，伯父自由自在地在自己家乡的田野上，村子里，马路上，山坡上欢呼。在他看来，风都在唱歌，鸟都在欢叫，花都为之而开放——香港回归，如子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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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百年啊！游子回家看见老母是怎样的心情！小儿回家看见母亲是如何的欢庆！

    这一天，我们村可以说是内地庆祝的先锋。我的伯父应该享有免费香港游的特权。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心胸里，在他的血脉中，他都与香港扯得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远在千里，虽然香港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分子，这是主人翁的情感！也是这近七十岁的文化人对祖国热爱的表现！为什么有《七子之歌》？这是我们民族魂在吶喊的歌声，他们是吹响革命号角的人；他们是唤醒民族魂的一群斗士先驱。

    我伯父这一代，继承了他们的血脉，还有一颗爱国的赤炽之心在胸腔里蹦跳。

    他的周围是些为生计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麻木了的思想只一味地寻找着美好的生活，骨子里不时地躲藏着对酒的嗜好、对赌的窃欢的乡下人。这些人，看着我伯父挥着彩旗，点着鞭炮欢呼的情景，也乐着一张脸，知道了——1997年7月1日是个伟大的日子，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香港回归的日子！

    我伯父的举止让我们村成为内地老百姓最早明白香港回归的村子。虽然没有第二个人加入他的欢庆队伍，但他依然雀跃欢呼。

    ……

    伯父后来找过我，与我谈了一次让我都感到惊讶的话：“你还是帮我找一份工作，我静下心来经过反思，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一个人硬到最后，不机灵也是一种职业上的失败。如果老板让我怎么做账，在不大违规的情况下，我是可以让步的。”

    我一想说：“你这不是晚节不保吗？”但我没有说出来。他说在家里生活，就像坐牢一样。坐牢三餐饭还准时。

    我知道他在家里憋得实在难受。

    我大声说：“你有空就到外面去旅游！旅游！”

    他说：“没有一个人同意。没有一个人同意我外出。”

    这就是他认为坐牢的滋味。在家，时间到点了，厨房里还冷冷清清的。他从来没有下过厨，肚子不听话，伯母在外面干农活，他面对食物不知如何下手，他是多么的难受呀！

    家族的人都劝我的伯母，放弃外面的一切杂事，一日三餐务必准时供应。我伯母也只有委曲求全。她说儿女全在外面，菜就得自己种啊！还有那些孙，这个哭，那个闹的，哪个有空这样伺候他。

    我后来听说，伯父与伯母打架，为琐事；又听说他要与伯母离婚。

    七八十岁的人还闹着离婚，真有些书呆子的迂了！一个屋场，几千人的大屋场，也就我伯父会说出这样的话，会有这样的念想。这就是一个文化人的选择理智吧。因为他懂法律，与其吵架打架，不如离婚——也是对伯母的尊敬。他想的只有这样，他才没有资格对伯母生气发火或者打架了。

    虽然提出离婚，子女谁同意呢？都相处一辈子了，鸡毛蒜皮还忍不了？整个家族也不同意。所以，我伯父是无可奈何的，但他不在自身找原因。伯母也没有什么过错。如果换成其他人，那么老婆肯定会挨打的，而且挨打后还会伺候爷们。

    他的离婚论成了我们大屋场的又一大奇闻及笑话。这也是我伯父的可敬可爱之处。

    后来，我在外忙碌开了。年假极短，来回匆匆忙忙，都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今年，听到他已经去世了，心里涌起一番内疚，觉得没帮上他，也伙同一起瞒骗他。当然，在我心里，对他更多的是崇敬。

    在我的脑海里，他的那一番话很好地讽刺了这个世道：

    “如果我圆滑一点，我早己做了粮食厅厅长了！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一次违规的账！”

    虽然后来他说了一些妥协的话，但他只是对现实发发牢骚而已。不过，他的财务制度再也适应不了当今的社会了。

    想起他，我脑海里时常会有这样的情景：一个老人，在家的周围插满五色旗，然后兴高采烈地来回游走，嘴里念念有词，“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热烈庆祝香港回到祖国怀抱！”

    那份主人翁的爱国情怀感动天地，感动每一个村民，感动每一棵庄稼。

    虽然，这是他孤身一人的游行，孤身一人的庆典。

    是以记，纪念我的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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