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我们熬了两年这样的日子，她完全属于我们，我觉得她是幸福的，因为我自己挺快活。我没有料到她感到痛苦，也没想到过她缺少什么。先前在维也纳发生的事情又重演了，她把一切精力集中在我们身上两年后，开始身心交瘁了。她心中有什么东西在碎裂脱落，我却没发觉，不幸它又以一种疾病的形式出现。当时有一种疾病在全世界蔓延，即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冬天的流行性感冒，因为我们三人像我们认识的所有人——同学、老师、朋友一样都染上了这种病，所以我们也没把母亲的病看成什么特别的事情。也许她缺乏很好的护理，也许她下床太早，她突然出现了并发症，形成血栓，不得不住了几周医院。等到她再回到家中时完全变了个人，她不得不经常躺在床上，保养自己，家务对她来说太繁重了，她觉得自己被禁锢起来，在这个小房子里感到压抑。

    夜里她不再跪在她的椅子上，把头支在拳头上，我像过去那样给她准备的一大摞黄色封皮的书搁在那儿也没有动过。斯特林堡失宠了。“我非常不安，”她说，“他使我沮丧，我现在不能再读他的书了。”夜里，我已经在隔壁房间躺在床上了，她会突然坐到钢琴旁，弹起忧伤的歌曲。她弹得很轻，怕吵醒我，还有一种更轻的声音，我听见她在哭泣，并且和我那已死去六年的父亲谈话。

    以后的几个月是她的身体渐渐垮下去的时期。由于越来越频繁出现的虚弱状态，她自己相信，也使我相信，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她必须摆脱家务。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小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两个小弟弟已经进了高街的学校，但是，如果他们再到洛桑进寄宿学校，他们也不会失去什么，那也是一个国民小学。一九一六年他们已经在那儿待过几个月，在那儿他们还能提高说得不太好的法语。我已经进了州立的实科中学[1]，在那儿我很舒服，大多数老师我都喜欢，其中一个老师我特别喜欢，以致我向母亲声明，我决不再上没有这个老师的学校。母亲了解这种强烈的激情，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她知道我不是开玩笑。于是在整个漫长的考虑过程中说好我留在苏黎世，并且必须住到某处的膳宿公寓中。

    她自己将尽一切力量使受到严重损伤的健康重新恢复，夏天我们还将一道在伯尔尼的高地度过，然后，在我们三人被送到各自的地方后，她去维也纳，让那里还留下的名医彻底检查一下。他们会建议她做认真的疗养，她会严格遵守他们所有的建议，也许一年后我们才能再相聚，也许要长些。战争结束了，她回维也纳，我们的家具和书籍都放在那里，三年过去了，谁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有如此多回维也纳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是维也纳本身。人们一再听到有人说维也纳的情形如何坏，除了一切私人的原因外，她还感到有某种义务，到那儿看看真实情况。奥地利四分五裂了，这个国家现在对她来说主要就是维也纳。在战争进行期间，她想到奥地利就感到痛苦，她曾希望中欧列强失败，因为她相信是他们挑起的战争，现在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几乎是对维也纳有罪，好像是她的思想把这个城市推入灾祸。一天夜里，她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她为了自己必须亲自去看看那儿怎么样了，她无法忍受。我开始理解维也纳可能已完全毁灭了的想法，虽然还不大清楚，她健康的恶化，她的精明、坚定，她对于我们的关心的减弱和她如此狂热地盼望战争的结束，都与奥地利的覆灭联系在一起。

    我们又一次一起到坎德尔小径避暑，我们勉强接受了即将分离的打算。我习惯了和她一起住在大旅馆里，自打她年轻时起她就没去过别的旅馆。她喜欢那里抑郁的气氛，服务周到，过往的客人在大家一起用餐时可以从自己的桌子上不引人注意地观察别人。她喜欢对我们谈所有这些人，对他们做出猜测，试图确定他们出身于什么阶层，轻轻批评或赞赏他们。她认为，我可以用这个方法了解大千世界，不必靠得太近，因为这对我还为时尚早。

    夏天之前我曾到过塞里斯山，在乌尔纳湖[2]上空的一块平台上。在那里我们常和母亲穿过树林向吕特利草场走下去，开始是为了纪念威廉·退尔，但不久就是为了摘那芳香四溢的阿尔卑斯紫罗兰，这花的香味她特别喜欢，不香的花她看都不看，好像它们不存在似的。她对铃兰、风信子、紫罗兰和玫瑰的偏爱更甚，她总爱说起这些花，而且和她的童年时代父亲花园中的玫瑰做比较。她把我从学校带回来又在家里勤奋填写的自然史图本——对于一个蹩脚画家来说这是一种真正吃力的工作——推到一边，我从来都没能让她对这些图画发生兴趣。“死的！”她说，“都是死的！没有香味，只能使人伤心！”可是她被吕特利草场陶醉了：“毫不奇怪，瑞士在这里诞生！在这些阿尔卑斯紫罗兰的香气下，我也会对一切发誓的。他们已经明白，他们保卫的是什么，为了这种花香我也会准备献出我的生命。”突然她承认，她曾觉得《威廉·退尔》中总缺点什么，现在她知道那是什么了——缺少花香。我不同意地说，当时也许那儿还没有紫罗兰呢。“当然有，要不然就没有瑞士。你以为，否则他们会起誓吗？这儿，这儿就是，这种香气给了他们起誓的力量。你以为别处没有受他们主人压迫的农民吗？为什么正好是瑞士？为什么是这两个内陆州？瑞士诞生在吕特利草场，现在我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勇气。”她第一次流露出对席勒的怀疑，本来为了不把我弄糊涂，她不会流露这个想法，现在这种香气的作用使她说出了她对席勒的疑虑，吐露出长久以来压抑她的东西——席勒的烂苹果。“我相信，当他写《强盗》时，他不是这样，当时不需要烂苹果。”“那唐·卡洛斯呢？华伦斯坦呢？”“是啊，是啊，”她说，“你认识到这点已经很好了，你还会看到，有的作家的生活是借来的，有的作家有生活，像莎士比亚。”我们在维也纳晚间阅读时，席勒和莎士比亚，两个作家都读，她对于那时的晚间阅读的背叛使我十分恼火，以致我不尊重地说：“我相信，你是被紫罗兰迷醉了，因此你才会说平时没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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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她就让它这样算了，她想看看，这事情上有什么正确的东西。她喜欢我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受别人摆布。面对旅馆的生活我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决不让自己被那些“高贵的客人”迷住，即便真的是高贵的客人。

    我们有时住在“豪华饭店”，至少在假期里，她认为必须过一种与身份相符的生活。早早地就习惯于环境的变化，这也没什么不好。在学校里我也与各种各样的同学在一起，所以我确实喜欢上学，她希望我不是因为比别人学习轻松而愿意去学校。

    “可那是你要求的呀！要是我在学校学习不好，你要看不起我了！”

    “我指的不是这个，我从没这么想过。但是你喜欢和我聊天，不愿意让我觉得无聊，为此你必须懂许多东西。我可不能和一个榆木疙瘩脑袋聊天，我必须认真对待你。”

    这一点我已经看清楚了，但是这与在一个豪华旅馆中的生活的联系我却还没完全弄明白。我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与她的出身有关，与她称作“一个上流家庭”的出身联系在一起。在她家里也有些不好的人，不止一个，她完全公开地对我说起他们，当着我的面骂她的堂兄弟，即姐夫是“贼”，大声骂，而且用最严厉的语气谴责他。那个人不也是出自同一个家庭吗？这个家庭什么是好的呢？“他想要拥有更多的钱。”她最后这么向我解释。每当谈到她的“上流家庭”时，我总是碰壁，这时她就仿佛被钉住了，毫不动摇，听不进不同意见。有时我为此陷入一种完全绝望的心情，以致我抓住她拼命大喊：“你就是你！你比任何一个家庭都宝贵。”

    “你太放肆了！你这样都把我弄疼了，放开我！”我放开她，但是在放开之前，我还说了一句：“你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宝贵得多！我知道的！”“你说点别的吧，我不会让你再提这事。”

    我不能说我住在“豪华饭店”觉得不幸福，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人们可以和从远处来这里旅行的人谈话，虽然是逐渐谈起来的。当我们在塞里斯山时，一个从西伯利亚来的老人和我们搭话，过几天我们又认识了去亚马逊河旅行过的一对夫妇。然后，夏天在坎德尔小径，我们自然又住在一家“豪华饭店”，在我们旁边桌子那儿坐着一个沉默的英国人，他一直在读一本用薄纸印的书，他是牛顿先生。母亲直到打听出这是狄更斯的除了《大卫·科波菲尔》外的另一本书才肯罢休。我心里喜欢他，但没有让他感觉到，他连续几个星期沉默寡言，然后他带我和另外两个同样大小的孩子做了一次远足。我们在路上走了六个小时，他没有发过一个音节——不管在哪里。但是当他回到旅馆把我们交给各自的父母时，他说：“伯尔尼高地的风景无法与西藏相比。”我呆呆地望着他，仿佛他是斯文·赫定本人似的，但我没听到他说更多的话。

    在这儿，在坎德尔小径，母亲有一次感情突然爆发，我觉得这次比她的虚脱、比所有我们在苏黎世所担心的她身心发生的可怕变化都更严重。由米兰来的一家人到了旅馆，妻子是一个美丽丰满的意大利交际花，丈夫是一个瑞士工业家，已经在米兰居住很久了。他们带着一个隶属于他们的画师——米歇莱蒂，他是一位“名画家”，他只能为这个家庭作画，而且总被这个家庭监视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看起来好像身上戴着枷锁似的，他屈从于工业家是为了工业家的钱，屈从于那女人，则是因为她的美色。他很赞赏母亲，一天晚上离开饭厅时向她献殷勤，他虽然没敢对她说想给她画一幅像，可母亲却认为肯定是的，而且当我们乘电梯上楼时，母亲说：“他要给我画像！我将永存！”然后她在楼上旅馆房间里走来走去，一再重复：“他要给我画像！我将永存！”她没法安静下来，“孩子们”早已经去睡觉了，我却还和她一道又熬了好长时间，她坐不下去，就好像在舞台上似的，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朗诵，唱歌，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各种语调重复：“我将永存！”

    我试着让她安静下来，她的激动使我诧异、惊讶。“可是他根本没说他想画你。”“他用眼睛说了，用眼睛，用眼睛！他确实不能说出来，那女人就在旁边，他怎么会说呢？他们看着他，他是他们的奴仆，他把自己‘卖’给他们了，为了一笔养老金把自己卖给人家。他画的一切都属于他们，他们强迫他画他们要的东西。一个大艺术家，可又如此软弱！但是他想画我。他将找到勇气并告诉他们，他将会威胁他们，以后再不给他们画什么了，他会强迫他们的。他会画我的，我将永存！”然后又从头开始，最后一句就像念经一样。我为她害臊，觉得她可怜，当第一阵惊骇过去之后，我发怒了，拼命抓住她，只是为了使她冷静下来。她本来从没说过绘画，这是一种她几乎毫不感兴趣、一点都不懂的艺术，她一下突然觉得绘画那么重要了，这就更令人丢脸。“你可没看过他的画啊！也许他的画你根本不喜欢，你根本还从没听过他的名字，你从哪儿得知他那么有名？”“他们亲口说的，他的主人，他们不怕说出他是来自米兰的著名肖像画家，而且把他扣住！他一直盯着我看，他从他的桌子那边一直朝我看，他的眼睛在追寻我，他不能不这样。他是一个画家，这是一种较高的威力，我给他以灵感，他必定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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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被许多人盯住看过，而且从不是用无聊的或不知羞耻的方式看，这对她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她从没说起过。我想，她没发觉，她总在想随便什么别的事情，可我确实发觉了这一点，我从不放过一个投向她的目光。为什么我一个字也没跟她说过？也许这不仅是敬重，而且是一种妒忌。但是现在她在用一种可怕的方式追补，我为她害羞，不是因为她想永存。我已经理解了，尽管我从没预料到她心中的愿望如此强烈，她会如此激动，但是把实现愿望的希望交到别人手里，而且还是一个卖身的、她自己也认为是毫无身份的奴隶手中，这个愿望的实现将取决于这个家伙的胆量，听凭他的主人——来自米兰的富人的高兴，他们把他像条狗似的牵在手上，只要他和谁说话，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打口哨把他招回来。我觉得这太可怕了，是对母亲的一种侮辱，我不能忍受。我怀着被她一再煽起的怒火把她的希望彻底打碎了，我冷酷地向她证明，那个人在离开餐厅时对身边碰到的每个女人都献殷勤，而且只是一会儿工夫，然后他的主人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拽走。

    但她没有立即认输，而是像一头母狮那样维护她得到的米歇莱蒂献的殷勤，反驳我刚刚证明的事情，毫无顾忌地对我列举他投向她的每一次目光，她没错过一次，也没忘记一次。自从米兰人来到这儿的不多几天里，正如结果表明的那样，她对别的任何事都不理会，只等待着他献殷勤，而且特意安排好和画家在同一时刻到达餐厅出口。她虽然对他的女主人，那个漂亮的社交夫人像对瘟疫那么憎恨，却承认她理解那女人的动机，她自己也正希望尽可能多地被他画。而他，一个有点浪漫的人，了解自己的性格，为了不致穷困潦倒，为了对他来说至高无上的艺术，自愿充当这样的奴仆。他做得对，这恰恰是他的明智之举，像我们这样的人已经从对一个天才的诱惑中知道这种情形，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做的一切就是站在一边，安心地期待着，看他是否对我们感兴趣，我们是否能对他的发展有什么好处。此外她还完全有把握他是想画她，并且想让她永存。

    自从维也纳那个讲师先生来喝茶以来，我再没感到过对母亲这样的憎恨，这时突然爆发了。米兰来的瑞士人在他到达的晚上就在一群客人面前对小个子米歇莱蒂做出评论，他指着米歇莱蒂，摇着头说：“我不知道别人和他有什么风流事，米兰的每个人都想让他画像，他也只有两只手啊，是不是？”

    也许母亲觉察了我的憎恶，她当时在维也纳那倒霉的几周中已经有经验了，尽管她现在被一个疯狂的念头缠住了，她还是感到我的敌意，先是觉得讨厌，后来觉得危险。她顽固地坚持要那幅她不得不相信的肖像，当我发觉她的力量已经减弱时，她还一再重复那些话。她在穿过屋子时突然在我面前威胁地停住脚步，用嘲讽的口气说：“你不是羡慕我吧？要不要我对他说，他只能把我们俩画在一起？你就这么等不及吗？你想自己也弄到一幅吗？”

    这种指控是这么低级，这么毫无道理，我无话可答。这也许堵上了我的嘴，可禁止不了我想，因为她在说这话时最后看着我，在我脸上看出了这些话的效果。她垮下来了，暴躁地大声抱怨起来：“你以为我疯了，你面前还有整个生活，可我的生命已经到头了。等你老了，你还不理解我吗？是不是你祖父的魂儿附到你身上了？他一直仇恨我。可是你父亲不恨，你父亲不是这样的。要是他还活着，现在他会在你面前保护我的。”

    她叫得精疲力竭，开始哭起来。我拥抱着她，抚摩她，出于同情我认可了她那么渴望得到的画像。“会很美的，必须你一个人在画上，就你自己，所有人都会称赞。我去对他说，他必须把画送给你，但是摆在一个博物馆更好。”这个建议使她高兴，她渐渐平静下来，可是她觉得很虚弱。我扶她上床，她的头无力地倒在枕头上。她说：“今天我是孩子，你是母亲。”说着便入睡了。

    第二天她畏惧地回避米歇莱蒂的目光，我关切地注意着她，她的亢奋已经过去，不再期望什么了。画家又对别的女人献殷勤，被他的看守人拉走了，她没注意到。几天以后，这几个米兰来的人离开了旅馆，那女人不知对什么不满意。当他们离开后，旅馆主人罗斯里先生来到我们桌旁，对母亲说，他不喜欢这样的客人，画家根本没那么著名，他打听过了，东家显然是在给那人揽定货。他开着一家规规矩矩的旅馆，这里不是干冒险生意的合适地方。坐在旁边桌子上的牛顿先生把头从他的书上抬起来，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话，这对他来说已经不少了，罗斯里先生和我们把这理解为厌恶的表示。母亲对罗斯里先生说：“他的举止不是无可指摘的。”旅馆主人继续沿着桌子走过去，在别的客人面前表示歉意。大家都显得为米兰人的离去松了一口气。

    注释：

    [1]实科中学着重教授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

    [2]瑞士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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