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早的禁令是一个空间的禁令，它涉及我们家的院子，我在那儿玩耍，但不许离开。我不准到大门外面的街上去。现在我已经不能确定是谁下达的这个禁令，也许是整天拄着拐杖的爷爷，他的房间最靠近大门。几个年轻的保加利亚女佣和一个男佣负责执行他的禁令。我经常听说，外面的大街上有吉卜赛人，他们会把没人照管的孩子装进麻袋弄走，这种想象可能有助于禁令的执行。当时肯定还有其他与此类似的禁令，但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它们都为一件裹挟着火焰朝我袭来的事情让了路。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差点儿成了杀人犯，那会儿我才五岁。当时，我举着斧头，唱着杀气腾腾的“现在我要宰掉劳里卡”，冲向我的女伴，因为她一再用令人难以容忍的方式拒绝我看她写的字。当时，我只要成功地靠近了她，就肯定会砍了她的。爷爷像上帝一样怒气冲冲地朝我扑来，高举着拐杖，夺下了我的斧头。众人惊恐万状地看着我，家里严肃地商量如何处置我这个企图杀人的孩子。父亲从不宽恕任何过失，他当时不在场。母亲悄悄地代替了他，这是不常有的事情，她不顾最严厉的惩罚，试图安慰经受了这场惊吓的我。这一切，尤其是爷爷的行为——他事后一边恶狠狠地教训我，一边用拐杖揍了我一顿——对我产生了持久的印象，以至于我不得不把它作为我一生中真正的、最早的禁令：禁止杀人。

    我不仅被禁止再碰斧头，而且不准再进厨房的院子，我就是在那儿拿的斧头。那个亚美尼亚男仆是我的朋友，他也不再为我唱歌了，我甚至就连大起居室的窗前也不准去，过去我总是在那儿看他唱歌。为了使我再也看不见斧头，还禁止我朝厨房的院子里看，有一次，我因为想念那个亚美尼亚人，悄悄地溜到窗前。斧头不见了，尚未劈开的木头堆在地上，亚美尼亚人无所事事地站在那儿，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我，他做了一个手势，叫我赶紧离开。

    我始终感到宽慰的是，我并没有砍到劳里卡。过了几个星期以后，爷爷还在责备我，要是我的计划成功了的话，劳里卡就已经死了，她躺在血泊里，脑浆从裂开的头颅里流出来，她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会说话，而我将要受到惩罚，被关进一间很小的狗窝，被众人所抛弃，独自一人度过余生，再也不能去上学，再也不能学习读书写字，我徒劳地乞求、痛哭，希望劳里卡能够复活，能够宽恕我，然而谋杀是不能宽恕的，因为死者再也不可能宽恕任何人。

    这就是我的西奈山[1]，我的禁令。我真正的宗教就是这样产生于一次完全确定的、个人的、无法弥补的事件。它尽管没有成功，但始终跟随着我，只要我在院子里遇到爷爷。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无论我什么时候见到爷爷，他总是威胁地晃晃拐杖，让我想起那次恶劣行为。要是他不在最后关头及时干预，我真有可能铸成大错。虽然不可能得到证实，我也确信，几个月以后，在我们迁居英国之前，他骂我父亲肯定与他孙子的野蛮行为有关，仿佛正是我促使他惩罚和威胁我们。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控制住我们。

    我是在这个禁止杀人的禁令的控制下长大的，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禁令像它这么有力，这么重要。一切都从中汲取了力量，把什么东西说成是禁令，这就足够了，不用再进行新的恐吓，过去的依然在起作用。最有效的是人们为我描绘的一次成功的谋杀事件的可怕图画：裂开的脑袋，流出来的脑浆。即使在父亲去世之后，爷爷在我面前变成了所有暴君中最温和的人，也不可能对他唤起的恐惧心理有丝毫的改变。直到现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为什么从来不吃动物的脑袋和内脏。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食物禁忌。

    另外一个食物禁忌来自于在曼彻斯特时早期的宗教课，由于母亲的一次无情的行动，它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在巴洛莫路弗洛伦蒂的家里，我们几家熟人的男孩聚在一块上宗教课，老师是杜克博士，一个留着山羊胡子、来自荷兰的年轻人。我们总共不过六七个人，我最好的朋友、房主的儿子阿瑟也在听课。只有男性才准参加，即使是阿瑟的姐姐米莉出于好奇或寻找什么东西走进我们上课的房间，杜克博士也会停下讲课，默默地一直等到她离开房间。他要给我们讲的想必是些非常神秘的东西。他讲的挪亚的故事和方舟的故事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但是，所多玛与蛾摩拉[2]的故事却叫我感到惊奇。也许这有些神秘，因为当罗得的妻子刚刚要变成盐柱的时候[3]，我们的英国女佣进屋来餐柜的抽屉里取东西，这时杜克博士的话刚说了一半：“罗得的妻子轻率地回头一看……”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对她的惩罚，可杜克博士却脸色一沉，皱了皱眉头，用不加掩饰的厌恶目光注视着女佣的动作。对罗得妻子的惩罚被延缓了。当女佣出去以后，杜克博士走到我们跟前，几乎是耳语似的说道：“她们不喜欢我。最好别让她们听见我对你们说的话。”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庄严地说道：“我们犹太人不吃猪肉，她们不喜欢这样。她们早餐爱吃熏猪肉，你们可不许吃猪肉。”这就像是一个密谋，虽然罗得的妻子还没变成盐柱，这个禁令却深深地钻进了我的心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不吃猪肉了。然后，杜克博士清了清嗓子，重新回到罗得的妻子，向我们这些紧张倾听的孩子宣布了让她变成盐柱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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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这个新的禁令回到了伯顿路。我不能再问父亲，却向母亲汇报了发生的事情。所多玛的毁灭与猪肉联系在一起，当我说我们被禁止吃家庭女教师早餐时吃的熏猪肉时，母亲笑了起来。她没有反驳我，只是点了点头。因此我认定，她虽然也是一位像杜克博士所说的女士，但也属于“我们”。

    此后不久，有一天，我们三个人——母亲、家庭女教师和我——一块儿在餐厅里吃午饭。菜肴中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略呈红色的肉，肉很咸，味道很好，我很喜欢吃，便又夹了一块。这时母亲毫无恶意地说：“你觉得很好吃，是吗？”“是的，非常好吃，我们今后还能吃到吗？”“这是猪肉。”她说。我想她是在嘲笑我，但她是严肃的。我感到一阵恶心，跑出餐厅，呕吐起来。母亲对此毫不理会。杜克博士说的事不合她的心意，她决定要冲破清规戒律。她成功了。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再也不敢在杜克博士跟前露面，这种形式的宗教课也就此结束了。

    母亲感兴趣的也许是她自己要成为发布禁令和戒律的唯一机构，因为她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我们，担负起对我们的全部责任，所以她不能容忍任何外来的更深的影响。她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各种宗教的教育，她想，人们必须找出一些人所共同的东西，然后按此行事。她怀疑所有导致宗教之间激烈的流血争斗的东西，她认为这样就偏离了人类尚需去做的更加重要的事情。她深信人类可以干出最恶劣的事，他们当时正在进行相互残杀的战争，这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它证明所有宗教都是失败的。此后不久，当所有教派的神职人员竭力为武器——从未见过面的人们正是手持武器扑向对方——祝福时，她的厌恶变得如此强烈，就连在我的面前也不可能完全掩饰住。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她无论如何也要保护我免受这些外来的影响，但她没有发觉自己却因此而成为所有启示的最后一个源泉。现在，最高禁令的威力在她那里。她从未陷入过精神错乱的状态，以致把自己看成是神一般的人物，因此，如果有人对她说，她身上承担的是多么巨大的责任，她会感到非常惊讶的。她很快就能胜任杜克博士那个可怜的神秘差事，对她来说，跟爷爷作对比这困难得多。爷爷的权威地位由于他对父亲的咒骂而动摇了，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咒骂产生了副作用，使他在我们面前失去了他的自信。他每次吻我，为我是孤儿表示抱歉时，总感到自己有罪。无论他什么时候使用“孤儿”这两个字，总会使我感到难堪，因为听起来就像是母亲也不在人世了似的。但是，他是针对自己才这么说的——这我并不知道——这是他指责自己过错的方式。他在与母亲争夺我的这场战斗中只是半心半意的，要是母亲并不感到自己也有过失的话，她完全可以轻易取胜。他们俩的力量都受到了削弱，但是，因为爷爷的过失要大得多，所以他失败了。

    所有的权威集中在了母亲的身上。我盲目地相信她，对她的信任使我感到一种幸福。只要是关系到一件会产生许多后果的、比较重要的事，我总要期待她的裁决，就像他人在期待某个神或者先知的裁决。在很久以前由爷爷规定了的禁止杀人的禁令之后，母亲在我十岁的时候给我规定了第二条重要的禁令。这条禁令是针对所有与性爱有关的东西：她想在我面前把性爱尽可能地隐藏起来，并且使我确信，我对此毫无兴趣。实际上，我当时并非毫无兴趣，但是，在苏黎世的那段时间里，她的禁令始终保持它的威力。在我快满十六岁的时候，每当同学们谈起他们最关心的那些事情时，我还总是把头扭开不听。我当时并不是感到厌恶——充其量也只有偶尔几次，尤其是在他们讲得粗俗露骨的时候——而是感到“无聊”。我从不知道什么是无聊，却认定，听人谈论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是无聊的。十七岁时，我在法兰克福使一位朋友感到惊讶，我当时声称，爱情是诗人的发明，它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这段时间，我怀疑那些长期以来支配着我的思想的抑扬格诗人，也把“崇高的”爱情包括了进来，由此进一步扩大了母亲的禁令范围。

    这个禁令自然而然地就崩溃了，而禁止杀人的禁令则坚定地继续存在着。我整个一生的经验更加充实了这条禁令，以致我不可能对它的合理性产生任何怀疑，即使我不是由于自己的一次谋杀企图早在五岁时就已经得到了它。

    注释：

    [1]埃及西奈半岛中南部的花岗岩山峰，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视为圣地。

    [2]《圣经》中记载的两座著名的罪恶之城，据说这两座城因罪大恶极而被“燃烧的硫磺”焚毁。

    [3]据《圣经》记载，罗得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所多玛被焚灭时，他得到天使的救援而幸免。出逃的时候，神告诉他不可回头看，也不要在平原上站住，要往山上跑，但是他的妻子不听，回头一看，立刻变成了一根盐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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