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古代封建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存量社会”。

    整个社会的财富和资源增长极其缓慢，甚至近乎停滞。

    竞争的核心，不在于如何把“蛋糕”做大。

    而是谁能在那块几乎固定大小的蛋糕上，分到更多。

    社会的根基财富是土地，而土地的总量几乎不变。

    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均土地与资源便会逐渐减少，直至突破极限，引发饥荒、瘟疫与动荡。

    等到农民起义爆发，人口大幅锐减。

    局势重归稳定，新的循环又重新开始。

    经济增长完全依赖农业，可农业技术在达到一定水准后往往停滞不前。

    远远不能像后世的工业革命那样实现生产力的飞跃。

    在这样的格局下，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式的稳定与固化。

    等级森严，内部竞争激烈。

    国家的根本目标只有一个“维稳”。

    确保秩序与赋税，而不是鼓励开拓、创新与贸易。

    “重农抑商”的政策，进一步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于是，王朝更替、土地兼并、科举内卷、农民起义、再到重农抑商，历史就这样一轮又一轮地循环。

    林向安越是深入体会，越感到心凉。

    这是无解的，并不以个人意志转移，而改变。

    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就是活在当下，提高影响力，日后做些实业创新。

    一点点传播核心理念，实业兴邦，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林向安手里握着的那道敕令，赋予他直接介入、改革两浙盐务的权力。

    权力虽大，但人在京城，即便洞悉盐政积弊，却无从下手去真正改革。

    眼下若要筹本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盐。

    利用在京城的地位与人脉，充当一个“资源整合者”和“保护伞”。

    赚钱方式不再局限于“管理”，而是转向“运作”与“担保”。

    既能获利，又能保持相对的公平与良心。

    他计划在京城设立一个“盐业公所”。

    邀请来自两浙的正统大盐商入驻，同时也吸纳那些有实力、想参与盐业的新晋商人。

    公所的作用有三：

    其一，信息共享。

    定期通报政策风向，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损失。

    其二，申诉渠道。

    若商人在地方遭遇盐官盘剥，或盐引无故拖延，可通过他这条线递话至户部或都察院，替他们主持公道。

    其三，信誉背书。

    凭借他手中的敕令和个人声望，为会馆里信誉良好的商人撑腰。

    商人去地方支盐时，地方官自不敢肆意刁难，效率自然提升。

    这“盐业公所”，几乎就是一个顶级俱乐部。

    收费模式也很清晰：

    一是会费。

    商人们为了进入这个圈子，获取信息与保护，愿意支付高额费用。

    二是佣金。

    若成功替某商人追回拖欠的盐款或解决大麻烦，按比例收取酬劳，算得上公平合理的“服务费”。

    除此之外，还有中小盐商。

    他们往往手里握着盐引，却无力运销，或因支盐拖延导致资金链紧张。

    林向安可以按折扣收购这些急于变现的旧盐引。

    再凭借自己的人脉去兑付成盐，卖出差价，利润自然不小。

    当然，盐业还有不少其他门路。

    只是眼下创业伊始，虽然掌握资源，但资金仍是大问题。

    盐引套现还得需要时间。

    还得另想办法筹集启动资金。

    过去他是以借用资源，“让利”换取合作。

    如今有了底牌与话语权，就不必再简单让利，而是要牢牢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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