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秋，在那次保加利亚夏季旅行之后，我上了文科中学一年级。学校像国民小学一样，也是在一幢黄房子里，靠着索菲桥边。这所学校我喜欢多了，我们学拉丁语，还学好多新东西，我们有好多老师，而不再只是那个无聊的泰格尔先生，他总说同一句话，一开始我就看他笨头笨脑的。我们的班主任是特乌迪教授，一个留着长胡子、肩膀宽宽的小矮个儿。每当他坐到讲台后边，把胡子垂到台面上时，我们坐在教室的凳子上就只能看见他的头。没有人瞧不起他，虽然一开始我们看他那么滑稽——他捋长胡子的姿势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也许他是靠这个姿势培养耐心，他是公正的，很少发火。他教我们拉丁文变格，他的大多数学生在这上边运气不好，于是他不知疲倦地一再给他们重复silva（森林）、silvae（许多森林）。

    这个班里有许多我觉得有意思的同学，我记得他们。有史泰格马尔，一个男生，他画画好极了，我看他的作品总看不够。我眼看着他挥毫把鸟、花、马和其他动物画到纸上，他把一些刚刚画好的、最美的图画送给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我非常赞赏的一张画一下子就撕了，因为画得不够好，然后又重新画。这种事发生过多次，可最后他终于觉得成功了，从各个角度打量一番，然后以谦虚而又比较郑重的姿势递给我。我钦佩他的才能、他的慷慨大方，但使我不安的是我无从比较，所有的画在我看来都一样。比起他的才能来，我更钦佩他对画的判断迅速果断，他撕掉的每一张画都使我惋惜，本来没有什么能让我毁掉一张画上画或印上字的纸，可他多么乐于这么干啊！那么快，毫不犹豫，看起来太迷人了。在家里我得知，艺术家们常常如此。

    另一个同学是敦敦实实、黑黑胖胖的多伊奇贝格，他母亲在伍尔斯特公园开了一个小吃店，所以他住得离岩洞车站很近，不久前我还是那儿的常客。起初我对他很有好感，我想，他在那儿住，一定是个很有趣的人，但是，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他十一岁就已经成了一个畸形的玩世不恭的人了，这使我很快和他结了仇。

    我另外一个同学马克斯·席伯尔是我真正的朋友，他是将军的儿子，我们三人从学校穿过王子林荫大道一同回家。多伊奇贝格常说大话，他好像知道一切成年人生活中的事，并且用不加掩饰的词汇告诉我们。对于他来说，公园不像我和席伯尔了解的那样，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他偶然听到小吃店的客人之间的谈话，就咂巴着嘴在我们面前重复那些话。他还加上他母亲的评论，她什么都不对儿子隐瞒，多伊奇贝格好像没有父亲，而且是独子。席伯尔和我急着回家，多伊奇贝格却不立即动身，每当我们从维也纳体育俱乐部旁边走过，他就觉得自由了，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我相信他需要一点时间瞎编，然后用来吓唬我们。他每次都用同一句话结束：“人们没能尽量早一些明白生活是怎么回事，这是我母亲说的。”他很讲效果，每次都把他的故事升格，只要一讲到暴行、捅刀子、抢劫、谋杀，我们就让他讲下去。他反对战争，我喜欢这一点，可席伯尔不爱听，想办法提问题把他引到别的话题上去。我羞于把这些谈话在家里转述，有一段时间这一直是我们保守得很好的秘密，直到多伊奇贝格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敢于说出最出格的话，结果闹了一场乱子。

    “我知道孩子是怎么来的，”一天，他忽然说，“我母亲告诉我的。”席伯尔比我大一岁，他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我则勉强跟得上他的好奇心。“这很简单，”多伊奇贝格说，“就像公鸡趴在母鸡身上一样，男人和女人也这样交媾。”我脑子里本来装满了和母亲一起进行的莎士比亚——更确切地说，席勒——剧作晚间朗读的内容，于是感到很气愤，喊道：“你撒谎！这不是真的！你是个骗子！”这是我第一次反抗他。他露出一副嘲讽的神色，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席伯尔默不作声，多伊奇贝格的轻蔑全都发泄到我头上。“你母亲什么都不跟你讲，她把你当小孩子。你没见过公鸡吗？就像公鸡以及其他动物那样。我母亲说了，人们没能尽量早一些明白生活是怎么回事。”

    我差一点动手打他，我离开他们俩，穿过空荡荡的建筑广场跑回家去。我和家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在弟弟们面前我努力控制住自己，才什么也没说出来，可是我一点也吃不下去，差点哭出来。刚一吃完饭我就把母亲拉到阳台上，这儿是我们白天进行严肃谈话的地方，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母亲自然早就看出我情绪激动，但是当她知道了原因后，她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母亲平时对一切事都有一个圆满而又明确的答案，她总使我感到，我有责任教育弟弟们，这回她没说话，第一次沉默了。她沉默了这么久，使得我都有点害怕了，然后她看着我的眼睛，用一种我在我们那些重大的时刻里熟悉的称呼严肃地对我说：“我的儿子，你相信你的母亲吗？”“相信！相信！”“那不是真的。他撒谎。他母亲没有对他说过。孩子是从别的地方来的，通过一种十分美好的方式，我以后会告诉你，你现在还根本不需要知道。”母亲的话使我的兴趣立刻消失了。假如多伊奇贝格的说法只是谎言的话，我还真的不想知道呢！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一种谎言，一种可怕的谎言，因为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他母亲绝没有对他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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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刻起我恨上了多伊奇贝格，对待他像对待人类的败类那样。在学校里，他是个坏学生，我再不跟他说话，课间，只要他想走到我跟前来，我就转过身，把脊背对着他，我再不跟他说一句话，也不和他同路回家了。我强迫席伯尔在他和我之间选择，我还干了更坏的事：有一回地理老师叫他在地图上指出罗马，他指的是那不勒斯，老师没看出来，我站起来说：“他指的是那不勒斯，不是罗马。”结果他得了个坏分数。这种告发行为本来是我瞧不起的，我从前总是站在同学一边，帮他们的忙，只要我能够帮得上，哪怕是我喜欢的老师，我也帮同学对付他们。但是母亲的话使我对多伊奇贝格怀恨在心，好像对他我怎么干都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盲从，我和母亲之间再没有谈到过他一个字。在我心中煽起了对他的敌意，我把他看成一个坏蛋，我在一次较长的谈话中对席伯尔讲述了理查三世[1]，说服他相信，多伊奇贝格就是理查三世，只不过他还年轻，必须让他停止他的恶劣行径。

    我这么早就开始发现了恶。这种癖好长时间伴随我，直到后来我成了卡尔·克劳斯[2]恭顺的奴仆，相信凡是他讨厌的人都是坏蛋。对于多伊奇贝格来说，学校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了，他失去了自信，为了取得和解，他那恳求的目光到处跟踪着我。本来他是不会这样干的。可是我不肯和解，而且奇怪的是，通过在他身上起的看得见的作用，这种仇恨越来越强，而不是缓和下来。终于他母亲到学校来了，在一次课间休息时和我谈话。“你为什么老盯住我儿子？”她说，“他可没对你干什么啊！你们过去一向是朋友。”她是一个性格果断的女人，说话又快又有力。和她儿子相反，她脖子很长，讲话时嘴巴也不吧嗒吧嗒作响。我高兴她来求我，求我宽恕她儿子，我像她一样坦率地说出了我们敌对的原因。我在她面前毫不胆怯地重复了关于公鸡和母鸡的那句话，她急忙转向儿子，多伊奇贝格害怕地站在母亲身后，她问：“你说了吗？”他可怜兮兮地点点头，没有否认。于是整个事件对我来说就算结束了，也许我不能拒绝一个母亲的请求。她像我自己的母亲那样认真地对待我。我也确实发觉，儿子对于她来说是何等重要，于是多伊奇贝格又从理查三世变成了一个像我和席伯尔一样的学生。那句有争议的话找到了它所谓的出处，并且因此失去了力量。追踪结束了。我们也没有再成为朋友，可是我放过了他，以致后来我再没有关于他的回忆了。每当我回想在维也纳学校剩下的时光时——差不多还有半年——他在我的记忆中已然不存在了。

    和席伯尔的友谊却日趋亲密。一开始我们之间的一切就很融洽，现在他更是成了我唯一的朋友。他住得很远，在徐特尔区上方，他们那幢房子跟我们的差不多。为了讨他喜欢，我也玩玩具兵，他有好多玩具兵，有装备各种武器的整个军队：骑兵、炮兵，所以我常到他家去玩打仗的游戏。他对输赢看得很重，败了就受不了，每当输了他就咬着嘴唇，做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有时他想赖账，那我就会生气，但是这种时候不长，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年，身材魁梧，尽管他与他母亲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总是对母子如此相像感到十分惊讶——却完全不是妈妈的娇宝贝。他母亲是我认识的最漂亮的母亲，个子也最高，我看到她总是把腰挺得笔直，比我高出好多，每当她给我拿点心来时，总是朝我弯下身来，然后上身稍稍倾斜着把盘子放到桌上，还没叫我们吃，就立即又直起身来。她用那双暗蓝色的眼睛盯着我瞧，我在家中常常梦见这双眼睛，不过我从没告诉过她的儿子席伯尔。但我问过他，是不是所有蒂罗尔女人都有这么漂亮的眼睛，他干脆地回答：“是的。”而且补充说：“所有的蒂罗尔男人也是这样。”下一次我发现，他把这些话都告诉了他母亲，因为她给我们拿点心时似乎很高兴，有点像开玩笑似的望着我们——平时她是不这样的——而且打听我的母亲。她走开后，我严厉地问席伯尔：“你把什么都告诉了你母亲吗？”他脸红了，他保证说没有，而且也什么都没告诉他父亲。

    他父亲长得很矮小、消瘦，根本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不仅个子小，而且长相也比妻子老，他是个退役将军，可是在战争中又因为一件特殊任务被重新任用。他是维也纳防御工事总监，一九一五年俄国人攻破了卡尔帕腾，谣传维也纳也受到威胁。席伯尔的父亲在学校没课的两天带我们俩去视察，我们乘车到诺伊瓦尔德格，脚步沉重地穿过树林，看到了各种小“堡垒”。没有士兵把守，我们走进去，席伯尔的父亲用手杖敲着厚厚的堡垒壁，我们则透过“堡垒”的缝隙往外眺望，荒无人烟的森林一片死寂。将军很少开口讲话，总是一副怏怏不快的脸色，可是每当对我讲解什么时，他总是向我们微笑，仿佛我们是什么特殊的人物。我在他面前从未感到不好意思，也许他在我们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士兵，他曾经送给他儿子一大队的小锡兵，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他还询问我们玩的情形，比如谁赢了，这是席伯尔告诉我的。但是我对这么一个沉静的人感到不习惯，我无法想象他竟然是个将军，倒是席伯尔的母亲更像是一位英俊的将军，为了她的缘故，我甚至可以去上战场，而和他父亲一起去郊游视察，我并不怎么当回事。当将军用拐杖敲一个个“堡垒”的墙壁时，人们常常谈论的战争似乎离我还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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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在校学习期间和后来，父亲们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些死气沉沉或者上了年纪的人。我自己的父亲还活在我心中，他和我谈过许多事，我听过他唱歌，他的形象永远和他年轻时一样，他永远是独一无二的父亲。可是我对母亲们总是很容易接受，我喜欢的母亲的数目多得惊人。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冬，战争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新兵们在王子林荫大道上雀跃唱歌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现在每当他们一队一队在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和我们相遇时，他们已不像过去那么快乐了。他们虽然还唱着：“在故乡，在故乡，我们再相见！”但是这个再见似乎离他们并不近。他们不再那么相信能返回家园，他们高唱：“我曾经有一个战友……”可是仿佛他们自己就是歌中唱的那个阵亡的战友。我发觉了这种变化，告诉我的朋友席伯尔。“这不是真正的蒂罗尔人，”他说，“你总有一天会看到蒂罗尔人的。”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在什么地方看得见进军的蒂罗尔人，也许他和父亲拜访过故乡的熟人，在他们那里听到过有信心的话。他对于战争胜利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从没想过要怀疑这一点，这信心不是由他父亲那儿来的，将军是个沉静的人，不爱说大话，在他带我们去远足时，他没说过一次“我们必胜”的话，要是他是我父亲，我早放弃一切对胜利的希望了。也许是席伯尔的母亲使他建立起信心的，也许她也什么都没说，但她的自豪感，她的不屈精神，她看人时的目光，使人觉得仿佛在她的保护下不会发生任何不幸——和这样的母亲在一起，我也绝不会怀疑。

    有一次我们去徐特尔区，从多瑙河运河的铁路桥附近穿过，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停在桥上，货车和客车接在一起，到处挤满了人，他们默默地、用询问的目光往下瞧着我们。“这是伽里奇的……”席伯尔把“犹太”这个词咽了下去，改成“难民”。莱奥波尔城挤满了为了躲避俄国人而逃来的犹太人，黑色长袍、睡衣和特别的帽子使他们与众不同，十分引人注目。现在他们到了维也纳，他们应该到哪儿去呢？他们必须吃东西，可维也纳的食品供应也已经不足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在车厢里挤成一团，这种情景十分可怕，我们呆呆地往上瞧，车一直没动地方。“像牲口一样，”我说，“让他们像牲口一样地挤压在一起，而且连运牲口的车也用上了。”“正因为有这么多人。”席伯尔说，他对他们的厌恶因为顾及我稍稍缓和了一点，也许他不愿意说出可能伤害我的话。我像生了根似的站在地上不动，他和我站在一起时，感觉到了我的恐惧。没有一个人朝我们招手，没有一个人说出一句话，他们知道这里的人是多么不愿意接纳他们，他们并不期待一句欢迎的话。这些挤着的人大都是些男人，其中也有长胡子的老头。“你知道吗？”席伯尔说，“我们的士兵也是用这种闷罐车送上前线的。战争就是战争，这是我父亲说的。”这是他在我面前引用的唯一一句他父亲的话，我明白，他这样说是为了把我从惊愕中拉回来。但是没有用，我呆呆地望着，望着，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希望火车开动，最可怕的就是火车停在桥上纹丝不动。“你不来吗？”席伯尔一边说，一边拉着我的袖子，“你不高兴了吗？”我们朝回他家的路走去，好再玩一会儿锡兵打仗。我的心情很不好，当我们走进门，他母亲给我们摆上点心时，这种坏心情更甚了。“你们在哪儿待了这么久？”她问。席伯尔指着我说：“我们看见一火车伽里奇难民。火车停在弗兰茨桥上。”“噢，是这么回事。”他母亲一边说，一边把点心向我们推过来，“现在你们一定饿了。”幸好她又走了，因为我根本没动点心。席伯尔这个有同情心的孩子，也没胃口了，他让那些锡兵站在那儿，我不想玩。当我离开时，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那么明天吧，要是你来的话，我拿给你看，我得到了新的炮兵。”

    注释：

    [1]莎士比亚剧中一个代表恶的主人公。

    [2]卡尔·克劳斯（1874-1936），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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