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劳里卡的关系并没有彻底破裂。她不信任我，放学回来就躲避我，留心不当着我的面取书包里的东西。我对她的作业根本不再感兴趣，作了谋杀的尝试之后，我坚信她是个坏学生，为她写的错误字母感到脸红。我暗自这样说，也许这样我方可挽救自己的自尊心。

    她对我做了可怕的报复，虽然她事后矢口否认。我所能做到的有利于她的一切让步，或许就是让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干过的事情。

    各家使用的水，大部分是盛在大桶里从多瑙河拉上来的。一头骡子拖着木桶，桶装入一特种车辆里，一个什么也没有运送的“送水者”，手持皮鞭走在车前。拉来的水在大院门前卖掉，非常便宜，水从车上卸下，倒进大铁锅里，然后煮沸。盛着热水的几口铁锅被置于房前，放在稍呈长形的平台上，让它们冷却一段适当的时间。

    劳里卡与我又能相处了，起码我们有时候在一起做捉人游戏。有一次，盛着滚烫开水的几口铁锅放在平台上，我们在铁锅之间跑来跑去，太挨近铁锅了，劳里卡就在一口锅旁抓住了我，推了我一把，于是我便跌进了沸水中。除头以外，我的全身都烫伤了。索菲姑姑听见了可怕的叫喊，把我从锅里抱出来，替我脱掉衣服，我周身的皮肤也随之脱落了。人们为我的生命担惊受怕，我带着剧烈难忍的疼痛卧床数周之久。

    父亲当时在英国，这对我来说是最倒霉的事情。我想，我必定要去见上帝了，我便高声呼叫他，哭诉说，我再也见不到他了，这比疼痛还难受。那疼痛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已不再感觉到疼痛了，但我依然感到对父亲那绝望的思念。我想，他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可人们断言他知道，这时我便叫喊道：“为什么他不回来？为什么他不回来？我想要见他！”也许他真的迟疑不决，拖延回来，几天前他才抵达曼彻斯特，他要在那里筹备我们的搬迁事宜，也许他想我的状况会自然而然地好转，他不必马上回来。但是即使他立刻获悉我的情况，毫无迟疑地踏上归途，那么遥远的路，他哪里能够马上到家呢？我的健康状况一小时一小时地恶化，人们安慰我，总说父亲今天不到明天就到，让我一天天地等下去。一天夜里，人们以为我终于入睡了，我却霍地从床上跳起来，扯下身上的一切衣服，我没有因疼痛而呻吟，而是呼叫他：“cuandoviene?cuandoviene?”（“为什么他不来？为什么他不来？”）母亲、医生、其他所有服侍我的人，我都漠不关心，不看他们，他们干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毫不理会他们的细心周到，我只有一个念头，其实那是一个伤口，一切都汇进这伤口里，那就是父亲。

    后来我听见他的声音，他从后边走到我身边来，我趴着躺在床上，他轻声呼唤我的名字，他绕着床走，我看着他，他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头发上，他就是我的父亲，我没有疼痛了。

    从这一时刻起所发生的一切，我是从他人的讲述中了解到的。伤口变成了一个奇迹，开始痊愈了，他答应不再离开，此后数周，他都待在家里。医生确信，倘若父亲不回来见我并且留在我身边，我就活不成了。他认为我已没有指望了，却坚持等待父亲的归来，这是他的唯一的、并不太有把握的希望。他就是那位帮助我们兄弟三人出生的大夫。后来他习惯说，我的这次再生是他经历的所有分娩中最艰难的一次。

    我出事前几个月，即一九一一年一月，我最小的弟弟出生了。分娩是轻松的，母亲感到自己足够强壮有力，能够自己给他喂奶。这次分娩同上一次截然不同，也许因为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因而并未把它看得太重要，仅仅在短时间内是人们注意的中心。

    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觉察到，重大的事情正在进行中。父母亲谈话的语调变了，听起来又坚决又严肃，他们当着我的面没有老是讲德语了，而且常常谈论英国。我获悉，我的小弟弟以英国的新国王的名字命名，叫格奥尔格。我喜欢这个叫法，因为它有点出人意料，爷爷却不大中意，他希望并坚持起一个《圣经》里的名字。我听见父母亲说，他们不让步，孩子是他们的，他们爱怎样起名就怎样起名。

    造爷爷的反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格奥尔格这个名字的选择，乃是对他的一次公开宣战。母亲的两位兄弟在曼彻斯特创办了一个商行，生意迅速兴隆起来。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溘然去世，另一个建议我父亲到英国去同他合伙经营。对父母亲来说，这是一次摆脱他们觉得太狭小并且过于东方化的鲁斯丘克，摆脱爷爷那太令人憋闷的专横的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马上答应了，可是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从现在起在他们与爷爷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爷爷无论如何不愿意把他的一个儿子交出来。我不熟悉这场持续了半年的斗争的详细情况，但我觉察出家中，特别是庭园里——亲戚们必然在这里相遇——气氛已变化了。

    爷爷在大院里一有机会就抓住我，使劲地亲吻我，并且当有人可能看见我们的时候，他还流出热泪。虽然他再三声称，我是他最亲爱的孙子，没有我他就无法活下去，但我根本不喜欢我面颊上这许多的泪水。他试图激起我对英国的反感，这一点父母亲看出来了，便对我讲，那里多么美好，以抵消爷爷的影响。“在那里，所有人都诚实，”父亲说，“人们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根本用不着跟他人握手言定某事。”我站在他的一边，怎能不站在他一边呢？他根本用不着向我保证，说我到英国后马上进学校学习读书写字。

    爷爷对父亲，特别是对母亲的态度同对我的态度截然不同，他把她看作移居外国一事的主要策划者。有一次，她对他说：“是啊！我们无法再忍受鲁斯丘克这里的生活，我们俩想要离开这里。”他背向着她，不再跟她说话。此后好几个月，我们还在这里，他都不理睬她。他对仍然必须去上班的父亲发脾气，他的脾气令人吃惊，而且一周比一周更可怕。启程前几天，他看见他一无所获，便在花园大院里，当着在场的亲戚们的面，严肃地咒骂他的儿子，众亲戚惊恐不安地在旁倾听着。我听见他们相互之间谈论此事，他们说，一个父亲诅咒他的儿子，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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