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堡垒山的那一年，即和解之年，我们又有了几位新的老师。他们用“您”来称呼我们，这是一般的习惯，这些“新来的人”觉得，与那些熟悉我们的人相比，人们更容易听他们的话。在我们初次认识的人中间，有一位年老的和一位年轻的。年老的叫埃米尔·瓦尔德，他是那本我们借助学习拉丁语的语法书的作者。除了赖奇，他是我们这所州立学校的老师中唯一写过教科书的，我对他怀有对每一位“作家”都有的好奇和尊敬。他脸上有一个巨大的肉赘，现在只要一想到他，肉赘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我已经不能确定它的具体位置，记不清是靠左眼还是靠右眼，我想好像是靠左眼吧，但是它有一种恼人的特性：它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根据我同他进行谈话的位置进行变动。他说德语喉音很重，他的瑞士方言也比其他老师刚劲有力，这就使得他说起话来带有加强语气的味道，尽管他已上了年纪。他非常宽厚，课上也听任我读其他的书籍，拉丁语对我来说非常容易，所以我已经习惯一种一心二用的方法，耳朵在听课，要是提问到我，也总能答得出来，眼睛却在看一本夹在桌子下面的书。当他从我的桌子旁边走过时，他感到很惊奇，把书从桌子下面拿出来，凑到眼前细细端详，直到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把书翻开还给了我。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以为这是对我的默许。他一定读过很多书，有两次我们就一位他不喜欢的作家进行简短的交谈，我当时正埋头读罗伯特·瓦尔泽[1]的《散步》，这是一本令人惊讶的书，它与我过去读过的东西全然不同，使我难以释手。我觉得它并无内容，全是华丽的辞藻，但我还是被它吸引住了，不愿中断阅读，尽管这违背了我的意愿。瓦尔德从左侧朝我走来，我感觉到那个肉赘的出现，但是仍然没有抬头，我一贯轻视的华丽辞藻牢牢地吸引着我。他把手搁在这本书上，打断了我的阅读，我这会儿正读到一个长句子的中间，因此感到很恼火。他把书拿到眼前，看到了作家的名字。那个肉赘——这一次是在左侧——像一截青筋似的暴了出来，他问我：“您认为这本书怎么样？”他的语气像是考试时的提问，但又很亲昵。我觉察到他有些生气，可又不想承认他是正确的，因为这本书对我毕竟很有吸引力。因此，我就模棱两可地说道：“用词过于华丽。”“华丽？”他说，“这太拙劣了！毫无价值！人们不需要去读它！”——一个发自肺腑的诅咒和判决。我做出了让步，不无抱怨地把书合上。后来我真正产生了好奇，才把这本书读完。对罗伯特·瓦尔泽的偏爱最初就是这样游移不定，要不是瓦尔德教授，我也许当时就把它给忘了。
瓦尔德尽管有些粗暴，我还是挺喜欢他的。与他对应的那个年轻人名叫弗里德里希·维茨，他也许刚满二十三岁，我们是他任教的第一个班级。他刚大学毕业，来教我们历史课。我当时还怀念着欧根·米勒，我偷偷地把他叫作“希腊人米勒”，他已经有一年多没给我们上课了，后来的人上的课完全不能与其相比。我甚至说不出在他之后给我们上过历史课的是谁——这是记忆对这一重大损失的抗议，弗里德里希·维茨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的。他是我中学时代最喜爱的第二个老师，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过了很长时间，我再次见到了他，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这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啊！这儿的气氛是那么自由活跃，这里有把纪律视为不得强迫的东西的老师，例如卡尔·贝克，只有当人们不反对的时候才有纪律。这里也有试图把教育作为未来生活实践的老师，他们客观冷静，谨小慎微，弗利茨·洪齐克尔就是这种老师的典范，对于他想灌输给我的客观冷静，我进行了一场坚韧不拔的斗争。这里还有颇具才能、想象力丰富的人，他们给人们以鼓舞，为人们带来欢乐，例如欧根·米勒和弗里德里希·维茨。
维茨并不看重教师的高高在上的讲台地位，他讲起课来热情洋溢，充满想象力，使大家忘记了他站的位置，以为是在户外与他交谈。他甚至会来到我们中间，坐在长凳上，就好像我们在一起散步闲聊。他对大家一视同仁，接近每一个人，他说话没有任何客套，他所讲的一切，我都感到新鲜。世界上所有隔膜都被打消了，他引起的不是畏惧而是纯真的爱。没有任何人凌驾于他人之上，没有任何人是愚昧的，他绕开了权威，他没有动用权威就放弃了权威，他比我们大八岁，可是对待我们就像是对待同龄人。没有一节课是死板教条的，他教给我们的是他自己感受到的东西。我们的历史课正讲到霍亨斯陶芬王朝[2]，我们从他那儿得到的不是数字而是人物形象。权力对他来说显得并不重要，这不仅仅同他的青年时代有关，他所考虑的恐怕是权力从内部对权力的拥有者所施加的影响。其实，他真正关心的只是作家，他利用每一个机会同我们谈论作家。他口才很好，讲得生动活泼，但又没有预言者的口气。我感到了创作的发展过程，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来称呼这种过程，但是，这种早期的起步阶段也是我自己的发展过程。维茨立即成了我的榜样，这并不奇怪，他与欧根·米勒并不相同，没有他那么坚定的性格，但是更易于接近，就像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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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罗列某个皇帝的桩桩业绩，也不列举这些业绩的日期，而是在我们的面前扮演这个皇帝，他最喜欢的是引用一个距离我们较近的作家的话。正是他使我对于一种活的文学的存在坚信不疑。我曾经拒不接受这种文学，流传下来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使我眼花缭乱，我着迷于母亲早年的戏剧活动，她从全部文学作品中给我取来的滋养，我可能已经耗尽，我追踪对那些作品的记忆，我迷恋母亲的评价，当我自己发现的东西在她的眼前不复存在的时候，分化瓦解了。现在我明白，魏德金德并非仅仅引起公民的恐惧，也不是弗雷施纳手枪事件的原因。当我们学到亨利希六世[3]时，维茨干脆根本不用自己的话讲了，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种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的亵渎行为。他打开一卷李利恩克龙[4]的作品，为我们读起《亨利希在特里费尔斯》。他坐在我们中间，右脚搁在我的凳子上，胳膊肘撑着膝盖，书拿在合适的高度，从头至尾把小说读了一遍。他读到亨利希满怀激情地求爱：“希腊的伊林娜，我爱你！”这时，他额头的鬈发耷在了书上——这是他激动的一个信号——我不禁感到一阵惊慌，因为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爱。他读得很有感情，今天我也许可以说，这是表现主义的激情，它与我从小就熟悉的维也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那种激情完全不同，但是，我对他的激情并不觉得陌生，相反却感到非常熟悉。当我看着他以一种不耐烦的动作把影响继续朗读的头发从前额捋向一边时，我——在家里始终是最大的——真的觉得自己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哥哥。
可以想见，维茨的地位并非是无可争议的，他有时也被认为是个差劲的老师，因为他竭力打破所有界限，并且不把外在的权威视为具有不朽价值的东西。与其他任何课相比，他上课时班里有一种故意制造的混乱。当他在场的时候，大家始终生活在一个感情的力场之中，给予我活力和勇气的东西，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一种骚乱。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切都乱七八糟，好像人们不再喜欢他在场似的，然而，他不善于发布命令来建立那种死气沉沉的秩序。他反对别人害怕他，也许真的存在一些上帝福佑的、不会引起别人敬畏的人。这种情况导致年纪大的教师前来检查，他们向上面打的报告想起来就令人不快。
好景不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番好景，他是春天来到我们班的，十月就离开了。尽管我们根本不了解个中实情，但在我们中间，也在那些与他很少交往的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他被学校解聘了。
维茨太年轻了，以至于除了以自己的青春活力来感染我们之外不知道该怎样去做，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活之路对所有的人都有着相同的特点。有的人上学时年龄很大，也许他们很早就已经成熟，也许他们生来就练达老成，无论在学校遇上什么事，他们也不会感到新鲜。另外有些则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补上了耽误了的岁月。对于他们来说，维茨是一位理想的老师，但是他们当然为数极少。还有一些人在学校困难重重，以至于他们在学校的影响下开始老化，落在他们身上的压力过于沉重，他们前进得过于缓慢，于是他们用尽全力抓住刚刚增长的年龄，再也不肯放弃任何东西。但是，也还有一些人，他们既年老又年轻，他们在对待所有已经理解了的东西时的韧性方面是年老的，他们在对待所有新的东西时的好奇方面是年轻的。我可能就属于这些人之列，并且因此而容易受到完全相反的老师的影响。卡尔·贝克由于他那严格而守纪律的授课方式给我一种安全感。我从他那儿学到的数学成了我性格中的一个内在部分，例如坚定性和类似于勇敢的气质。从一个无可怀疑的也许非常小的竞技场出来，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不问可能会走到什么地方，也不朝左右两边看，好像是朝着一个目标运动，却不知道任何目标，只要脚下不失足，始终保持步子的连贯性，就不会出任何事，人们可以一直向前走到未知的地方，这是逐步占领未知的东西的唯一方法。
由于维茨的原因，在我身上发生的却恰恰相反。我心里的许多仍然是黑暗的地方同时被触及，且豁然亮堂起来了，但是并无任何目的。一个人不向前走，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他没有目标，也没有任何未知的东西，他肯定已经知道许多，但是，他学会的对待遭到冷落或者隐藏起来的东西的敏感性要比他得到的东西多得多。他要加强的首先是对变化的乐趣：无论有多少人们尚且一无所知的东西，为了了解它们，只要听一听就足够了。这与从前童话故事给予我的是同样的，只不过现在是另外一些并不那么简单的东西，也许是一些人物形象，是的，现在这些人物形象就是作家。
我已经说过，维茨打开了我对现代的、活的文学的视野，他提过一次的名字，我就再也不会忘记。他成为一层奇特的大气层，他要把我带到里面去，为了这样的旅行，他给我插上了翅膀，而我自己则毫无察觉。直到他离开我们之后，这些翅膀仍然保留在我身上。现在我可以自己飞了，我惊奇地四处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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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一一举出每一个最初是由于他而进入我心里的姓名，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我以前就听过的名字，只是他们并没有触动我，例如施皮特勒。其他一些人也仅仅引起过一些被动的好奇，就好像把他们留下为今后做准备就足够了似的，例如魏德金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已经是流传下来的文学的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再从中间找出一个特殊的典型显然是可笑的，但是，绝大多数——我现在不想一一列举——与我从小接受的东西截然相反。即使我仅仅掌握了很少一点儿，也使我对所有这些不久前刚刚去世或者还活在人世的人的成见都彻底地打消了。维茨在他教我们的那短短的四五个月里，带领我们进行过两次远足，一次是去特里希滕霍斯磨坊的“果汁闲逛”，另一次是去基堡的“历史郊游”。关于“果汁闲逛”，他考虑了一个简直具有革命性的计划：他预先告诉我们要带上他的表妹，一个小提琴家，她将要为我们演奏。
他因此在班里受到了真正的欢迎。那些对他沉醉于文学毫不理解的人，那些因他不注意课堂纪律又疏于处罚而瞧不起他的人，由于有望见到一位女性，一个有血有肉的表妹而欣喜若狂。姑娘当时已经成为班里谈论得越来越多的话题，我们学校已同女子高中建立了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仅仅限于节日祝贺以及大言不惭的自吹自擂。一部分同学已经进入了青春骚动时期，有些个头高大、身材发育已经成熟的小伙子几乎除了姑娘别无所谈。这种时候免不了会有傻笑和对身体的影射，要想不被卷入这种谈话是困难的。我对这些事情总是退避三舍，母亲当年在维也纳发布的阳台禁令仍然在继续产生作用。我在忍受了妒忌的折磨之后，甚至从被卷入的多次争斗之中作为“胜利者”脱颖而出之后，仍然对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的真正的事情毫无所知。在芬纳的自然史课上我学到许多关于动物的知识，我亲手把它们的性器官画在我的本子上，但是我并没有想过这与人类也有某些关系。人类的爱情是崇高的，它只能用无韵诗和戏剧加以表现，爱情的全部经过是一首抑扬格诗歌。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同学们那些含沙射影的话，在我身上也不可能引起任何反应，即便是通过具有挑逗性的玩笑也无济于事，在哧哧冷笑和吹牛炫耀面前我也始终保持严肃。由此说来，无知往往也有可能产生反对的作用。
实际上，这是一种荒谬可笑的情况：其他的人为了同一位有血有肉的姑娘讲几句话可以献出自己的灵魂，而我则每天都要回到雅尔塔公寓，回到几十名姑娘中间。她们都要比我岁数大，也像我的同学那样，正在偷偷地琢磨同样的问题。她们中间有些人要比所有被人围着的女招待漂亮得多，其中有两个瑞典人，名叫海蒂和古丽，至今我还觉得她们极富魅力。她们用瑞典语交谈，不停地咯咯笑，甚至放声大笑，她们在谈年轻的男人，就连我都能够感觉出来。安格莉来自日内瓦湖畔的尼翁，她既漂亮又害羞，身材和我差不多，但要比我年长两岁。尼塔是日内瓦人，在所有人当中，她的智力最成熟，她是训练有素的舞蹈演员，是达尔克龙策的弟子，她总是负责在雅尔塔公寓为我们举办晚会。皮娅来自卢加诺，她是一个身体丰满的黑人，十分性感，这是我的记忆中对性感的最初认识。所有这些上帝的创造物，以及那些魅力较少的年轻姑娘，总是和我一块儿连续几个钟头待在大厅里，或者在网球场上做游戏。我们尽情地嬉闹玩耍，在激烈的扭打中，我们的身体靠得很近，大家都在争夺我的耳朵和我的兴趣，因为无论她们问起什么——绝大多数是关于德语的语言规则——我总能回答出来。有些人——绝非全部——也问一些私事，比如同我商量父母来信中的指责。没有任何一个同龄男孩像我这样受到这些漂亮姑娘的娇惯，可是身在幸福之中的我却忧心忡忡，考虑的是如何不让同学们了解一丁点儿这里的家庭生活。我确信他们准会因为这样一种纯女性的环境而歧视我，然而实际上他们只会对我妒忌万分。我想尽办法使他们远离雅尔塔公寓，我不记得曾经允许过任何同学到这里来看我。同样也住在蒂芬布鲁伦的汉斯·韦尔里也许是他们中间唯一能够想象出我的住处是何等样子的人，但他也是唯一从不参与任何关于姑娘的谈话的人，他始终非常严肃，在这个问题上也保持他的尊严。我现在不敢肯定，或许他也像我一样处于某种类似的禁令之下，或许他还没有其他人的那种迫切的需要。
维茨把他拉小提琴的表妹引进了全班的话题，从这时起人们对她要比对他谈论得多得多。人们向他询问她的情况，他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然而，“果汁闲逛”一周又一周地向后推，原因大概在他竭力争取的那个表妹。也许他的愿望是鼓起她当小提琴家的勇气，不是将鲜花而是把一些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她的观众献到她的面前。她先是说没有时间，然后又生了病，全班的期望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人们对“希腊的伊林娜”的兴趣日益减少。我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我们雅尔塔公寓没有人会拉小提琴，小提琴作为父亲喜欢的乐器在我的心目中早已被神化了，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缠着维茨问这问那。我感到他越来越有所保留，最后甚至有些尴尬。表妹是否能来已经说不准了，她正面临考试。当我们进行“果汁闲逛”的那天，他没有把表妹带来，她让他转告她不能来了，并且向我们表示歉意。凭着对这些我甚至还一无所知的事情的不可捉摸的直觉，我觉得维茨一定是在什么事情上弄糟了。我看得出来，他很失望，情绪沮丧，不像他上课时那样开朗健谈，但是，后来他开始详细地谈论起音乐，也许是想到自己的损失。表妹勇敢地去参加了贝多芬作品小提琴音乐会。当他这次不是沉迷于一位作家而是沉迷于贝多芬时，我感到满足。当“强有力的”这几个对贝多芬必不可少的字眼出现并且被重复多少次时，我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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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自己，假如表妹当时来了会怎么样呢？我绝不怀疑她演奏小提琴的才能，她一定演奏得很好，全是合适的乐曲，以便抑制全班对她的狂热的兴趣。她也许再也不敢停止演奏，她一边拉琴一边领着我们穿过树林回城。维茨默不作声，作为一名随从紧跟在她的身后，为她安排座位。最后，我们欢呼着把她扛在肩上，她继续演奏着，帝王般地回到城里。
当然，她没有来的确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作为补偿，我们又去参观了基堡，这时已经没有人再提起她了，更多的是谈论历史。维茨面对这座保存完好的城堡，以他特有的生动形象的方式给我们讲述历史。这次远足的高潮是在回程的列车上，我们俩坐在同一节车厢里，我正好在他的对面。我读着一本在基堡买的导游指南，他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胳膊说：“这里大概有个年轻的历史学家。”我非常希望引起他注意我在做什么，然后把头转向我，但是现在发生的却是包含着一丝尖刻的讽刺，他把我看成是未来的历史学家而不是未来的作家。当时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呢？他预测我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当时对此并未寄予多少希望，这是对于我在他的课上也表现出来的广博学识的公正的惩罚。我感到非常狼狈，为了把他从历史引开，我向他问起一位作家，人们当时都在谈论他，可我却还从未读过他的作品，他是弗兰茨·韦尔弗[5]。
维茨谈了弗兰茨·韦尔弗那些充满对人类的爱的诗歌，或许没有任何人是他不了解的，就连女佣、孩子，甚至动物在他看来也不是微不足道的。神圣的弗兰茨，这个名字就像是为他指出了一条道路。他不是一个说教者，而是一个具有把自己变成任何有生命之物的能力的人，他的目的是为了以自己为例教会我们如何去爱。
我对此仍然像对他过去所说的一切那样深信不疑（我直到后来才对这件事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独立自主的看法），但是，这并不是在火车上发生的真正不寻常的事。在我犹豫迟疑、没有把握、充满敬慕的询问下，他开始谈起自己。他说得非常真实，根本没有想过要防范别人会怎么想，以至于我感到迷惘困惑，形成了对一个人的印象：他还正在成长，对今后的道路毫无把握。他说话真诚坦率，不带任何我从小就熟悉的鄙视和诅咒，他的话我也许根本没有真正听懂，但是我把它们记住了，就像是一个秘密宗教的公告。他对事业充满了急迫感，然而却又完全绝望，他始终都在寻找，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不知道要干什么，怎样去生活。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引起了我对他的爱戴，我愿意闭着眼睛跟他走到天涯海角，然而他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方。他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他身上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他喜欢这样飘忽不定。这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原因在于从他的嘴里说出的那些话，它们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使人不知所措。然而，我究竟应该跟着他走向何方呢？
注释：
[1]罗伯特·瓦尔泽（1878-1956），瑞士作家。
[2]神圣罗马帝国王朝，统治时期约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
[3]亨利希六世（1165-1197），腓特烈一世（红胡子）的儿子，一一九〇年就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4]戴特特夫·冯·李利恩克龙（1844-1909），德国作家。
[5]弗兰茨·韦尔弗（1890-1945），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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