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是在阿罗萨[2]的森林疗养院度过的。每当我给她写信的时候，我仿佛就看到她飘浮在苏黎世的上空，每当我想念她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仰望天空。我的两个兄弟分别在日内瓦湖畔和洛桑，这样一来我们全家在住进绍伊希策大街那套又窄又小的住宅之后又分散得相当遥远，形成了一个三角形：阿罗萨—苏黎世—洛桑。虽然每周都有书信往来——至少我在信里谈到了周围的一切——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与家人毫无联系，代替他们的是新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代替母亲的是四位女士组成的委员会，这是大伙儿的叫法。我从未想过要把她们安在母亲的位置上，但是实际上她们的确占据了这个位置，每当我想要得到外出的许可，总要去找她们。我比以前自由得多，她们了解我的要求，从不拒绝我的任何请求。只有当我的要求太多，只有当我连着三天外出参加报告会时，米娜小姐才会产生疑惑，几乎是犹犹豫豫地说声“不行”。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我可以去听的报告会根本没有这么多。再说我自己也更愿意在业余时间待在家里，因为每次报告会之后——不管是什么内容——都得读上一大堆书。无论人们谈论的是什么，都会引起新的波澜，它们向四面八方散开。

    我觉得任何一种新的经验都是天生的，是身体的延伸的感受，这需要人们事先知道另外一些与新的经验毫无联系的东西。

    某种与其余的一切分离的东西，定居在过去从未出现的地方，在人们绝对猜想不到之处，突然打开了一扇门，人们凭借自己的亮光适应一个一切都有着新的名字、逐步向无穷无尽延伸的环境。这时人们就像突然产生一种愿望似的惊奇地到处移动，仿佛从未到过别的地方。“科学”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字眼，它不像后来那样意味着人们必须有所节制，通过放弃其余的一切而获得对某物的一种权利，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延伸，意味着突破界限和限制，意味着占据全新的地区，科学不是像童话和故事那样虚构出来的，当人们提到它时，它是不容否认的。而在那些古老的故事里，我遇到了困难。我深信那些故事，就好像它们具有生命，但在同学们的面前我却不能承认这一点。故事受到了嘲笑，所有故事对他们中间的某些人都已经过时了，长大的标志就是对故事做出讥讽的评论。我对这些故事进行了改编，为自己创作出了新的故事，从而把它们统统记在脑子里，但是，知识的各个领域对我的诱惑力也是同样大的。我设想学校里除了旧专业之外还有些新专业，并为其中的一些想出了名称，这些名称非常奇特，以致我从不敢大声说出来，只能作为秘密保留在心里。当然，它们中间有的并不能令人满意，仅仅对我一个人适用，而对其他任何人都无足轻重。每当我为自己编造故事，我也清楚地感到，我不可能再添加任何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对新知识的向往实际上并没有由此而得到满足，人们只有在那些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地方才能如愿以偿。当时，具有这种功能的就是“科学”。

    生活状况的变化也使得长期受到束缚的力量得到了解放。我不再像在维也纳和绍伊希策大街那样“监视”母亲，也许这也是导致她患上间发性疾病的一个原因。只要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就有责任解释清楚，每一个人不仅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而且也感到另一个人在想什么，这种意义的幸福和关系密切是一种专制。现在这种监视简化成为写信，在信里人们可以凭借个人的才智把自己隐藏起来，至少母亲从不把有关自己的事全部写信告诉我，我相信并且仔细研究的只有病情报告。她向我提到她认识的几个人，他们去拜访她，信里对这些写得相当少。她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只要我得知在她住的那所疗养院某一个人的事，我就会调集全部力量扑将过去，把他撕成碎片。她生活在许多新认识的人中间，他们中有一些对她在精神上是重要的。这是一些成熟的病人，绝大多数比她岁数大，但也都是通过特殊方式的闲情逸致表现自己和吸引别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母亲觉得自己真的有病，开始对自己进行特殊方式的严格的自我观察，然而她从前则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才放弃这样做的。这样她也摆脱了我们，就像我摆脱了她和两个兄弟一样，两方面的力量各自独立地发展着。

    然而，我对所获得的美好的东西从不向她隐瞒，我客观而详尽地向她报告我所听过的并且使我思索的每一场报告会。她听到了一些她从不感兴趣的东西，例如：卡拉哈里沙漠[3]的布须曼人，东非的动物，岛国牙买加，苏黎世的建筑史以及意志自由的问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还比较容易接受，她准备春天去佛罗伦萨，从我这里她得到了有关她无论如何也得看看的东西的详细指导。她大概对自己在造型艺术领域的微不足道的经验并不满意，因此愿意让我不时地在这一方面给她一些教诲。然而，她回赠给我关于未开化民族和自然发展史的报告的则是讥讽。她出于慎重向我隐瞒了许多事情，所以她以为我也是这么做的。她深信，我是想假借讲述一些使她感到极其无聊乏味的事情来掩饰某些我个人的经历。她总要我讲讲自己生活中的事情，而不是“菠菜的种系”，她戏谑地把所有听上去像科学的东西称作“菠菜的种系”。她愿意接受我把自己称作诗人的说法，对于我给她看的一些剧本和诗歌的提纲以及一部我给她寄去的题词献给她的剧本，她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她把对于这部拙劣作品的价值的怀疑保留在自己的心里，也许因为此事关系到我，她评价起来就可能缺乏自信。然而，她断然拒绝所有听上去像“科学”的东西，她甚至压根儿就不愿意我在信里提起这些。我根本无意向她传授科学，仅仅是想捉弄她一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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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些导致我们后来相互疏远的最初因素。当她以各种方式加以促进的求知欲朝着她所不熟悉的方向发展时，她便开始怀疑我的诚实和我的品性。她担心我会变得像我的爷爷，她把他看成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喜剧演员，她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当然，这毕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想必听了不少报告会，我对此的叙述以及对她产生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积累。一九一九年圣诞节，即我来到雅尔塔公寓之后的三个月，她仍然停留在献给她的那部戏剧《尤尼乌斯·布鲁图》的印象之中。自十月初以来，我写了一个又一个晚上，每天我在后面那间提供给我学习用的教室里，从晚饭以后一直待到九点甚至更晚。所有的作业我早就做完了，实际上，被我蒙骗的是那几位“赫尔德小姐”。她们丝毫也没有察觉我每天都要花上两个钟头去写一部献给母亲的剧本，这是一个秘密，任何人都无权知道。

    尤尼乌斯·布鲁图推翻了塔奎尼乌斯成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他执法严格，甚至他的几个参与反对罗马共和国密谋活动的亲生儿子，也被判处了死刑并执行处决。我有李维的《罗马史》[4]，这部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敢肯定，我父亲要是处在布鲁图的位置，一定会宽恕他的儿子们的，然而，他自己的父亲却能够因为他不听话而诅咒他。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我亲眼见到了祖父是如何摆脱不了母亲对他的尖刻指责和咒骂。关于这种事李维的书里并没写多少，只有短短的一段，因此我杜撰了布鲁图的一个妻子，她为了救儿子们的性命与他进行了斗争，她从他那儿一无所获，她的儿子们仍被处决了，她出于绝望从山岩上跳入了台伯河。全剧以对母亲的赞美而结束，最后几句台词是借布鲁图本人之口说出来的，他在得知她的死讯时说道：“诅咒那个杀死自己儿子的父亲吧！”

    这是对母亲的一种双重敬意。第一种敬意是我意识到的，在写作的那几个月里，它一直支配着我，以致我以为她会因为对此的喜悦而康复。她的病神秘莫测，医生也说不准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毫不奇怪，我是想以这种方式对付她的疾病。至于潜藏着的第二种敬意，我丝毫也没有觉察出来：最后一句台词是对爷爷的谴责，家里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母亲确信，正是他的咒骂杀死了他的儿子。在维也纳，我曾见过爷爷和母亲争吵，在他们之间，我坚定不移地站在母亲一边。她也许已经接收到了这种潜藏着的信息，我们从未谈过此事，所以我对此也不敢断言。

    世上的确可能有在十四岁时就显露天赋的年轻诗人，我肯定不属于他们之列。那个用抑扬格写成的剧本糟糕得无法形容，用词笨拙，文笔不畅，自高自大，受席勒的影响倒不算大，每个细节都很准确，但是全剧很可笑，充满了道德说教和侠义精神。台词枯燥乏味，平淡无奇，就好像是经过了数次修改，而后者总是要比前者缺少天分，以致再也看不出它的原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穿着成年人的衣服昂首阔步是不合适的。假如它的核心不是表现某种真诚的东西，即表现对一次死刑判决以及执行这一判决的命令的恐惧，我恐怕绝不会提起这部拙劣的作品。命令与死刑判决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虽然与我当时所能懂得的天性截然不同——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离去。

    注释：

    [1]琉西乌·尤尼乌斯·布鲁图（活动时期为公元前六世纪末），罗马古代历史中的传说人物。据说公元前五〇九年他把伊特里亚暴君“骄横的”卢齐乌斯·塔奎尼乌斯逐出罗马，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同年当选为第一任执政官。

    [2]瑞士格劳宾登州地名。

    [3]位于博茨瓦纳。

    [4]李维（前59-前17），古罗马历史学家，主要著作为《罗马史》，全名为《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共一百四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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