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倾心于希腊自由战争时,我刚十二岁,这一年即一九一七年爆发了俄国革命。列宁坐着铅封的车厢出发之前,有传说他住在苏黎世。
母亲心里充满不可遏制的对战争的仇恨,她关注着可能结束战争的每一个事件,但并没有从政治上把各种事件加以联系。苏黎世成了各国和各种势力的交战中心。有一天,我们从一间咖啡厅旁边经过,母亲指给我看一个人的大脑袋,那人坐在窗子旁,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大沓报纸,他正抓起一张,举到眼前。突然,他转过头来,转向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激动地说着什么。母亲说:“好好看看那个人。那就是列宁。你还会听到关于他的事情的。”我们停下来,她有点不自在,因为她这么呆呆地站着(这样不礼貌她通常是会说我的)。但是他突然的动作感染了她,他向另一个人转身时的活力传到了母亲身上。我对另一个人浓密的黑鬈发紧挨在列宁的秃头旁边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感到惊异,但是更奇怪母亲竟呆立不动。她说:“走吧,我们可不能总这么站着啊!”说着领着我朝前走。
几个月后她对我讲,列宁到了俄国,我才开始明白,这想必是为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俄国人已经厮杀够了,她说,大家都杀够了,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政府,现在很快就要到头了。她总把战争叫成“谋杀”,自从我们到了苏黎世,她完全公开地和我谈到这事,而在维也纳时她有所保留,为了不使我在学校碰到麻烦。“你将来绝不会杀害一个没有伤害你的人。”她要我这样保证,而且为此自豪。她有三个儿子,我觉得她很担心,怕我们有一天也会成为这样的“谋杀者”。她对战争的仇恨使她有某种基本的信条,因为当她有一次给我讲《浮士德》的内容时——那时她还不想给我念这本书——她不赞同浮士德和魔鬼订约。订这样的条约只能有一个理由,即为了结束战争,为此也可以和魔鬼结盟,除此之外,别的都不行。
有一些晚上,母亲的一些熟人在我们家里聚会,他们是被战争赶到苏黎世的保加利亚的、土耳其的西班牙犹太人后裔。来得次数最多的是一对中年夫妇,我却觉得他们已经老了,我不太喜欢他们,觉得他们太东方化,光谈些没意思的事。有一个人总是单独来,他是鳏夫,名叫阿朱别伊。他和其他人不同,他穿着整齐,发表很有自信的见解,而且平和,有骑士风度,能够容忍母亲那种折磨人的激动和暴躁。他作为保加利亚军官参加了巴尔干战争,受了重伤,留下了不能治愈的痛苦。别人都知道他忍受着极大的疼痛,但是他自己从不流露出一点,如果忍受不了,他就站起身来,请求原谅他有一个紧迫的约会,在母亲面前躬身告别,步子稍有点僵硬地离开房子。然后其他人就谈论他,详细解释他那痛苦的天性,夸奖他,为他感到惋惜,他们做的正好是他骄傲地想避免的事。我发现,母亲是怎样努力结束这样的议论。他和她争论到最后一刻,因为她只要谈到战争,言辞就会很尖锐,含有敌意,她把一切揽到自己身上,说:“胡说八道!他根本不疼。他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他以为,一个没经历过战争的女人没有权利这样谈论战争。他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们中间没有人告诉他这个看法,只能由我来说。他受到了污辱,可是他恰恰很骄傲,而且总以宫廷姿态自我克制。”然后,某个人就有可能开一个放肆的玩笑,说:“您看,玛蒂尔德,他爱上您了,而且准备向您求婚!”“他敢!”母亲立即生气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说,“我可不想向他提这个建议。我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个男子汉,仅此而已。”这句话对其他携夫人在场的男人是一个狡猾的打击。这场令人不快的关于阿朱别伊先生的痛苦的谈话就此停了。
我却宁愿他留到最后才走。从这些带有争吵性的谈话中我知道了许多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东西,阿朱别伊先生处境困难,他眷恋着保加利亚军队,也许甚于眷恋保加利亚。他心中充满保加利亚人传统的对俄国的友好感情,他们为摆脱土耳其得到的独立而感谢俄国人。现在保加利亚人站在俄国的敌人一边,使他很不痛快。他本来肯定会为保加利亚参战的,可是参战会使他良心上痛苦,现在他的身体使他不能再打仗了,这也许对他来说更好点。由于俄国内部的变化,目前的局势更复杂了,像他想的一样,俄国人退出战争意味着中欧列强的垮台,这种传染病——他把这称为传染——在周围迅速蔓延,先是奥地利士兵,后来是德国士兵,大家都不愿打仗了。保加利亚会怎么样呢?也许他们不仅将永远带着对他们的解放者背信弃义的该隐标记,而且大家都会像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那样扑到它身上,把这个国家瓜分。保加利亚完了!
可以想象母亲如何抓住他论据的每一点把他驳倒。其实她招来了大家的反对,因为如果说她欢迎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结束——在俄国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其他人则感到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这都是些资产阶级,多少有些产业,他们之中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人害怕革命传到那里,另一些来自土耳其的人还在君士坦丁堡就已经看见了他们的老对手,虽然穿着新的装束。母亲对这些倒无所谓,对她来说关键是谁想结束战争。她,一个出身于保加利亚富裕家庭的人竟维护列宁。她不像别人那样把列宁看成魔鬼,而是把他看成造福于人类的人。
和母亲争吵的阿朱别伊先生其实是唯一能理解母亲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他问母亲:“如果我是一个俄国军官,夫人,我决定和我的人民继续和德国人打仗,那么您会让人向我开枪吗?”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每一个反对结束战争的人,我都将打死,他是人类的敌人。”这是所有这些聚会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其他准备妥协的商人以及他们富于感情的夫人的惊愕没有动摇母亲的决心,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道:“什么,您竟然忍心这么干?您忍心让阿朱别伊被打死?”“他不胆怯。他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他不像你们所有人。不是吗,阿朱别伊先生?”他承认母亲是对的。“是的,夫人,从您的立场出发,您也是对的。您具有一个男子的决断,您是真正的阿尔迪蒂家的人。”最后这一个转折,这一句表示崇敬的话涉及与我父亲的家庭相反的、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家族,我不大喜欢听,可是我必须说,尽管争论激烈,我对阿朱别伊先生从不忌妒,当他不久病又复发时,我们都为他悲伤。母亲说:“这样对他来说也好,他不用再经历保加利亚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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