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秋天，当我搬到蒂芬布鲁伦时，我们班又进行了一次调整。我们只剩下十六个人。费尔贝尔和我是班上仅有的两个犹太人。我们在一个特殊的大厅里上几何与制图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抽屉，可以锁起来，上面分别有个人的姓名牌。十月的一天，也就是在我豪情满怀地写剧本期间，我发现在大厅里我的姓名牌上被涂写了一些污辱性的文字：“亚伯拉罕[1]、以撒b、犹太人滚出学校，我们不需要你们！”在费尔贝尔的姓名牌上也写着类似的文字，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我也可能把骂他的话同骂我的话混了起来。我非常惊讶，简直难以置信，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辱骂或者反对过我，两年半以来，我同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相处得不错。惊讶很快就变成了愤怒，我觉得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从童年时起，我耳朵里听见的全是“体面”和“荣誉”，特别是母亲在“荣誉”这一点上总是唠叨个没完，也不管是针对西班牙犹太移民，或者我们这个家族，或者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当然，没有任何人承认。别的班级也在这里上几何和制图课。当同学们看见我的拳头落下来是多么沉重时，我从他们中间的一两个人身上感到了某种洋洋自得的满足。
从这时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前我可能会对一些讽刺挖苦不太重视，可是从现在开始我对它们也保持清醒的意识，哪怕是再小的反对犹太人的评论我也不放过。讽刺挖苦越来越多，过去只是某一个人这么做，现在却似乎来自更多的方面。从前的那些聪颖过人的男孩都不在我们班里了。同我较量过多次，并且在许多方面胜我一筹的冈茨霍恩选择了文科中学，按照我的爱好，我也应该上那儿去。艾伦博根在智力上是最成熟的，他转到了另外一个年级。我同汉斯·韦尔里一起待了半年，他这会儿也调到另外一个平行的班级去了。我们仍然一起回家，但是他这时已经不再参与我们班里的内部事务。理夏德·布洛伊勒是一个想象力丰富、喜欢幻想的男孩，我曾经想和他交朋友，可是他却有意回避我。我觉得，事情是由另外一个人引起的，他属于班里智力较低的那种人，他也许对我的“活跃的装腔作势”——这是后来的说法——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反感。他也有自己的聪明之处，只是它们与学校需要的没有吻合罢了。他比较成熟，已经开始对那些我尚毫无所知的东西产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些生活方面的事情，正像他所想的那样，它们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更加重要。我觉得，自己是那些多少有些相似的、看重知识而又很少卖弄知识的人中间唯一剩下来的，我没有考虑过，这种“垄断”肯定会惹恼其他一些人。
由于别人抨击费尔贝尔，我也觉得自己受到了抨击，其实，我和他毫无共同之处。他认识别的班里的犹太人，向我谈了他们那里的情况。大家都在传着相似的消息：对犹太人的反感似乎正在增加，并且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来。费尔贝尔也许对他告诉我的事情进行了夸张，他这个人就是欠考虑，而且容易冲动。他觉得自己不止受到一种方式的威胁，他生性懒惰，是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他身材高大，体重很重，那里只有他一个人是红头发。他很显眼，全班合影时他要是站在前面，准会把后面的人遮住，在一张全班合影上，他的脸被班里的人涂掉了。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他们不喜欢他站在那么前面，其实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想要把他从班里彻底清除出去。他是瑞士人，他父亲是瑞士人，他的母语是一种瑞士方言，他无法想象自己曾经在其他地方生活过。他担心升不了级，因为他总是在老师面前卡壳，就觉得老师对他的不满是同学们对他的敌视态度的一部分。他在告诉我的关于别的班里犹太人的消息里添加了他个人的激愤，是不足为怪的。我不认识那些犹太同学，也无意与他们进行个别交谈。这种联系从一开始起就是他所热心并怀有不断增长的恐慌照管的事情。有一次，他向我谈起一个男孩，他说：“德赖福斯告诉我，他已经绝望了，不想再活下去了。”这时我也慌了起来，惊骇地问他：“你认为，他想自杀吗？”“他坚持不住了，他想自杀。”我并不真的相信事情如此糟糕，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只是由于一星期比一星期增多的讽刺挖苦。但是，对德赖福斯有可能自杀的想法以及“自杀”这个词本身使我失去了最后一点平静。“杀人”[2]就已经是一个可怕的词，在战争时期，它已经受到极端的厌恶。但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年了，我生活在对永久和平的希望之中。我自己和我的小弟弟们编造出来的为了结束战争的故事——它们都是以死者的复活作为结束——不再只是故事，永久和平在美国总统威尔逊身上找到了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信赖的代言人。对于这种当时已经感动了整个世界的希望的力量，人们今天已经不可能有着足够的想象力，这种希望也曾感动了孩子们，我就是活着的见证人，而我肯定不是唯一的见证人。在回家的路上同汉斯·韦尔里进行的谈话充满了这些内容，我们俩都有这种看法。我们谈话过程中的严肃和庄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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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杀人”使我内心充满更大恐惧的就是自杀。我不明白，苏格拉底是怎样平静地喝下了毒酒。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想到任何一次自杀都有可能被阻止，但我知道，我当时对此已经坚信不疑，人们只要及时了解到这一意图，然后立刻采取行动阻止。我想出一些要对自杀的人讲的话：如果他在一段时间之后能够了解此事，他就会感到遗憾，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他更应该等待，然后他就能够明白。我认为这个理由是不可抗拒的，我自言自语地反复练习，等待着遇到一次使用它的机会，但是，机会始终也没有出现。德赖福斯的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也许是一些人也有类似的想法。我知道希腊和犹太历史上的一些集体自杀事件，虽然他们通常都是为了自由，但是这方面的报道留下了复杂的感情。我想起一次“公开的行动”，这是那几年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年级平行的五个班里总共有十七名犹太人，我们大多数彼此都不认识，我建议大家聚会一次，商量一下应该做些什么。我考虑应该写一份申请书，提交校长，因为他也许对我们处于怎样的压力之下毫无所知。
我们在苏黎世山上的利吉布里克饭店聚会，六年前，我就是在这儿第一次俯瞰苏黎世。十七个人全都来了，申请书的提议获得通过并且当即起草。在寥寥几句朴实无华的词句里，我们三年级所有犹太学生提请校长注意在这几个班级日益增长的反犹情绪，并且请求对此采取措施。大家都在申请书上签了名，我们感到如释重负。我们相信校长，他虽然严厉而使人敬畏，但他也被公认是非常公正的。我被指派去校长办公室递交申请书。我们期待着申请书的作用产生奇迹。德赖福斯说，他渴望活下去。
我们等了好几个星期。我原想我们大家准会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我考虑应该怎么说。话应该说得郑重其事，我们不能失去尊严，一切都要简明扼要，不卑不亢。谈话内容必须有关荣誉，因为这件事就是关系到荣誉的问题。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担心申请书是不是被扔进了字纸篓。任何反应甚至就连对我们擅自采取这一行动的指责也会使我觉得好一些。然而，更加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讽刺挖苦暂时有所减少。如果那些同学在我们背后受到过训斥，我无论如何也会从他们中间某个与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那里得知。
过了五六个星期，也许还要更长时间，我被单独叫到校长办公室。接待我的不是那位严厉的阿姆贝尔格校长。副校长乌斯特利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份申请书，就像他刚刚才得到申请书，刚刚才读完第一遍似的。他个子矮小，那两道高高扬起的眉毛使人觉得他总是在兴高采烈地微笑。然而，他此刻并不兴高采烈，他问道：“这是你写的吗？”我回答：“是的。”这是我的笔迹。实际上，这也是我起草的，而不仅仅是抄写。“你手举得太多了！”他说着就当着我的面把那张有许多人签名的纸撕碎，把碎纸片扔进了字纸篓，好像这件事仅仅关系到我一个人似的。然后我就被打发出来。这件事发生得如此之快，我甚至没有可能做任何解释。我说的唯一的话就是回答他提问时说的“是的”。我站在校长办公室的门前，就像还没有敲过门似的，假如不是被撕成碎片扔进字纸篓的申请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准会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班里的“禁猎期”结束了，讽刺挖苦又像过去那样重新开始，所不同的是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几乎从未停止过。每天都会出现一些有针对性的讽刺挖苦。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这些讽刺挖苦从整体来说是针对犹太人的，从个别来说是针对费尔贝尔的，它们把我排除在外，就好像我并不是犹太人似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离间我们的做法。我想得更多的是，副校长说的“你手举得太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他说这句话之前根本不曾想过，如果我连续不断地把手举到空中，是做了一件错事。实际上，我在老师提出问题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回答。洪齐克尔老师反对这种敏捷，从不注意我，直到我把手放下。也许这是最聪明的方法，但是它很少改变我积极活跃的反应，不管人们是否允许我回答，我总是连续不断地举手。在那些年里，我甚至连一次都没有想过，这样做可能会激怒其他同学。他们并没有对我说这些，而是很早——大约在二年级的时候——就送给我一个绰号：苏格拉底。这种荣誉——我认为这个绰号是一种荣誉——更加鼓励了我。直到听到乌斯特利这句干巴巴的话：“你手举得太多了！”我的胳膊才瘫痪了，是到时候了，现在我该尽力让胳膊待在下面。我渐渐变得兴趣索然，学校不再给我带来乐趣。我不再等着回答课堂上的提问，而是等着对付课间休息时的讽刺挖苦。任何一次贬低犹太人的议论都会使我产生相反的想法。我真想对所有这些议论进行反驳，但是我没有这样去做，这并不关系到一次政治性的争论，而是涉及一群歹徒的文化教养——这是我今天对此的称呼。在我的大脑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要素，威尔逊承担了从战争中解救人类的重任，我把这一重任托付给他，自己也未失去对此的兴趣。所有公开的谈话始终围绕着这件事，但是，我对这些秘密的想法从不吐露，因为它们关系到犹太人的命运。我应该跟谁谈谈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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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贝尔的情况要比我更糟，因为他总是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他本来就反应迟钝，现在干脆完全放弃学习。他浑浑噩噩地等待着下一次侮辱，然后突然发作一场。他暴跳如雷，进行还击，他也许根本就没有觉察到，他的这种发怒反应恰恰使他的敌人感到开心。这是一种内部的争论，因为他是用标准的瑞士的骂人话回击对他的侮辱，在这方面，他并不比任何人逊色。在几个星期以后，他决定采取一次严肃的行动。他在课间休息时找到洪齐克尔，向他抱怨班里的敌视行为。他父亲让他正式请求洪齐克尔将这个意见转告校长，如果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他准备亲自去找校长。
现在我们又在等待答复，然而又是一无所获。我们一块儿商量，费尔贝尔如果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应该怎么说。我鼓励他不要失去耐心，他必须保持镇静，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他请我和他一起练习怎么说，我们练习了不止一次。甚至是和我在一起，他一开始讲话，也会闹个大红脸。
他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对那些敌对者骂不绝口。我经常去他家，帮助他做作业，每次补课结束之前，我们总是练习准备对校长讲的话。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学会了要说的话，当我最终对他说“现在可以了”的时候，我想起狄摩西尼[3]。我用狄摩西尼的困难来安慰他。我们做好了准备，继续等待着。没有任何反应，校长保持沉默，洪齐克尔也仍然像往常一样。我们在上他的课时密切注意着他最微小的变化，他变得更加乏味、无聊。他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不能忘记他给的题目：《致友人的一封信》。我们在信里要请这位朋友为我们预定一个房间，或者一辆自行车，或者一架照相机。
班里的气氛渐渐发生了变化。二月，也就是那场反犹太运动开始以后的四个月，讽刺挖苦突然减少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敢肯定，很快又会重新开始，但是这一次我错了。同学们转眼之间又像过去那样，又像很久以前那样。他们不再抨击我们，也不再嘲讽我们，我甚至觉得，他们好像故意回避说出那个高度浓缩的侮辱性的字眼。使我感到最奇怪的是那些引起我们这次行动的真正的敌对者。当他们跟我说话时，他们的声音听起来也带有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每当他们问我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我总感到极其幸福。举手的次数仍然保持在最低限度，我成功地经常将自己知道的东西完全保留在心里，表情冷漠地坐在那里，即使我的四肢发痒。这是自我断念的顶峰。
复活节的时候，旧的学年结束了，这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师们用“您”来称呼我们。我们班搬出了学校那幢正方形的、筑有墙垛的教学主楼。这幢楼盖在向上延伸的雷米路的拐角处，稍稍有些倾斜，外表很一般，是这一片城区最高的建筑物。我们迁到了“堡垒山”，这座房子紧靠着一个古怪的小山丘，看上去像是私人寓所。最初，这里并不是用作教学的。教室有一个朝着花园的玻璃阳台，上课的时候，我们总是开着窗户，树木和鲜花送来阵阵芳香，鸟儿的鸣啭伴随着拉丁语的书声，在这儿有点像是在蒂芬布鲁伦的雅尔塔公寓的花园里。费尔贝尔留级了。按照他的成绩这是公正的，留级的也并非他一个。这个班更小了，班里的气氛也变了。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上课，我避免过多地举手，其他人的抱怨似乎消失了。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一个班集体，在这儿得到了实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每个人都在起作用，我不再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我发觉，这些同学并不是俗不可耐，也并非在任何学识方面都不出众。我注意听他们的谈话，认识到自己在许多学校以外的领域的无知，因此，我失去了一些肯定对过去的那个冬天的不幸负有责任的傲慢。很显然，一些智力发展较慢的人赶上来了。在当时出现了一个棋类俱乐部，我经常一败涂地，我落到了一种其他人过去在我面前的地位，我佩服比我下得好的对手，开始对他们进行思考。我对理夏德·布洛伊勒的一篇作文感到非常钦佩，这篇作文写得好，以致被当众朗读。它摆脱了所有作文定规，颇有独创性，笔调轻松自如，充满奇思异想，似乎没有任何书本里这样写过。我为布洛伊勒感到骄傲，课间休息时我去找他，我对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会知道，我想以此告诉他，我不是一个诗人，因为在此期间我已经对那个“剧本”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想必在家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他谦虚地谢绝赞扬，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他的本意也是这样，他的谦虚是真诚的。因为，在他之前，我也朗读过我的作文，里面充斥着莫名其妙的、自相矛盾的自信。当我回到座位上时，他拿着他的作文走上前去，从我身边经过时，迅速地低声对我说道：“我的要更好一些。”他知道这一点，我也看出的确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当我真诚地向他表示敬意时，他也同样真诚地对我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想起，他在家里是生活在诗人们中间的：他母亲及其母亲的女友莉卡尔达·胡赫[4]。我想象，当她们朗读自己的作品时，他一定在场。我问自己，她们是否也这么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一个教训：人们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来，但是绝不能够为此而自高自大。在写给母亲的几封信里反映了这种新体验的谦虚，它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在自高自大之中已经有了一条阻止我继续实行这一类戏剧计划的蠕虫。正是这个布洛伊勒在前一年冬天拒绝了我交朋友的请求，因而深深地伤害了我的感情。我始终很喜欢他，然而现在我才清楚，他完全有理由不喜欢我身上的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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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冬天：适应雅尔塔公寓没有男性的生活，在这儿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受到盲目的好感，即一种被各种年龄的女性捧为偶像的崇拜；舅舅的严厉批评，他想让我在他的生意经中窒息；班里日复一日的反犹运动。在这场运动过去之后，三月，我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仇视这些人，不再有生活的乐趣，但是，现在已经全然不同，我谅解了他们，根本不想再进行报复。在“堡垒山”这段幸福的时期，虽然有一些事情仍然使人疑虑重重，但是这种疑虑是全新的东西，它是针对我自己的。
我后来得知，攻击是以一种聪明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制止的，没有引起任何轰动，也没有出现任何纷乱。虽然我引以为自豪的那份申请书被扔进字纸篓，人们还是把几个学生叫到校长办公室。乌斯特利附带说的那个意见“你手举得太多了”实际上也是他们的意见。这句琢磨不透、毫无关系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正是由于它我才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样一来肯定在我的对立面产生了有利的评语，否则他们绝不会突然停止了他们的运动。因为一切都是无声无息地进行的，所以我在这个屈辱的时期产生了一种印象：人们根本就不关心此事。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注释：
[1]b亚伯拉罕和以撒均为《圣经·旧约》中所记载的犹太人的祖先。
[2]德语“杀人”这个词加上反身代词就变成了“自杀”。
[3]狄摩西尼（前384-前322），古希腊政治家、雄辩家，他克服口吃、咬词不清等先天缺陷，掌握了雄辩艺术。
[4]莉卡尔达·胡赫（1864-1947），德国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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