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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她对她在我心中煽起的热情感到害怕，便企图把我引到别的作者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她最大的失误是选择了瓦尔特·司各特[1]。也许当她第一次谈到司各特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也许他真的那么干巴巴的，像我当时感觉的那样，我不仅没有重读，在读了他的两三本小说后我就完全拒绝再把他的书拿在手上，而且如此激烈反对，以致她为我的趣味方向的坚定性十分高兴，说出了我从她那儿听到的最高的赞赏：“你真是我的儿子，我也从没喜欢过他。我本来以为你会对历史很感兴趣。”“历史！”我愤怒地喊起来，“那根本不是历史。那只是装备齐整的傻瓜骑士！”于是，我们俩都满意的这个短暂的司各特插曲结束了。
在所有关系到我的思想教育的问题上，她很少注意别的东西，但是有一次肯定有什么人给她留下了某种印象，也许在学校里有人对她说了什么；她也像其他家长一样，常常到学校去，也许是她听过的某些报告中的一个使她感到不安，不管怎么说，有一天她对我说，我必须也知道我这个年龄的其他孩子读什么书，否则不久以后我和我的同学就不能互相理解了。她给我订了《好朋友》，我到现在都弄不懂，我在读狄更斯的同一个时间里怎么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里边有紧张的故事，像《萨克拉门托的黄金》，讲的是加利福尼亚的瑞士淘金者苏特尔，最动人心弦的是一个关于提比留[2]国王的宠臣赛耶努斯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罗马历史，我把这个十分讨厌的国王看作暴力的象征，他在我心里引起一种联想，使我想到五年前在英国已开始接触到的拿破仑的历史。
母亲阅读的不只限于斯特林堡一个，虽然他是她这个时期读得最多的作家。拉舍尔出版社出的反战书籍构成特殊的一组，拉茨科[3]的《战争中的人》、莱昂哈德·弗兰克[4]的《人是善良的》、巴比塞[5]的《火线》是她最常对我说起的三本书。这三本书也像斯特林堡的书一样，是她希望从我们手中得到的礼物。我们的零用钱少得可怜，虽然几乎全攒起来为送礼用，但是光靠这一点也是不够的。我每天还能得到几个生丁[6]，是用来在学校里向校役买一个油煎包当下午点心的。我肚子饿，可还是把钱存起来，直到够买一本新书送给母亲，这要有意思得多。我先跑到拉舍尔出版社那里打听价钱，踏进这个位于利马特码头总是生意兴隆的书店，看到那些常常问我们下一次送什么礼物的人，已经是一种乐趣了，自然我还能一眼就看到我以后有一天将会读到的书。我倒不怎么觉得在这些成年人中我长大了一点，更有责任感，倒是永远不会减弱的、将要读到更多书的希望对我鼓舞更大。如果说当时我知道一点对前途的忧虑的话，那就仅仅是担心世界上图书的存在。要是我把什么都读完了怎么办呢？当然我最好一遍又一遍地读我喜欢的书，但总有新的东西读肯定也会使人高兴的。我一知道了计划送的礼物的价钱，就开始计算：我得省多少次午点钱才够？总要过几个月，一点一点凑到够买一本书。我也想有一天真的像有些同学那样买一只油煎包，在其他人面前吃，然而，这个念头和上述目的比起来几乎算不了什么。相反，我喜欢站在一个嚼着油煎包的同学旁边，同时，怀着快活的感觉——我不能说别的——想象着当我们把书递给母亲时，她的那副惊喜的样子。
她每次都大吃一惊，虽然一再发生这样的情形。她从来也不知道可能得到的是本什么书，但是如果她托我在霍廷根阅读协会去为她借什么新书，而我空跑一趟，因为大家都谈论这本书，都想要这本书，如果这时她一再重复她的要求，而且等得不耐烦了，我就知道了，这应该是新礼物，要把它当作我的“政策”的下一个目标。我还搞了个计划得很巧妙的骗局，我继续到阅读协会打听，带着失望的表情回来，说：“又没有拉茨科的书！”越临近令她惊喜的那一天，我的失望的表情就越厉害，在应该让她吃惊的前一天，我甚至十分恼火地跺着脚。母亲建议，为了表示抗议，决定脱离这个协会。“这个协会一点用也没有。”她沉思着说，“我们以后不会得到书了。”第二天她手中有了崭新的拉茨科的书，这还不令她大吃一惊吗！而我却不得不保证以后不再这样，从现在开始在学校吃油煎包子，但她从来没有用收回攒的钱来威胁我，也许这是她培养性格的方法，也许书给她带来特别的快乐，因为我是通过每天细小的克制行动积攒起来的。她自己是一个会吃的人，她对精美菜肴的口味是很高的，在我们吃很简朴的饭食时，她也不怕去谈论她失掉了什么美味，不怕说出在她决定让我习惯于简单、廉价的饭食的情况下，什么是唯一使她感到痛苦的事情。
也许这是一组特殊的书，起到某种把她的思想政治化的作用，她被巴比塞的《火线》吸引了好久。当她认为对时就一再跟我说起这本书，我缠着她要求允许我读这本书，她坚决不同意，为此我听她以某种缓和的形式讲了一切情节。她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没有加入和平运动小组，她去听莱昂哈德·拉雷茨[7]演讲，心情激动地回到家中，使得我们俩都大半夜睡不着。但涉及她个人时，她对各种舆论的恐惧始终没有消除。因此她解释说，她只为我们三人活着，她自己没有能力去做那些事，因为在战争时期，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已经不听一个女人的了，为此她希望我们三个人每一个都最符合自己天性地成长起来，支持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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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苏黎世有许多聚会，她渴望了解她听到的一切事，不仅是反对战争的事。她没有人可以商量，在精神上她确实是孤单的，在平时来拜访我们的熟人中她显得是最开放和最聪明的，每当我想到，她什么都靠自己的力量做，我今天也不得不感到惊讶。即便涉及她最强的信念，她也保持着自己的判断，我记得她多么轻蔑地把斯蒂芬·茨威格[8]的《哀歌》搁置一旁。“废纸！空话连篇！可以看出，他什么也没经历过，他应该读读巴比塞，也别写这些东西！”她对真实的经验十分崇敬，她本来也怕在别人面前开口谈战争实际上是怎么进行的，因为她自己没有在战壕蹲过，而且她竟然主张，如果妇女也必须参加战争会更好些，因为她们会为坚决反对战争而斗争。如果谈到事情本身的话，这种恐惧也许会阻碍她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饶舌，都是她最厌恶的，如果我敢于含含糊糊地说些什么，她会立即毫不留情地打断我的话。
在我自己开始思考的时候，我无条件地钦佩母亲，我把她和州立学校里我的老师相比，那些老师中我比较满意甚至很崇拜的不止一个，但只有欧根·米勒把母亲的那种热情和严肃结合在一起，只有他说话时像母亲一样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面前，控制他的谈话对象。我把上他的课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母亲，这吸引了她，因为她只是从古典戏剧里了解希腊人。她向我学希腊历史，而且不耻下问。这次我们的角色换了，不是由她来读历史，虽然她有那么多关于战争的故事。但是也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吃完午饭以后，她立即向我问起梭伦[9]或地米斯托克利[10]的事，她特别喜欢梭伦，因为他没有以独裁者自居，而是退了位。她奇怪怎么没有关于梭伦的戏，她不知道任何关于梭伦的事。她觉得很不公平，希腊人根本没谈到这样一些人物的母亲，她毫不胆怯地把格拉古兄弟[11]的母亲当成她的榜样。
我觉得很难不把她所注意研究的一切都历数出来，因为不管什么事，总对我有些影响。只有对我她才说出一切细节，只有我才认真对待她的判断，因为我知道，这个判决是出自什么样的热情。她诅咒许多事，但是从来都详细论述她所反对的事，而且激烈地、令人信服地说清理由。诚然，一起阅读的时代过去了，戏剧和伟大的表演家不再是世界的主要内容，但是，另一种绝不少的“财富”代替了这个位置：当前发生的阴森可怕的事，它的影响的根源。她生性多疑，在她视为所有人中最聪明的斯特林堡那里找到了为这种多疑开解的理由，她已经习惯了多疑，也不想改掉。这时她突然发现，她走得太远了，告诉我的东西成了我自己幼稚的猜疑心的根源，她害怕了，为了平衡，对我讲了她特别欣赏的一种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有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高尚、宽容总在起作用。在进行这种平衡的努力时我感到和她贴得最近，她以为，我从语调上看不透这种调换的原因，但是，我已经有点像她，练习去看透原因。我装着天真地接受这个“高尚”的故事，我总是喜欢它，但是我明白为什么她正好现在讲述这个故事，并且我把这种识破保留在自己心中。于是我们俩都有点保留，因为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我们每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保守的都是一样的秘密。我觉得自己对她来说是默默地长大了——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我最爱她——是毫不奇怪的。她相信，她把她的多疑已在我面前掩盖住了。我二者都觉察到了：她毫无怜悯心的苛刻和她慷慨大度的宽容。程度如何我当时还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到了：一个人可以把这么多的完全对立的东西统一在一起，一切表面看来不一致的东西同时可以通行，一个人可以感觉，而不会因为害怕而不能自持，应该想到并且说出人类天性的真正荣光，这就是我从她那里学到的最根本的东西。
注释：
[1]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历史小说家、诗人。
[2]提比留（前42-37），古罗马皇帝。赛耶努斯为近卫军长官，皇帝的宠臣。
[3]拉茨科（1881-1965），德国作家。
[4]莱昂哈德·弗兰克（1882-1961），德国作家。
[5]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
[6]生丁系瑞士硬币，合百分之一法郎。
[7]莱昂哈德·拉雷茨（1868-1945），瑞士神学教授，国际和平运动领导者之一，著有《宗教——社会运动的意义与生成》《从基督教到马克思——从马克思到基督教》等书。
[8]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
[9]梭伦（前630-前560），雅典的政治家，公元前五九四年任执政官，实行改革，制定了新宪法。
[10]地米斯托克利（前524-前460），雅典海上强权的缔造者，公元前四九三年当选为雅典的执政官。
[11]指提比略·塞森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前163-前132）和盖乌斯·塞森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前153-前121），罗马人，他们曾利用保民官的职位和罗马共和国公民大会场的立法权力，发动罗马革命，最后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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