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知道雅尔塔这个名称的来历，可是听上去却感到熟悉，因为它带有一点儿土耳其语的味道。公寓坐落在蒂芬布鲁伦城郊，紧靠湖边，房子和湖泊仅由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隔开。这里地势较高，房子围在一个树木繁茂的院子中间。经过一段很短的车道，来到房子的左侧，在它的四角各有一棵高高的白杨，它们紧靠着墙根，就像是在支撑着房子，分担着这栋矮小的建筑物的重量。从很远的湖面就可以看见这几棵白杨，它们标出了这座建筑的位置。

    屋前的花园被常春藤和长在公路一侧的常青树遮掩着，那儿有足够的地方玩捉迷藏。在靠房子较近的地方有一棵高大的紫杉，树枝叉得很开，好像故意方便人们攀缓似的，一眨眼的工夫就能爬上去。

    屋后有几级石阶通向一个旧网球场。人们已经不再对它进行保养，地面坑坑洼洼，凸凹不平。它能派任何用场，只是不宜再打网球，所有的公开活动都在这里进行。石阶旁边长着一棵苹果树，这是一棵多产的奇树，当我搬来的时候，树上挂满了苹果，以至于不得不给它加了许多支撑。每当有人踏上石阶，总会有果实落到地上。公寓的左侧还有一幢小屋，墙上爬满了攀缓植物。房客是一位大提琴师和他的妻子，在网球场就可以听见他练琴的声音。

    再往后去才是真正的果园，果树的品种很多，产量也很高，但是，果园并不像那棵苹果树那么引人注目，由于地理位置，人们看见的始终只有那棵苹果树。

    人们从车道进入公寓，首先要穿过一个宽敞的客厅，这里没有什么陈设，宛如一间搬空了的教室。通常，总有几个年轻姑娘坐在一张长条桌的旁边，做作业或者写信。雅尔塔公寓过去有很长时间是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不久以前刚刚改成膳宿公寓，居住者仍然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姑娘，但是她们已不再在这栋房子里面上课，而是去外面的学校。她们还是一起吃饭，由女士们照管生活。

    长方形的餐厅在地下室，这里总有一股霉味，里面的陈设比客厅还要少。我睡在三楼的一间紧靠屋顶的小屋里，房间很窄，陈设简陋，透过院子里的树叶可以望见湖面。

    蒂芬布鲁伦火车站离这儿很近。公寓紧靠湖滨路，这里有一座栈桥架在铁轨上方通向对面的车站。一年里总有一些时候，当我走上栈桥时，太阳正好升了起来。虽然我上学已经晚了，必须抓紧时间，可我却从未错过停下脚步向太阳表示敬意的机会。随后，我就飞快地冲下通向站台的楼梯，跳上列车，穿过隧道，朝施塔德尔霍芬方向坐一站。我顺着雷米路跑步去州立学校，无论哪儿有好看的东西，我总要停下脚步，因此，我上学总是迟到。

    我总是沿着地势较高的措里克路步行回家，大多是与一个家住在蒂芬布鲁伦的男同学结伴而行。我们全神贯注地谈论一些重要的事情，每当我们到了院墙外面必须分手时，我总会有言犹未尽的缺憾。我从未跟他提起过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些女士和姑娘，我担心他会轻蔑地说我太女人气。

    巴西姑娘特鲁迪·格拉多施已经在雅尔塔公寓住了六年，正在音乐学院学习弹钢琴。她已经成为这栋房子的一部分。凡是走进来的人，要想不听她在楼上弹琴的声音是很难办到的。她的房间在楼上，她每天练习至少六个钟头，经常还要长一些。大家对她的琴声习以为常，以至于当她停下来的时候，都会觉得缺了点什么。冬天她总是穿着好几件毛衣，因为她怕冷怕得要命，她始终没有适应这里的气候，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假期对她是毫无用处的，她的父母在里约热内卢，两地相距太远，六年里她从未回过家。她思念里约热内卢，但仅仅是因为阳光的缘故。她从来不谈她的父母，最多是在家里来信时才提到他们，而这种情况也很少出现，每年只有一两次。格拉多施这个姓氏是捷克语，她的父亲是从波希米亚移居巴西的，时间并不太久。特鲁迪本人出生在巴西，她的嗓门很高，声音有些嘶哑。我们喜欢讨论问题，几乎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未曾讨论过。她常常喜欢激动，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们俩有许多共同的看法，我们都鄙视受贿行为，但是，我坚持认为自己比她知道的事情要多。她比我大五岁，来自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野蛮的国家，每当她出于感情的缘故反对知识，认为知识是有害的，使人堕落，而我则为知识的必要性进行辩护时，我们俩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争吵。我们甚至真的动手打起架来，我抓住她的双手，试图把她按到地上，我总是伸着两个胳膊，不让她靠我太近，因为她身上总有一股叫我实在难以忍受的气味。当我们发生口角时，味道特别难闻，她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身上的味儿是多么让人受不了。在她进入中年之前，我恐怕是不敢对她解释我们打架时那种身体互不接触的方式。夏天她爱穿一件白色的样子像衬衫的连衣裙，她称之为梅丽达裙，领口是圆的，每当她弯下身子，别人就可以看见她的乳房。我当时虽然也看见过，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当我看见她的乳房上长着一个硕大的疖子，我才突然对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同情感，仿佛她是一个麻风病人，被人赶了出来似的。她的确是被赶了出来，因为她家已有好几年没有为她支付膳宿费用了，他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敷衍米娜小姐，答应下一年补交。特鲁迪觉得她是在过着一种依赖别人救济的生活，出于这种原因她和恺撒有了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这个上了年纪的圣·伯尔纳[1]的信徒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身上总有一股臭味。我很快就产生了一个联想——颇有几分害臊——特鲁迪和恺撒发出的气味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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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俩是好朋友，我很喜欢她，我们相互之间无话不谈。其实，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示范作用：她是由于没完没了地练琴和在这里住了六年的经验，而我则是作为最年轻的成员和唯一的男性。她在这些寄宿女生中间年龄最大，而我则是年龄最小的。她了解公寓里几位女士的各个方面，而我则只知道好的方面。她憎恨虚伪，她要是对哪一位女士有什么不满的话，总是直言不讳。她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尖酸刻薄，她是一个听话的、却又有些缠人的女孩子，好像天生就该受到冷落和轻视，看来她的父母很早就使她习惯于这种命运。我想起来总感到非常难过的是她不幸的爱情。彼得·施佩泽尔是一个比她出色的钢琴学生，从他的外貌举止来看已经是一个成熟而充满自信的钢琴演奏家，她是在音乐学院认识他的。彼得也在上州立学校，和我在同一个年级，他是特鲁迪和我谈论得最多的人。我当时太幼稚，以至于没有看出她为什么这么喜欢把谈话引到他的身上。直到半年以后，当我偶然发现并且读了她写给他的一封信的草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我质问她，她承认自己不幸地爱上了他。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把特鲁迪看成是一种天然的财产，人们对此无须付出特殊的努力，它始终在这儿，属于某某人，这种“属于”包含着一种不怀恶意的含义。直到她公开承认她的爱情之后，我才发现，她根本就不属于我。这时我感到就像是失去了她，她作为一样失去的东西对我来说变得重要起来了。然而，我对自己说，应该轻视她，因为她关于企图引起彼得对她感兴趣的述说听起来让人感到可怜。她仅仅想到低三下四地乞求，她的天性是女奴的天性。她心甘情愿任他践踏，她以写信的方式拜倒在他的脚下，他却高傲自大，对她根本不加理会。她并不是那种没有自尊的人，她珍视自己的感情。对待感情问题她总是很认真，她主张在感情上的独立，这是她的爱国主义。我的爱国主义是对瑞士、对学校、对我们俩居住的这栋房子的。她不赞同我的观点，认为那是幼稚的。对她来说，彼得比整个瑞士更加重要，他们俩受教于同一位老师，在他们学音乐的同学中间，他是最优秀的，他的前程是有保障的，他的家庭以各种方式为他做好了安排。他娇生惯养，总是穿得漂漂亮亮，他留着艺术家的那种蓬乱的头发，嘴巴很大，吹起牛皮来，也并不显得不自然。他对人也友善，在他这种年龄可以算得上和蔼可亲。他从不忽略任何人，对每一个人都能够慷慨地给予掌声，然而，他却不能容忍特鲁迪那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掌声。她给他写过许多情书，但都没有发出，而且粗心大意地忘了销毁，最后她誊抄了一封寄给了他。当他知道她对自己的感情之后，就再也不与她说话，只是从远处跟她打个招呼。特鲁迪向我吐露了她内心的痛苦，当时正是夏天，她仍然穿着那条梅丽达裙，当她朝前弯下身子，表明她在彼得的意志面前低三下四的程度时，我看见了她乳房上的那个硕大的疖子，我对她的同情像火一样地燃烧起来了。

    米娜小姐写自己的名字总是用一个“n”，她说，她与明娜·冯·巴尔赫姆[2]毫无关系，她的全名是赫尔米娜·赫尔德。她是管理公寓的四人小组的头儿，也是四人中间唯一有固定职业的，她为此颇有几分自豪。她是画家。她的脑袋滚圆滚圆，架在两个肩膀之间，她的身材很短，脑袋直接架在上面，仿佛从来就没有过脖子这个纯属多余的摆设。脑袋很大，与躯干相比大得有点过分，脸上布满了无数红色的毛细血管，面颊上尤其密集。她已经六十五岁，可是看上去精力充沛，谁要是恭维她精神矍铄，准会听到绘画使她永葆青春的回答。她说话很慢，吐字清晰，她走起路来也是这样，她总是穿深色的衣服，裙子垂及地面，只有当她走上通往二楼的楼梯，去她的画室“雀巢”作画时，才能够看见她的脚。除了花她什么都不画，她把花称作她的孩子，她为植物学书籍绘制插图，因擅长表现花的特征赢得了植物学家们的信赖，他们愿意请她为他们的书籍作画。她谈起他们就像是谈起一些好朋友，她经常提到的两个名字是施勒特尔教授和舍伦贝格教授。施勒特尔的《阿尔卑斯小植物志》是她画插图的那些著作中最出名的。舍伦贝格教授在我住在那里的时候还来过公寓，他带来了一种有趣的藓类，或者是一种特殊的苔藓，他像讲课似的用书面德语向赫尔德小姐做了详细的解释。

    米娜小姐那种悠闲从容的风格大概与绘画有关。当她开始有点儿喜欢我时，就邀请我去“雀巢”看她作画。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绘画竟然如此缓慢。单单画室的气味就使它成为一个奇特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拟的地方，我刚一跨进画室，就使劲儿闻起味儿来，正像这里发生的一切那样，闻味儿也是一桩悠闲从容的事。米娜小姐一旦拿起画笔，就开始谈起她的事情：“现在我取一点儿白色，就一点点白色。是的，我用白色，因为这里别的颜色不行，我必须用白色。”每次只要可能，她总是再三重复颜色的名称，实际上这也是她说的全部。其间，她还总是提到她在画的花，而且说的总是它们的植物学名。她总是仔仔细细地单独画出每一种花，不喜欢把它们混在一起，因为她已经习惯于这样绘制植物插图。我从她那儿学会拉丁文名称的同时也知道了它们的颜色。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说，既不讲植物的生长环境，也不讲植物的构造和作用，所有我们从自然史老师那儿学来的东西，所有我们感到新鲜和迷人，不得不画在练习簿里的东西，她却连问也不问。因此，在“雀巢”的访问具有某种宗教仪式的味道，它是由松节油的气味、调色板上的颜料以及花的拉丁文名称组成的。米娜小姐认为这份工作具有某种庄严神圣的成分。有一次，在一个庄严的时刻，她向我透露她是一个女祭司，因此没有结过婚，谁要是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就必须舍弃普通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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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娜小姐心地善良，从未伤害过任何人，这恐怕与花有些关系。她对自己的评价也不坏，希望在她的墓碑上刻上一句话：“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我们住的地方离湖很近，我们常去划船。基尔希山就在湖的对岸，有一次，我们划船过去看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3]的墓。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了我崇拜的作家。我对墓碑上简洁的铭文感到吃惊，上面没有任何与“作家”有关的文字，没有任何人的悼词，没有人对他永志不忘，碑上只有一句话：“这儿安息着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1825-1898）。”我知道，多加任何一个字都只会使得姓名变小，我在这儿才第一次意识到，最主要的仅仅是姓名，只有姓名能够流传久远，其余的一切都将逐渐消失。在回去的路上，我没有划桨，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无言的墓志铭感染了我。然而，后来证明我并不是唯一在想着那座墓的人，米娜小姐突然说道：“我只想在我的墓碑上刻一句话：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此时此刻，我一点儿不喜欢米娜小姐。因为我觉得在她眼里我们刚刚看过那座墓的那位作家无足轻重。

    她经常谈起她熟悉的意大利。从前，她曾在拉斯波里伯爵家里当过家庭教师，年龄较小的那位女伯爵，即她当时的学生，每两年邀请她去一次圣·阿坎吉罗岩洞，就在里米尼附近。拉斯波里的家人很有教养，常到他们家来的都是些知名人士，在那些年里，米娜小姐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人。但是，对那些真正的知名人士，米娜小姐总是吹毛求疵。她更欣赏那些在默默无闻地辛勤创作的艺术家，也许她此刻联想到了自己。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她，罗茜小姐和公寓的其他女士都承认任何只要发表过作品的作家。每次只要有中青年瑞士诗人露面的作品朗诵会，至少罗茜小姐总是要去参加的，她对文学比对绘画更感兴趣。等到第二天，她就在客厅里详详细细地向我们介绍这位诗人的特点。大家的态度极为严肃，即使有的人听不懂这位诗人的诗歌，也会喜欢他的某些方式，比如鞠躬时的忸怩腼腆或者说错话时的语无伦次。对于那些人人皆知的诗人的态度是各种各样的，大家用完全不同的、批评的眼光看待他们，特别是抱怨他们身上那些与自己形成鲜明对照的特点。

    在好些年以前，当这栋房子还是女子寄宿学校的时候，女士们时常邀请诗人来此为姑娘们朗读他们的作品。卡尔·施皮特勒[4]特地从卢塞恩来到这里。在姑娘们中间他感到很愉快。他喜欢下棋，总是选择保加利亚姑娘、我们中间最好的棋手拉尔卡作为对手。年逾七旬的老人坐在客厅里，用手托着头，眼睛注视着这个姑娘，慢慢地说道：“她真美，她真聪明。”虽然不是在她下每一步棋之后都要说上一遍，但是次数也多得不合时宜。他从来不同女士们说话，压根儿就对她们视若无睹，他给她们的印象是不懂礼貌、寡言少语。他坐在拉尔卡的对面，久久地盯着她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她真美，她真聪明。”人们不会忘掉此事，常常有人提起，而且一次要比一次更加激愤。

    在四位女士中间，有一位真是心地善良的人，但是恐怕她从未自己这么说过。她不会绘画，从来也不去朗诵会，她最喜欢的是在花园里干活，只要季节适应，人们通常总能在花园里找到她。她总是说上一句友好的话，仅仅是一句话，而不像是上课。我已经记不得是否从她那儿听见过任何一种花的拉丁文学名，尽管她整天都是在同植物打交道。西格里斯特夫人是米娜小姐的姐姐，她已经六十八岁了，看上去确实老态龙钟。她有一张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脸，她是寡妇，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恰恰就是好为人师的罗茜小姐，她与母亲正好相反，说起话来总是没完没了。

    人们绝不会想到，她们一个是女儿，另一个是母亲。有的人虽然知道，却不能把平时对她俩的印象与此统一起来。这四位女士形成了一个集体，人们无法将她们与任何男人联系在一起，人们绝不会想到，她们也曾有过父亲，事情就是这样，好像她们没有父亲就来到这个世界。西格里斯特夫人在四个人中最像母亲，也最宽厚大度，我从未听见她有过任何偏见和诅咒，但她也从未表露过一个母亲的要求。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我的女儿”，在四位女士中，母性受到严格的限制，几乎就像是不允许的、不正派的行为似的。西格里斯特夫人是四人中最文静的，她从不引人注目，从不发号施令，人们也许从她那儿只能听见赞成，而且仅仅是当人们在花园里遇见她一个人的时候。当她们四人晚上一块儿坐在起居室里时，她大多是一声不吭。她坐在比较靠边的地方，脑袋也是圆圆的，没有米娜小姐的那么大，稍微有些歪，始终保持同样的角度。深深的皱纹使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位老奶奶，但是谁也没有这么说，就连她和米娜小姐是姊妹俩也从未有人谈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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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女士是洛蒂小姐，她是西格里斯特夫人和米娜小姐的表妹，也许是一个可怜的表妹，因为她是最没有权威的。她长得苗条，最不起眼，个子和两个表姐一样矮小，年龄也差不了多少，她的脸型轮廓分明，举止谈吐完全是老处女式的。她有点儿受歧视，因为她没有任何精神上的需要。她从来不谈绘画或书籍，她把这些都让给了别人。人们总是看见她在缝纫，这是她擅长的事。当我站在她旁边等她给我缝上一只纽扣时，她总要说上几句铿锵有力的话。她在这些渺小的日常琐事中比其他人在伟大的工作中显露出更多的能量。她很少出远门，仅仅与城市近郊还有一些联系。她有个堂妹住在伊茨纳赫的一个村庄，我们经常徒步去那里做客。洛蒂小姐在公寓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还要帮厨房干活儿），所以从不跟我们一起去。她严肃地、毫不忧伤地说，我没有时间，因为她身上突出的个性就是她的责任感。她对能够放弃自己特别重视的事情感到自豪，每当我们又一次谈起去伊茨纳赫远足，公寓里总有人要说：她这回也许会一块儿去，只是不要勉强她。如果到了那一天，她看见我们在院子里集合，她也许会突然加入我们的行列。她的确每次都要到我们这儿来，但仅仅是为了请人向堂妹转达非常详细的问候。她是不是又不一块儿去啦？是的，我们想到那儿去啦！公寓里有三天的活儿，得要干到明天！然而，她自己虽然从未被怂恿成行，但对这种访问却很认真。她非常看重我们从她堂妹那儿带回来的问候以及按照分配的角色对那儿发生的事情的一次详尽的汇报。如果她觉得什么不合适，就会提出问题或者摇摇头。这是洛蒂小姐生活中的重要时刻，实际上也就是她提出的唯一要求。假如人们很久不让她谈起她的堂妹，她说起话来就会尖酸刻薄，让人无法忍受。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人们总会想到此事，用不着公开提及，这已经成了公寓的惯例。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罗茜小姐是四人中最年轻的，也是身材最高大的。她正值壮年，尚不到四十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她是个日耳曼语言文学家，负责组织我们在网球场上做游戏。她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师，喜欢说话，话也很多，语速均匀，无论说起什么，总是详而又详。她兴趣广泛，尤其关心年轻的瑞士作家，因为她也曾经教过德语。无论她说什么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听上去总好像是一码事。她把考虑所有问题看成是自己的职责，几乎不存在任何她没有回答过的问题。然而，人们却很少向她请教什么，因为她随时都准备主动详细地阐述任何问题，她的主动性是无穷无尽的。人们从她那里得知自从雅尔塔公寓开张以来发生的事情，认识了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寄宿女生，甚至认识了那些并非经常、只是偶尔前来进行礼节性拜访的父母；了解到他们的工资收入，他们的不足之处，他们未来的命运，他们忘恩负义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耿耿忠心。有时也会发生这种事情：人们听了一个小时，根本不想继续听下去了，但是罗茜小姐压根儿就没有察觉，因为每当她出于某种原因停顿一下，她总是准确地记着在哪儿停下的，然后又坚定不移地从适当的地方继续讲下去。她每月休息一次，每次两天，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连吃饭也不下楼。她患有“脑壳痛”的毛病，这是她对“头痛”的粗俗的说法。人们也许会想，这两天可以放松放松，但是，恰恰相反，她不在使我们大家感到寂寞，也使我们感到遗憾，因为要是我们听不见她那单调的说话，那就意味着她不再说话，因为整整两天她都是独自一人，默不作声地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的。

    她不像米娜小姐那样把自己看成是有权享有最高权力的艺术家。米娜小姐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雀巢”，并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其他三个人则永远在做着某种实际的工作。米娜小姐也负责管理寄宿公寓的账目，定期将账单寄给寄宿学生的父母。她总是附带写上一封较长的信，她在信中强调，她是如何不喜欢开账单，因为她所关心的事情是她要画的花，而不是钱。她也写一些关于寄宿学生的行为和进步的话语，并且让人们明显地感觉出这才是她更感兴趣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充满感情的，不谋私利的，高尚圣洁的。

    人们把这四位女士统称为“赫尔德小姐”，尽管其中的两位这时已有另外的姓氏，但是，按照母亲血统来说，这还是对的。她们总是一块儿在起居室里喝不加牛奶的咖啡，如果天气好，就在起居室外面的阳台上，晚上则一块儿喝上一杯啤酒。下班以后，她们总是静悄悄的，人们有任何要求也不得来找她们。我获准走进起居室，被看作是特殊的优待。这里散发着靠垫、女士们穿在身上的旧衣服、半干了的苹果的味道，按照季节变化还会有一股花香。花的香味经常变化，就像住在公寓里的寄宿女生。但是，这四位女士的基本味道始终不变，并且永远保持优势。我对这种味道并没有反感，因为我受到亲切友好的接待。虽然我对自己说，这种家务管理有一些滑稽可笑的地方：全是女人，除了西格里斯特夫人之外全是老处女。但是，这是十足的假话，我作为她们所有人——无论老的还是少的——当中的唯一男性根本不可能享受更好的待遇了。我对于她们是有些特殊，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像瑞士语所说的“小伙子”，我没有考虑过，另外任何一个“小伙子”处在我的位置上也会同样特殊。其实，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按照自己的爱好读书学习，即使是晚上我也可以进女士们的起居室。那儿有一个书橱，我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地翻寻，带有插图的书，我在那儿立刻就看，其余的就带到客厅里去读。那儿有默里克[5]的书，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让我心醉神迷，那儿还有几卷深绿色封皮的施托姆[6]的书和红色封皮的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的书。有一段时间，迈耶尔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湖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所有的白天和晚上，经常鸣响的钟声，水果丰收，历史题材，尤其是意大利，我这时才终于了解了意大利的艺术，而从前则只是听人讲过许多。在这个书橱里，我最先遇见的是雅各布·布克哈特[7]，我读了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然而，当时根本就不可能读懂。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它需要许多生活方面的经验和思考作为前提，而其中许多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但是，这本书在当时对我就已经是一种激励，激励我向广度和多样性发展，同时也加强了我对权力的怀疑。我惊奇地看到我的求知欲与这样一个人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的可怜，世上有一些我连做梦都没见过的东西。我觉得，作者自己作为一个角色不可能出现在这本书的后面，他消失了，溶化在书里。我还记得，我当时不耐烦地把书重新搁回书橱，就好像它从我身边逃开，逃进了另外一种几乎无人熟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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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正羡慕的著作名叫《自然的奇观》，这是一种“豪华本”，总共三卷，看上去价格昂贵，以致我都不敢奢望自己有读它的权利。我也不敢问问是否允许把它带到客厅去，姑娘们对此不感兴趣，这恐怕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因此，我只能在女士们的起居室里阅读。我时常在那儿静静地坐上个把钟头，仔细端详着放射虫、变色蜥蜴和海葵的图片。因为女士们已经下班了，所以我从不提问打扰她们，即使我发现了什么特别激动人心的东西，我也绝不拿给她们看。我把它们留给自己单独欣赏。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我也愿意突然发出一声惊呼，再说，能够亲眼看见她们对于已经拥有了许多年、一直放在书橱里的东西一无所知，恐怕也会给我带来许多乐趣。

    但是，我在那儿不能待得太久，因为这可能会使在外面客厅里的姑娘们想到我受到优待。其实，我的确受到优待，但是，如果只是涉及好感和重视，她们对我并不会见怪，仅仅在一件事上会引起强烈的不满，这就是吃饭。当时吃得不好，也不丰盛，女士们每晚喝啤酒时还可以吃上一块面包。谁也不应该觉得，我在她们那儿会额外地得到一点儿，绝对没有这么回事，因为我对这种优待感到耻辱。

    关于姑娘们可以讲上许多，然而我并不准备现在对她们所有人作一番描述。巴西姑娘特鲁迪·格拉多施我已经做过介绍，她是最重要的，因为她总在公寓，而且在我们之前她就已经在此住了很久。其实，她并不典型，也并不比其他人更有特点，只不过没有任何人像她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姑娘们来自荷兰、瑞典、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瑞士法语区和德语区。一名女大学生是从维也纳来的，她作为“抚养孩子”的客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饥馑时期），以后又陆陆续续地从维也纳来了一些孩子。这些寄宿女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时在此，人员在这两年中不断更换，只有特鲁迪始终不动。我已经说过，因为她父亲一直拖欠食宿费用，她的处境相当尴尬。

    大家都坐在客厅里面的长桌子旁边，做作业或者写信。如果我不愿别人打扰，可以使用公寓后面的一个小教室。

    在我搬进雅尔塔公寓之后不久，就从女士们那里听到魏德金德这个姓氏，只是在这个姓氏前面加有“大夫”两个字，这把我弄得有点糊涂[8]。大家好像跟他很熟，他常来公寓。我曾经从伍莱史纳和母亲以及其他人那里听说过关于他的许多事，他的名声当时已经不怎么样了。我不明白他在这儿想寻找什么。他在不久以前死了，可是人们仍然像在谈论一个活着的人。这个名字包含着一些使人产生信任的东西，它听上去像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名字。人们都用崇敬的口吻说：“他在最后一次拜访时留下了一些至理名言；如果他下一次再来，一定要向他打听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好像双目失明似的，这个在我眼里仅仅属于一个人的名字灼瞎了我的眼睛。我平时能说会道，可这会儿却甚至不敢询问一下详细情况。我反反复复地考虑了这件事，这想必是一桩双重生活的案件。女士们显然不知道他曾经写过什么东西，我对此也只是听说而已。如此说来，他实际上并没有死，而且在我们住的湖滨路靠近城区的那一部分开业行医，只有他的病人认识他。

    不久，有一个姑娘生了病，派人去请魏德金德大夫。我好奇地在客厅里等着他。他来了，看上去很严厉，也很普通，模样很像我不喜欢的一位老师。他上楼去看病人，很快就下来了，态度坚决地向在楼下等着他的罗茜小姐发表对姑娘病情的看法。他在客厅里的那张长桌边上坐下，开了一张药方，然后起身继续同罗茜小姐交谈。他说起瑞士德语就像是一个瑞士人，双重角色的欺骗简直完美无缺，尽管我对他没有一点儿好感，但也渐渐开始为这种高超的演技而感到钦佩。我不记得他是怎么说起来的，反正我听见他语气肯定地说，他弟弟一直就与家里的人格格不入，别人根本想象不出他曾给他的职业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许多病人由于害怕他弟弟，再也不来他的诊所，有的人甚至还问他，这样一个人竟是他的兄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对此的回答总是那么一句话：你们是否从未听说过在一个家庭里也会有人变坏。世上有骗子、伪造支票者、伪君子、流氓、无赖等，这些人常常是出自一些最最体面规矩的人家，他行医多年的经验可以为此提供证明。监狱正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主张人们不必考虑他们的出身，应该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处罚。现在这个兄弟已经去世了，他完全可以讲上他的几件不会使他在正派人眼里形象变得更好的事情，但是，他宁可沉默。他可能在想：他走了，真是太好了，假如他从未存在过，那就更好了。他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怨恨地说着。我禁不住朝他走了过去，气愤地忘了说辞，挑衅地站在他的面前，说道：“但是，他毕竟是一位作家！”“这正是我的意思！”他冲着我大声呵斥道，“他做出了错误的榜样！你记住，小伙子，世上有好作家，也有坏作家，我弟弟是一个坏作家。最好你今后不要当作家，去学点有益的东西吧！我们的这位小伙子到底怎么啦？”他转向罗茜小姐问道，“他过去也这么胡说八道吗？”罗茜小姐为我辩护，他把脸转开了，走的时候也没有同我握手。他成功地使我在读魏德金德的书之前就有很长时间对这个作家充满了好感和敬佩。为了不让他这个目光短浅的兄长给我看病，我在住在雅尔塔公寓的两年里没有生过一次病。

    注释：

    [1]圣·伯尔纳（1090-1153），法兰西人，天主教西多会修士，神秘主义者。

    [2]明娜·冯·巴尔赫姆是德国十八世纪剧作家莱辛的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中的女主人公。

    [3]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1825-1898），瑞士小说家。

    [4]卡尔·施皮特勒（1845-1924），瑞士诗人，一九一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5]爱德华·弗里德里希·默里克（1809-1875），德国诗人、小说家。

    [6]特奥多尔·施托姆（1817-1888），德国小说家、诗人。

    [7]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文化艺术史家，一八六〇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他的代表作。

    [8]这里提到的魏德金德大夫实际上是以《青春的觉醒》著称的德国剧作家弗兰克·魏德金德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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