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院的老教授和学生心满意足地带着曲谱资料离开后，陆子昂的生活终于迎来了一段难得的、没有任何“意外关注”的真空期。

    没有商业合作，没有学术访谈，没有纪录片团队，甚至连王导都在为他的“外星人广场舞”后期特效烧钱问题焦头烂额，没空来骚扰他。

    这种纯粹的、无人问津的平淡，让陆子昂几乎有些受宠若惊。

    他像一只终于确认危险解除的土拨鼠，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开始重新规划他的“低能耗”退休生活。

    首要任务，是修复那台饱经风霜的破收音机。

    在赵大爷的技术指导（主要是骂他手笨）和“总裁”的冷漠监督下，他成功更换了几个明显鼓包的电容器，清理了积灰的电位器，甚至还给调频旋钮上了点油。

    虽然外观依旧破旧，但杂音少了，串台频率显着下降，能稳定收听的台多了两个——一个专门放老相声，一个全天候播放各种交通路况（虽然他用不上，但听着有种莫名的烟火气）。

    其次，是继续攻克那件抽象派毛衣。

    在经历了无数次拆了织、织了拆的循环后，他终于完成了第一条袖子（虽然比另一只长了大概十厘米），并成功将两只袖子连接到了身体部分（连接处像个被胡乱打了好几个结的麻袋口）。

    “总裁”对这件半成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经常试图把它拖进自己的猫窝，似乎认为这是某种新型的、巨大的、温暖的猫玩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恢复他对食堂菜谱的精准预测能力。

    经过连续三天的暗中观察和数据记录（主要靠闻和看排队人数），他基本摸清了王婶的做饭规律：

    周一清淡，周二三荤素搭配，周四必有鱼，周五……看心情。

    这让他能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并在周四果断放弃钓鱼（反正也钓不到），专心排队等鱼吃。

    日子仿佛被调回了最初始的模式：起床，溜达，看葱，修东西，织毛衣，吃饭，午睡，溜达，听收音机，吃饭，发呆，睡觉。

    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但陆子昂喝得津津有味。

    他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被遗忘”的状态。

    走在院子里，老人们和他打招呼的内容也回归了正常：

    “院长，吃了吗？”

    “小陆，今儿天气不错。”

    “老陆，来杀一盘？（通常以陆子昂惨败告终）”

    再也没有人问他艺术理念、创作灵感或者商业计划。

    大家似乎终于接受了他就是一个普通退休老头（虽然年轻了点）的事实。

    这种普通，持续了将近半个月。

    直到某天下午，他正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听收音机里放的单口相声《逗你玩》，一边试图把那条过长的袖子拆掉一截时，豆豆举着一个花花绿绿的信封跑了过来。

    “陆叔叔！你的信！从外国来的！”

    豆豆的小脸上满是惊奇，仿佛收到了外星来函。

    陆子昂一愣，外国？他认识的外国人屈指可数，而且基本都在娱乐圈，系统解绑后早没联系了。

    他接过信封，入手还挺厚。寄件人地址是一长串英文，他眯着眼看了半天，只勉强认出个“a”。

    拆开信封，里面掉出来好几页纸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笑容灿烂的金发女人，背景像是某个大学的实验室。

    信纸上是打印的中文，措辞礼貌又带着点兴奋：

    “尊敬的陆子昂先生：冒昧打扰。我是xx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员艾米丽·陈。

    我们正在进行的关于‘长期压力缓解与创造性思维关联性’的课题研究，近期注意到您在退出高强度演艺事业后，进入一种…呃，一种极度松弛的生活状态，并在此状态下依旧产生了若干引人瞩目的、跨领域的创造性输出（包括但不限于音乐、文学剧本、社区文化实践等）……”

    陆子昂看到这里，眼皮就开始跳。这都哪儿跟哪儿？

    信后面大致是说，他的这种“被动式创造”（对方发明的词）和“低压环境下的灵感溢出”现象非常独特，极具研究价值。

    诚挚邀请他参与一项长期的线上跟踪研究，只需要定期填写一些关于心情、睡眠、日常活动的问卷，偶尔接受一下视频访谈，分享“内心感受”即可。

    作为回报，会支付一笔可观的参与费用。

    附上的几张纸是详细的问卷样本和研究计划书，充满了各种心理学量表术语和曲线图。

    陆子昂看着那厚厚一沓纸，感觉比当年看剧本还头疼。

    他只想安静地拆毛衣袖子，并不想成为别人论文里的一个数据点，还是跨太平洋的。

    豆豆好奇地问：“陆叔叔，外国医生要给你看病吗？”

    陆子昂把信纸塞回信封，面无表情地回答：“不，他们觉得我病得不够重。”

    正好张大妈遛弯过来，瞅见那外国信封，也来了兴趣：“哟，外国来信？小陆院长，是不是又有国际电影节邀请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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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子昂：“不是，是问我平时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张大妈：“……啊？外国人也管这么宽了？”

    陆子昂没再多解释，把信封随手塞进装毛线的袋子里，决定采取一贯的策略：

    冷处理，不理会。

    跨国邮件来回慢，说不定对方迟迟收不到回复，就放弃了。

    然而，他低估了学术研究的执着。

    几天后，他又收到了一封邮件，内容差不多，语气更急切了些。

    又过了几天，一个越洋电话直接打到了养老公寓的前台。

    小周捂着话筒，一脸紧张地跑来：“陆老师，找您的，外国人！说英语！听着挺急的！”

    陆子昂只好去接，对方是个语速很快的年轻男声，自称是艾米丽研究员助理，再次热情洋溢地邀请他参与研究。

    陆子昂的英语水平仅限于“how are you? fe, thank you”以及“this one, how uch?”，根本跟不上对方的节奏，只好一个劲地说：“no, thank you i' fe very fe”（不，谢谢。我很好。非常好。）

    对方似乎理解了他的拒绝，但仍不死心，又换了个角度，说哪怕不参与正式研究，能否偶尔通过邮件分享一些“日常生活的快乐瞬间”（比如看到一朵好看的花，或者吃到好吃的食物）的照片和简单描述。

    陆子昂听着电话那头磕磕绊绊的中文夹杂英文的解释，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这些搞研究的，是不是都觉得他这种咸鱼生活里充满了需要被分析的“快乐瞬间”？

    他看了一眼窗外，阳光正好，“总裁”在追自己的尾巴玩，赵大爷在整理刚收来的纸板，收音机里放着咿呀的戏曲。

    对着话筒，他用他能想到的最简单的英语回答：“sorry y life… no story”（抱歉，我的生活…没有故事。）

    说完，也不管对方听没听懂，就挂了电话。

    世界重归清净。

    他走回老槐树下，拿起拆了一半的毛衣袖子，继续跟那团纠缠的毛线较劲。

    阳光暖融融的，收音机里的戏文唱到了精彩处。

    什么研究，什么问卷，什么跨国学术关注。

    都比不上把这条袖子拆利索了重要。

    他算是明白了，想过几天真正的“普通日子”，在这个时代，可能才是最大的奢侈。

    但他还是想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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