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母亲和兄弟们分手的第一年冬天，学校里发生了一场危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从几个同学的身上察觉出一种异常的审慎态度，虽然他们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说过一些冷嘲热讽的话。我压根儿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举止竟会激怒了某些人。任何变化也没有出现，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之外，同学们仍然还是我已经认识两年多的那些人。一九一九年春天，我们班大大缩小了，愿意学希腊语的一些人去了文科中学，另外一些选择了拉丁语和其他语言的人被分散在实科中学的四个平行的班级里。
在这次调整中，我们班里来了几个新同学，其中有一个名叫汉斯·韦尔里，他也住在蒂芬布鲁伦，我们回家要走同一条路，彼此渐渐熟悉了起来。他的脸看上去就像皮肤紧绷在骨头上似的，上面有一些凹陷和皱纹，因此他显得比其他人要大一些。但我觉得，他并不仅仅因此而显得较为成熟，他爱动脑筋，有判断能力，从来不对姑娘们品头论足，而其他一些人则已经开始谈论姑娘。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总是只谈“现实的”东西，我当时对它的理解就是所有与知识、艺术及社会有关的东西。他习惯先平静地听，然后再激动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巧妙地加以评论。我很喜欢这种由平静转向激动的变换，因为我做不到心平气和，我在人前人后总是好激动。我感到敏捷是他最有个人色彩的特征。他立刻就能明白指的是什么，然后信手拈来他的回答——可能是赞成的意见，也可能是反对的意见。他的反应是无法预料的，这活跃了我们的谈话。但是，他的自信并不比这种谈话本身更少引起我的思考，我不知道这种自信的根源。关于他的家庭，我只知道他家经营着蒂芬布鲁伦的大碾磨厂，他们为苏黎世人提供做面包的面粉。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事情，是另外一种工作，它与威胁着我的“做买卖”毫无共同之处，我既害怕又仇视舅舅说的那种工作。我一旦对某人有所了解，就会立刻不掩饰自己对所有与做买卖和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有关的东西的鄙视。他似乎理解我的意思，因为他平静地听着，从来也没有为此而对我进行抨击。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他从来也没有说过任何反对他们家的话。一年以后，他在学校作了一个关于瑞士在维也纳会议[1]上作用的报告，这时我才知道，他的一个祖先曾经在维也纳会议上代表瑞士的利益。我开始明白，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我当时虽然不能把这个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已经感到，他生活在与他的出身保持和谐的状态之中。
在我身上，这种事要复杂得多。父亲在我生命之初是作为善神；我对母亲的感情是不可动摇的，我对她几乎负有全部义务。但是，他们家里的人很快就来了，尤其是母亲方面的，我对他们极不信任，首先是母亲那个在曼彻斯特事业上成就卓著的堂兄弟。一九一五年夏天，我们在鲁斯丘克做客，母亲的这个令人讨厌的、疯疯癫癫的堂兄弟也来了，他确信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偷他的东西，他在寿终正寝之前只能在诉讼过程中呼吸。接下来是阿尔迪蒂大夫，当时我想，他是亲戚们中间唯一选择了一个“美好的”职业的人，这是一种为他人而活着的职业，然而，他背叛了医生这个职业，现在也像其他人一样去做买卖了。父亲家里的人的性格也并不都是赤裸裸的，爷爷就曾多次证明了他的精明，在某些情况下还证明了他的严厉，他具有多种性格，以致他的整体形象变得更加复杂，更有魅力。我从来没有他要强迫我从商的印象。他造成的不幸已经发生了，我父亲的死吓得他毛骨悚然，他在这件事上做的坏事，如今全要补偿到我的身上。但是，尽管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仍然不会钦佩他。对我来说，由他开始向前追溯的一段祖先历史正在延伸，这些祖先曾经在巴尔干山区过着一种东方的生活，他们与四五百年前生活在西班牙的母亲的祖先截然不同。人们也许会为后者感到自豪，为医生、诗人、哲学家，但是关于他们仅有一般性的报道，它们与这个家庭并没有任何特别的联系。
在这段与自己的出身处在一种敏感的、棘手的、没有把握的关系之中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事。但它为我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无论我是多么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我也不能闭口不谈，因为这是我在苏黎世的五年中唯一的一件不愉快的事，除此之外，我回想起这五年则怀有一种溢于言表的感激之情。这件事所以没有被大量的欢乐淹没，完全是因为它与世界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在一起。
孩提时代，我从未感到人们对犹太人怀有敌意，我相信，在保加利亚，在英国，这种事情当时还不为人知。我在维也纳觉察到的敌意，绝不是冲着我来的。无论什么时候我把听到的或者看见的告诉母亲，她总是用等级自豪感的无礼来解释一切，仿佛敌意仅仅是针对别人的，而绝不是针对西班牙犹太移民的。更加奇怪的是，我们的全部历史恰恰是建立在被逐出西班牙之上的。人们以为通过如此强调地追溯遥远的过去也许可以更容易与现实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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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黎世，拉丁语老师毕莱特尔有一次指责我在回答问题时手举得太快，当我抢在一个来自卢塞恩的反应迟钝的男孩埃尔尼之前回答完问题时，他坚持认为埃尔尼也已经想出了答案，并且鼓励他说：“考虑一下，埃尔尼，你已经想出来了。我们不能让一个维也纳的犹太人把一切都统统抢走。”这番话有些刺耳，我当时肯定觉得受到了伤害。但是，我知道毕莱特尔是个好人，他只是想在一个反应敏捷的孩子面前保护一个反应迟钝的孩子。虽然这是针对我的，但我归根到底还是喜欢他的，并且试图对我的热情稍加节制。
人们应该怎样理解这种好出风头的热情呢？生性活泼肯定是原因之一，还有西班牙语的速度。我从小就讲西班牙语，它使我即使是讲较慢的语言如德语或英语时也保持着奇特的速度。当然这也不是全部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母亲面前的考验。她总是要求立刻回答问题，不能随时随地迅速做出回答，在她那儿是不行的。当年住在洛桑的那几个星期里，她就是用这种速度教我说德语的。由于这种方法的成功，这种速度在她看来是完全合理的，以后，一切都是以这种速度进行。其实，我们俩就像在舞台剧中一样。这个提问，那个回答，长时间的停顿不仅是例外情况，而且有着某种特别的含义。我们俩之间没有这种例外情况，在我们演出时，一切都是相互衔接地进行的，这个话音还没落下，那个就已经开始回答，我正是在母亲面前经受了这种熟练技巧的考验。
为了应付母亲的考验，就必须提高落落大方、反应敏捷的能力，在学校，环境虽然变了，我的举止仍然还像在家里一样。我对老师的态度，就好像他是母亲，唯一的区别是，我在回答问题之前必须举手。我回答得很快，可是其他的同学就会觉得受到亏待。我从未想过这一举动会使他们神经紧张，甚至可能伤害他们。老师们对这种敏捷的态度不尽相同，有一些人认为，总有几个学生随时做出反应可以使讲课变得轻松，这有利于他们的工作，课堂气氛也不那么沉闷。如果他们很快能够引起相应反应，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课讲得不错。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他们担心某些天生反应迟钝的学生会因为始终目睹这种情景而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他们有可能失去达到某一目标的希望。这些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老师对我的态度很冷淡，认为我是一种弊端。但是，也有一些人为知识受到了尊敬而感到高兴，他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我在课堂上思想活跃的动机。
我以为，知识本身是希望得到表现的，它不会仅仅满足于一种隐蔽的存在形式。沉默的知识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变得越来越沉默，最后变成秘密。知识一旦变成秘密，就会造成恶果。通过传给别人而显露出来的知识是有益的知识，它也许需要人们给予重视，但它绝不反对任何人。从老师和书本那儿得到的东西希望得到传播。在这种纯洁的演变过程中，知识是不应受到怀疑的，它很快就会站稳脚跟，慢慢传开，它放射着光辉，希望一切都和它一起得到扩展。人们说知识具有光的特征，它传播的速度是最快的，人们尊重它，称之为启蒙。在知识被亚里士多德塞进小盒子之前，希腊人就已经认识到它的这种传播形式。人们不可能相信，它在被从盒子里拿出来并且保存起来之前会带来灾祸。我觉得，希罗多德[2]关于知识是清白无辜的，它必然要得到传播的论述是对知识的最地道的表述。他认为，知识的分配是按照语言不同、生活方式各异的民族进行的。谈到这种分配，他并不强调这种分配本身，而是在自己身上为不同的知识提供场所，同时也在那些通过他而获得知识的人们那儿拓展地盘。在每一个听说过各种各样事情的年轻人身上潜藏着一个小小的希罗多德，重要的是人们不要试图把他抬得过高，因为人们对他的期望是能够恪守一种职业。
人在一生中最先获得知识的场所是学校，它是年轻人的第一次公开的体验。他也许想出类拔萃，但是他一旦获得了知识，就更想传播知识，使它不仅仅成为他个人的财产。比他反应稍慢的同学准会认为他是在拍老师的马屁，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虚荣的家伙，然而，他的眼里并没有任何他想要争取的目标，恰恰相反，他要越过这些目标，把老师也拉入他对自己的渴望之中，他并不是在与同学进行较量，而是在与老师。他梦想让老师们改掉总爱指点别人的习惯，他要战胜他们。只有对他们中间那些不再醉心于指点别人，只是为了自己而传授知识的人，他才怀有无限的爱戴。他尊敬这样的老师，对他们的提问迅速做出反应，他对他们永不停止地传授知识表示永不停止的感激。
然而，他把这种尊敬与当众表露出来的尊敬加以区别。当他表现自己的时候，他是目中无人的，他对别人并不怀有恶意，但是却把他们撂在一边，不让他们干预，仅仅让他们作为观众。因为他们并不像他那样理解老师的实质，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明白他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定会以为他是为了卑鄙的目的在戏弄他们。他们为一出没有给他们分配角色的戏而怨恨他，也许还对他能够坚持到底颇为妒忌。但是，他们主要还是觉得他是个拨弄是非的家伙，他激起了他们对老师天生就怀有的敌意，而同时又在他们的眼前将这种敌意变成了尊敬。
注释：
[1]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间，欧洲列强战胜拿破仑之后在维也纳召开的旨在改组欧洲的会议。
[2]希罗多德（前484-前430），古希腊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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