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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35章 戈特弗里德·凯勒[1]庆祝会
    我和同年级的瓦尔特·伍莱史纳结成了文学之友,他是心理学教授的儿子,来自布雷斯劳。他总是表现得很有“教养”,从不和我讲方言,我们的友情产生得很自然,我们谈书,可是我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他对人们现在谈论的当代文学感兴趣,当时的中心是魏德金德[2]。

    魏德金德有时来苏黎世,在剧场里演出《地妖》。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支持和反对他的人形成了两派,反对他的一派人多些,而支持他的一派更为有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对他毫无所知,母亲在剧场见过他,母亲的讲述一般是精彩的(她详细描述他怎么拿着鞭子登台),但评论则没把握。她期待某些像斯特林堡那样的人,她没完全否认两人之间的近似,但认为魏德金德同时具有某些传教士和叛逆的记者的气质,他总想引起些反响,被人们注意,至于怎样被发现,对他来说无所谓,只要别人注意他就行。斯特林堡却保持着严厉和思考的特性,虽然他把一切都看透了。他有点像一个医生,但不是为了治病,也不是为了治身体上的病的医生。大概后来我自己读他的书时,我才理解了母亲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关于魏德金德我得到的是一个不完全的印象,而且因为我不想抢先行动,所以十分耐心,如果我被警告要提防一个正常的人,他就还不能吸引我。

    伍莱史纳相反,总不住口地说到魏德金德,他甚至模仿魏德金德写了一个戏,而且读给我听。剧本里只有舞台上的到处放枪,既突然,又毫无理由,我不懂为什么,这种事我觉得很生疏,仿佛是发生在月亮上似的。这时候我正在所有的书店寻找《大卫·科波菲尔》,作为历时一年半的“狄更斯热”的顶峰和我的礼物。每次我去书店,伍莱史纳也一起去,到处都找不到这本书。对这样一本过时的、不时髦的读物,毫无兴趣的伍莱史纳嘲笑我,而且认为,哪儿都没有《大卫·科波菲尔》——他轻蔑地说出书名——是一个坏兆头,这意味着没人愿意读它。“你是唯一的一个。”他嘲弄地补充道。

    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是德文的袖珍本。而且我告诉伍莱史纳,他的魏德金德(我只是根据他的模仿了解的)在我看来有多愚蠢。

    我们之间的分歧没有使我们不快活,每当我谈起我的书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就是讲到《大卫·科波菲尔》的内容时,他也听着;我则从他那里得知在魏德金德的剧中出现的最古怪、最特殊的事情。我总说:“没有这样的事,这不可能!”而这一点并不影响他,相反,能叫我大吃一惊给他带来快乐。奇怪的是,今天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他究竟是用什么使我惊奇的。一切都对我不起作用,好像什么都没有存在过似的,因为在我心中没有任何可以与之联系得上的事,我就把一切都当成胡说八道。

    我们两人的高傲合在一起,结成一派,反对一大群人的时刻到来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举行了戈特弗里德·凯勒一百周年诞辰庆祝会,我们全校为此在布道教堂集合。我和伍莱史纳一起从莱米大街走到布道广场。我们从没听说过凯勒多少事,他是一个苏黎世作家,生于一百年前,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奇怪的是庆祝会改在布道教堂,这样的事还是头一次。在家里我已问过母亲,凯勒是谁,可是没用,母亲也没读过一本他的书。伍莱史纳也没听到过一点关于凯勒的情况,只知道他是一个瑞士人。我们情绪很高,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是故步自封的,因为本来只是大国文学使我们感兴趣,我是英国文学,他是新德意志文学。战争期间我们曾好像敌人一般,我坚信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3],他则希望德国人胜利。但是自从中欧列强失败以来,我的立场离开了战胜者一方,当时我已感到对胜利者的反感,当我看到德国人没有受到像威尔逊预言的那样对待时,我就站到他们一方了。

    这样,现在使我们有分歧的实际上只有魏德金德了,可是尽管我一点也不懂他的东西,我却没有一刻怀疑过他的荣誉。布道教堂拥挤不堪,充满了一种节日气氛,人们先奏起音乐,然后发表长篇演说,我不记得是谁主持的,大概是一位曾经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但不是我们自己的教授,他一再强调凯勒的意义和作用。伍莱史纳和我私下偷偷交换着嘲讽的目光,我们自以为知道什么是一个作家,如果我们对一个人一点都不知晓,那他就不是作家。但是演讲人对凯勒的评价越说越高,他讲到了如同我平时听到谈及莎士比亚、歌德、维克多·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和斯特林堡时用的词汇,一种几乎无法形容的恐惧向我袭来,好像有人亵渎了世界上最高尚的东西——伟大作家的声誉一样。我气坏了,真想高声喊叫打断演说。我相信自己感觉到了周围听众的虔诚,也许因为是在一个教堂举行的。我立即也很快慰地意识到,我的好多同学对凯勒多么无所谓,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在校要学的那些作家已经使他们感到负担很重了。大家都静静地表示出一种虔诚态度,没有人吭声,我感到拘束,或者是因为有教养,不敢在教堂中乱来。怒火转向内心,变成了誓言,我们刚一走出教堂,我就极为严肃地对伍莱史纳说:“我们必须发誓,我们俩都必须发誓,我们决不要成为地方名人!”他本来更想说几句挖苦嘲讽的评论,看我不是开玩笑,就也对我发誓,像我向他发誓一样。但是我怀疑,他说这话时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认为狄更斯——他读得如此之少,就像我没读过凯勒一样——是我的地方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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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那次演讲真的有些夸张,对此我早就有敏锐的感受。但是震动我幼稚的心灵深处的是,人们对一位就连母亲也从未读过的作家评价如此之高。我的报道使母亲起了疑心,她说:“我不知道,现在我一定得看看他的东西。”我下一次到霍廷根阅读协会时,请求把《塞尔德维拉乡下的人们》一书一直保留着。出纳台的小姐微笑着,一位来借书的先生纠正我的错误,像对待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其实,我只把书名说错了一点,他本来大概要问:“你已经能读书了吗?”我很不好意思,以后再碰到凯勒时我态度得审慎一些。但是我还没预计到我有一天读到《绿衣亨利》[4]时会那么惊讶,当我又回到维也纳当大学生,完完全全被果戈理迷住了时,我觉得在我所了解的德语文学中,唯一一个和他的书相近的故事是《三个正直的制梳匠》。如果我有幸活到二〇一九年,得以荣幸地在布道教堂参加凯勒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纪念他的话,我将为他找到另外一篇本身就将征服一个十四岁少年的无知和自傲的颂词。

    注释:

    [1]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瑞士作家。

    [2]弗兰克·魏德金德(1864-1918),德国剧作家。

    [3]威尔逊,美国总统(1913-1924)。“一战”中,曾提出过结束战争的“十四点”纲领。

    [4]《绿衣亨利》为凯勒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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