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建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厚葬先皇。

    向天下正式发丧，宣布国丧期开始。

    这并非单纯的礼制，而是精心安排的政治仪式。

    先皇“龙驭上宾”的时机选择得极为讲究，目的就是为了让新皇登基更显名正言顺。

    通过这场隆重的仪式，新皇向天下宣告：

    旧时代已然落幕，新时代正式启程。

    林向安得到的赏银，先抽出一部分作为善款，用于修缮会馆。

    其余的大头，则用来补偿与安抚众人。

    周边百姓的补偿，由浙江会馆出面，挨家挨户送上银钱，态度恭谨，只说是“同乡聊表心意”，算是对因会馆牵连所受影响的一点弥补。

    至于遇难的举人，林向安不仅出资，还派镖局护送灵柩南下，送回原籍安葬，并额外留下一笔厚银，抚恤家人。

    而会馆里的所有人，无论是伯府护卫，还是镖局随行之人，林向安都分了一笔钱。

    少则五十两，多则百两，以示谢意。

    对于散出这些银钱，他并无不舍。

    毕竟，在动荡中临时调运大量粮食，本就是借势钻空子，若非众人支持，定然也不会顺利。

    如今真正的财富根基，已落在手中。

    他手握一纸空白文书，等同于获得了两浙盐粮垄断性的经营权。

    盐业，是最大的摇钱树。

    凭借敕令，他能轻松从两浙都转运盐使司拿到最优质、数量最大、成本最低的“盐引”，也就是食盐专卖许可证。

    甚至，他还能以督办之名，插手新盐场的开发，将源头牢牢攥在手里。

    而粮业，同样尽在掌握。

    以“平抑物价”“筹建义仓”为名，他可以优先收购最优质的粮源，掌控批发渠道。

    届时，他的粮店将成为官方默认的合作伙伴。

    有了这样的背书，几乎所有商业障碍都能一扫而空。

    若是再用心经营，他甚至能借督办之名，成为地方官的座上宾，广结人脉，恩威并施。

    这份权柄，说到底，也是对他的考验。

    简而言之，他拿到了在帝国最富裕地区，管理最赚钱买卖的“尚方宝剑”。

    这才是真正的大头。

    足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累积起惊人的财富。

    钱财散去之后，林向安顺势解散了同济会，将会馆的日常管理重新交还给王管事。

    那些原本心生羡慕甚至暗暗眼红的人，也随之噤声。

    他慷慨散财、厚葬同乡的举动，让他的名声彻底改变，从一个“像个精明能干的商人”，升华为“仁德仗义的君子”。

    修缮会馆的事务，他交给段昊初监管查账；

    此前卖粮换来的抵押品，则全部托付镖局处理；

    而粮食所得的钱款，他只拿回本钱，余下尽数分给镖局和李家。

    一切安排妥当后，林向安带着王和信、林远，悄然离开会馆。

    外人只知他隐身避世。

    真正知道新住处的，只有段昊初与王管事。

    就在会馆不远处，一处三进的清雅宅院。

    它原本属于浙江会馆名下，如今已被林向安买下。

    门楣上只挂着一方简朴的匾额——“林宅”。

    此后，赵康平以宁国公府的名义，暗中为林向安延请了一位名儒。

    以“府中西席”的身份，来为他辅导功课，点拨时文。

    自此，林向安一面闭门苦读，一面筹划商业。

    眼下先皇新丧，天下皆守国孝一年，会试必定要顺延。

    林向安索性决定，把这段时间用来积攒属于自己的力量。

    一直以来，因为自己能打理，又有兄弟帮衬，他并未想收拢人手。

    事到如今，经此事之后，培植自身势力，已是势在必行。

    

    在商业上，林向安仍打算以粮食为核心。

    原本的粮道已成规模，如今再有敕令庇护，获取粮源要比过去容易许多，价格也更加实惠。

    若要做大，就不能再依靠临时应变，而是要正规化、体系化，长远谋划。

    建立起一条完整的“粮道—仓储”网络。

    这并非他一人之力能撑起的事，必须物色值得信赖的同伴，共同将这条路走得稳妥。

    林向安打算把这条粮道，作为日后特殊时期的“压舱石”，用来稳定市场。

    至于平常年份，倒不必去挤零售市场的生意。

    凭他如今的人脉与资源，完全可以主攻批发，走高品质、高端供货的路线，逐渐成长为大型粮食批发商。

    再加上他在浙江会馆积累的口碑声望，以及新皇亲赐的“义冠东南”匾额，这便是最有力的背书。

    客户群体可以锁定在各地粮商、大酒楼、军营采办，乃至官府的仓储部门。

    思路逐渐明朗后，摆在眼前的关键问题，便是如何建立起一套高效的管理与运营机制。

    

    因为这次铤而走险的大规模运粮，林向安才真正摸清了其中的流程与门道。

    实际上，粮食本就是朝廷治国的根基。

    先帝推行“重农抑商”，奉行广积粮的国策，将粮食储备视作安国立本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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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户部下设十三清吏司，各司分管一省田赋与粮饷。

    仓部则专掌中央粮仓的管理与审计。

    驻淮安的漕运总督，掌控南粮北运的生命线。

    而各地总督、巡抚，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负责本地的粮食生产、征收与赈灾。

    围绕这些制度，朝廷建立了一整套粮政体系：

    田赋征收、漕运制度、开中法与仓储备荒。

    田赋，是国家最主要的粮食来源，直接向自耕农与地主征收。

    漕运，则是将江南丰饶之粮，源源不断运往北方。

    开中法，军队运送军粮等物资，然后换取“盐引”，一份盐引大概四百斤盐。

    朝廷不费一分一毫，利用粮食政策撬动民间商业资本，也因此催生出一批巨富盐商。

    仓储系统，则由地方官府执行，分为官仓与民仓：

    官仓用于军队、官僚和漕运体系；

    民仓则以平抑粮价、赈济灾荒为主，又细分为预备仓与社仓、义仓。

    其中预备仓最为重要，由州县设立，粮源包括官钞收购、罪囚赎罪粮、民间输捐等；

    而社仓、义仓则多由乡绅富户出资，带有浓厚的自治色彩，遍布乡村。

    按理，京城的粮价，本该由预备仓来调节。

    但因皇长孙与诸藩王的争斗，运转受阻，导致粮价失序。

    林向安正是在这段权力真空期，借宁远伯府、李家与镖局之力，强行运粮入京。

    虽然铤而走险，却也缓解了市场压力。

    眼下，他打算借用现有的制度框架，来拓展自己的粮道。

    放眼天下，最重要的产粮区，正集中在湖广、江西、安徽与江浙等地。

    在几个关键产粮区，林向安计划挑选水陆交通便利的城镇，设立收购点。

    这些收购点不再是普通粮店，而是相当于小型“分公司”。

    每个点都需派驻一名得力掌柜，配备账房、伙计与护卫。

    这就意味着，要吸纳并培养大量人才，经过系统培训，按统一标准去管理，才能确保运转高效。

    到时将与当地势力合作，重点联络粮行和大地主，由他们充当中间商进行批量收购，以降低管理成本。

    同时，也可直接开设粮仓。

    收购零散农户的粮食，不仅能赚取差价，还能博得好名声。

    必须在关键节点建立大型中转仓，比如扬州、汉口、通州等地。

    这里不仅是仓库，更是贸易站。

    粮食可以在此集散、分级、包装，甚至进行短期交易。

    比如，南方稻米与北方麦豆也能在此互换。

    更重要的是，中转仓还是情报节点。

    每一个仓都将收集当地粮价、天气、民情、官府动向等信息，定期汇报，以便做出应对。

    若要让粮业顺利发展，还必须在相关产业布局，打造一个互相补充、能抵御风险的商业闭环。

    这其中包括船运、车马行、银楼与当铺。

    船运与车马行，不必自建，以入股或合作模式为主。

    林向安打算通过提供稳定的运粮订单与资金支持，换取优先使用权、优惠价格，乃至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形成利益共同体。

    如此，特殊时期，若陆路断绝，便走水路；若水路不畅，则转陆运。

    

    至于银楼与当铺，则必须由自家掌控。

    为什么选择开银楼，而不是钱庄？

    钱庄的核心在于“信用”和“汇兑”，它直接关乎地方乃至国家的金融稳定与货币流通，是朝廷的经济命脉。

    历来官府盯得极紧，监管严苛。

    而且，钱庄的信誉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

    这既不是林向安现阶段所拥有的，也不是他能等得起的。

    综合来看，倒不如开银楼。

    银楼的核心是“金银制品”和“实物兑换”。

    在朝廷眼中不过是手工业和零售业，政治敏感度远低于钱庄。

    但若细究，银楼其实已经半只脚踏进了金融业。

    富户常常将金银首饰、金锭银锭寄存在信誉良好的银楼，托管或改款。

    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物储蓄”。

    而遇到急需用钱的熟客，银楼也能顺理成章地以首饰抵押。

    提供短期周转，这自然演化成了“抵押贷款”。

    有了这些基础业务，林向安便想到，银楼完全可以为“内部”产业提供金融支持。

    粮食贸易本就需要庞大的现金流。

    而银楼能吸纳闲散资金，到时候向自家粮业、船运等产业放贷。

    实现资金在内部循环，减少对外钱庄的依赖。

    更何况，他背靠浙江会馆。

    上次散尽赏银、补偿众人的举动，已为他积累下口碑与信誉；

    危难时刻掌控会馆的作为，想来也会传出去，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实力背书。

    即便只面向浙商圈子，便足以吸引到可观的资金。

    因此，银楼的选址必须慎重。

    最好设在繁华的商业区或达官贵人聚居之地，可布局京城、南京、杭州、苏州四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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