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经常去听音乐会，音乐对她一直是重要的，虽然自从父亲去世后她难得碰钢琴。也许自从她有机会听她的乐器大师演奏以来，她的要求也更高了，那些钢琴大师中有的当时就住在苏黎世。她从未放过一次布索尼[1]的音乐会。布索尼就住在我们附近，这个消息把她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了。当我对她讲了我和布索尼的相遇时，她没有立即相信，直到她从旁人那儿听说真是布索尼时，她才相信，而且责怪我怎么像这一地区的孩子们一样不叫他布索尼，而叫他“绍多，到爸爸这儿来”。她答应带我去听一次音乐会，可条件是我再不能叫他那个不正确的名字。他是她听过的最优秀的钢琴大师，她认为别人也像他一样被称作钢琴家，简直是胡闹。她也定期去听根据第一小提琴手命名的夏舍特四重奏，而且总是怀着难以说清的激动心情从音乐会回家。有一次她生气地对我讲，我父亲本来也想当这样一个提琴手，他的梦想就是能在一个四重奏中表演，这时我才明白，她为什么激动。她曾问父亲为什么不单独在音乐会上登台，父亲摇摇头，说他永远不会拉得那么好，他知道自己才能的局限，要是他父亲不是那么早就不让他演奏的话，参加一个四重奏也许还行，或是当一个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你爷爷像一个暴君，一个独裁者，他把提琴夺走了，而且一听见你父亲拉琴就打他。有一回为了惩罚你父亲，由他哥哥把他捆在地窖里关了一夜。”她一直说下去，为了减弱她的愤怒对我的影响，她又伤心地补充说，“而你父亲是那么知足、顺从。”她看出我不明白为什么爷爷打父亲，可他还那么顺从，但她并不告诉我这是因为父亲不再相信自己也许还能成为音乐会的台柱了，而是讽刺地说：“你倒确实变得更像我了。”我不爱听这话，我不能忍受她说父亲缺少进取心，好像只是因为他没有奢望才是一个好人似的。

    听了《圣马太受难曲》[2]之后，她陷入一种我不能忘怀的状态，因为她整天也不想跟我好好说一句话。一个星期她都不能读书，她打开书，可一句也读不进去，耳边总听见伊奥娜杜丽戈的女低音。一天夜里她含泪走到我的卧室，对我说：“现在我的书完了，我再也不能读书了。”我想法安慰她，让她坐在我旁边读书，这样她就不会听见歌声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因为她是单独一个人，如果我靠着桌子坐在她旁边，我可以总跟她说点什么，那声音就会消失。“可是我的确想听，你不懂，我永远不愿再听别的什么！”她这么激动，吓了我一跳，但是我对那声音也很欣赏，就没再作声。随后几天我有时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她懂得我的意思，带着一种混杂着幸福和绝望的情绪说：“我还总听见她的声音。”

    像她看守着我一样，我也守护着她，如果一个人对谁如此接近，那对他内心的一切悸动都会有敏锐的感觉。我被她的热情完全征服了，本来我是不能让错误的音调进入她的耳朵的。这不是非分要求，而是亲密感，它给了我守卫的权利，如果和一个陌生的、不习惯的影响赌赛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扑到她身上。有一个时期她去听鲁道夫·施泰纳[3]的报告，她说起这些报告时，听起来完全不像她自己的声音，仿佛她是突然用一种外语说话似的。我不知道是谁鼓动她去听报告的，肯定不是她主动去的，她失口漏出一句，鲁道夫·施泰纳会点催眠术，这时，我开始不断地向她提问题了。因为关于这个人我什么也不知道，只能从她自己的叙述中得出一个印象。不久我知道了，他通过引用歌德的话赢得了她的信任。

    我问她，这对她来说是不是新的，她肯定是已经知道那些话的呀，她说过，她把歌德的全部东西都读过了。“你知道，没有人全部读完了歌德，”她有点发窘地承认，“而且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这些话了。”她显得心里很不踏实，因为我习惯了她知道她的诗人的每一个音节，正是她猛烈攻击别人对一个作者缺乏了解，而且把人家叫作“空谈家”、“把一切记得一塌糊涂的糨糊脑袋”，因为他们太懒，不肯寻根究底。我不满意她的回答，接着又问，她现在是不是愿意我也相信这件事？我们本来不能相信各不相同的东西，如果她听了几个报告后就信奉施泰纳，因为他能催眠，那么我就将强迫自己也相信她说过的每一件事，这样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听起来这多半像一种威胁，也许只是一个计策：我想知道，这种新方法对她有多大的控制力，这种方法对我完全是陌生的，我从来没想到过，却突然使用了这种方法，我有一种感觉，从这时起，它会改变我们之间的一切。我最怕的是母亲对我是不是和她亲近无所谓，那就意味着，我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对她来说都根本不再重要了。但是绝对没到那种地步，因为关于我的“干预”她一点不想知道，她生气地对我说：“你还太年轻，这儿没你的事，你不应该相信这些事。我再也不讲给你听了。”我正好存了一点钱，准备给她买一本斯特林堡的新书，这时，我果断地决定不买那本而买了一本鲁道夫·施泰纳的书。我郑重其事地把书递给她，故意说了几句言不由衷的话：“你确实对这书感兴趣，可又不能全都记住。你说，这不容易懂，必须好好研究，现在你可以静静地读了，而且可以更好地为听报告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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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样做根本不合她的意，她一再问，我为什么买这本书，她还不知道要不要留下这本书，也许这书对她根本不合适。她还没读过施泰纳的任何东西，一个人只有肯定想保存这本书时才去买它，她怕现在我自己会去读它，这样正像她认为的，会过早地被诱入某一个方向。她最担心的是并非出于自己的亲身经验得出认识，而且也不相信那些过快地改变看法的人。她看不起那些朝秦暮楚的人，常常说他们是“墙头草，随风倒”。她为自己使用了“催眠术”这个词感到不自在，解释说，她不是把这个词用到自己身上，她感到新奇的是其他听众在那里像处于催眠状态之中。也许我们把这些事放到以后，等我更成熟了、更能理解时再谈更好一些。其实，我们之间能够不拐弯抹角，不用把并不真正是我们的东西拿出来装装样子地坦率商谈问题，对她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我不是第一次发觉她如何迁就我的猜忌心理，她自己说，她再也没有时间去听这些报告，也许时机对她不大恰当，而且她为此荒废了许多她已经比较理解的东西，于是她对我舍弃了鲁道夫·施泰纳，不再提他了。我不感到对一个学者的这次胜利不体面，我没有反驳过一句他的话，因为我一点儿也不熟悉他。我阻止他的思想在母亲的头脑里扎根，因为我发觉这些思想和我们之间谈到的内容毫不沾边，对于我来说，只想到一点，即把这些思想从她脑子里清除出去。

    我应该对这种猜忌心理怎么想呢？我既不能赞同，也不能咒骂，我只能把它记录下来，它这么早就是我性格的一部分，隐瞒这一点是欺骗。每当有一个人对我来说成为重要的人时，猜忌心就冒出来了，只有其中少数人不总为此苦恼。这在我和母亲的关系中有很充分的表现，它使我能够为某种东西而奋斗，它从各个角度看都更优越、更强、更有经验，知识更丰富而且更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我完全没想到，我在这个斗争中是多么自私，要是当时有谁跟我说，我使得母亲不幸，我准会大吃一惊。她给了我这个权利，她在寂寞中和我最为亲近，因为她不认识任何能与她匹敌的人。要是她和一个像布索尼那样的男人交往的话，那就会失去我。我为此爱她，因为她不回避我，她把全部重要想法都告诉我，由于我年轻有些事要有所保留，那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她坚持在我面前隐瞒一切性爱的内容，她在我们的维也纳住宅的阳台上设下的禁区在我脑子里印象这么深，仿佛是上帝在西奈山上亲自宣布的似的。我不问，也不想这些事，在她热情、聪慧地用世界的全部内容来充实我时，省去了这可能把我弄糊涂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人是怎样需要这种爱情，我也就不会预感到，她缺少了什么。当时她三十二岁，单身，可这在我看来完全是自然的，就像我自己的生活一样。有时候当她对我们生气时，我们让她失望或惹她烦恼时，她也说，她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要是我们不配她这么做，她就把我们交到一个男人的强有力的手中，他会教我们守规矩的。可是我不懂，我不能理解，她这时作为一个女人想到的是她孤单的生活，我看到的牺牲只是她为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本来她一直是更喜欢读书的。

    对于这个在其他人的生活中常常容易酿成危险的逆反行动的禁区，我至今还感谢母亲。我不能说，这使我保持了我的纯洁，因为我有妒忌心，我根本不是天真无邪的，但是母亲使我对我想知道的一切保持了素朴的感情和清新的感觉。我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学习，没有感到强迫或负担，因为没有什么更刺激我或让我不得不秘密进行的事。凡是接近我的东西，都扎下了坚实的根，一切在这里都有它的位置。我从没感到，有什么事瞒着我，相反，我觉得仿佛一切都展示在我面前，我只需去把握它。一件东西刚刚进入我心中，就联系到另一件事，与之结合起来，继续成长，制造一种气氛而且呼唤新的东西。正是这一点清新感，一切都有新的形象，不仅仅是增加而已。素朴也许就意味着，一切都呈现在眼前，永不休眠。

    我们在苏黎世共同度过的年岁里，母亲向我表明的第二件善举有更重要的后果：她向我宣布了她的算计。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出于实际的原因做什么事，没有什么事是为了可能对人有利才去做的。我想做的一切事都有平等的权利，我面前同时有成百条道路，不必听人说哪条道路走起来更舒服些，更有好处，更有收获；问题在于事情本身，而不是它有什么用处。一个人必须认真和细致，能够代表一种没有欺骗的意见，但这种细致是对于事情本身，而不是它可能给人带来的利益。一个人将来有一天会干什么，几乎还谈不上，职业问题还提不上日程，一切职业都可任人选择。成就并不意味着仅仅一个人自己向前跨了一步，成就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要不就不叫作成就。一个出身于这种家庭，对家庭的商业威信充满自豪、从不否认的女性，怎么会自觉地有了一种自由、宽广、无私的眼光，这对我是个谜，我只能把它归之于战争的震惊，归之于对所有在战争中失去了宝贵亲人的人的同情。这使得她突然一下子越过了她的界线，自己也变得对于想到、感到、经受到的一切宽容大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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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她的失态，这是我对她最缄默的回忆，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她在街上哭。平时她总是从容镇定，在公众场合不会举止失当的。我们俩一起在利马特码头散步，我想把橱窗里摆的拉舍尔出版社的某些东西指给她看，这时一队法国军官向我们走过来，他们的制服很显眼，其中一些人走得吃力，其他人合着他们的步子。我们驻足，让他们慢慢通过。“他们是受了重伤。”母亲说，“他们到瑞士休整，然后换防去对付德军。”从另一边已经走过来一队德国兵，他们中间也有拄拐杖的，其他人为照顾他们也走得很慢。我还记得，我当时吓得四肢发抖，现在会出什么事啊？他们会相互开火吗？我们惊呆了，没能及时让开。突然之间，我们就被包围在想要通过的两队人之间，就在拱门下，地方也许够通过，但是我们现在靠得很近，盯住他们的脸，看着他们怎样挤了过去。没有一张面孔像我估计的那样带着仇恨或愤怒的表情，他们平静、友好地互相看着，仿佛没事似的，有些人还相互致意。他们比别人走得慢很多，过了好长时间，我觉得好像他们永远过不完似的。一个法国兵还回过头来，把拐杖举到空中，挥动了一会儿，而且向已经走过去的德国兵呼喊：“敬礼！”一个听见喊声的德国兵也学着他的动作，他也有一根拐杖，他挥动着拐杖，用法语回敬问候：“敬礼！”别人如果看见，也许会以为挥动拐杖是一种威胁的意思，但是绝不是这样，在告别时他们相互证明，他们剩下的共同东西只有拐杖。母亲脚踩着人行道的边沿，背对着我站在橱窗前面，我看见，她的肩在抖动，我走到她身边，小心地从旁边看她，她哭了。我们装出好像是看橱窗的样子，我没说一句话，当她镇定下来时，我们默默地回家。后来我们从没谈到过这次遭遇。

    注释：

    [1]布索尼（1866-1924），意大利作曲家和钢琴家。

    [2]德国作曲家j.s.巴赫根据《圣经》中叙述的耶稣受难过程所作的清唱剧。

    [3]鲁道夫·施泰纳（1861-1925），奥地利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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