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我睡他的床，让母亲独自一人待着是危险的。我不知道指定我为她的生活的守护人是谁的主意。她老是流泪，我倾听她哭泣，却无法安慰她，她哭得非常伤心。她起来站到窗口去，我一跃而起，站到她身旁，用手臂搂住她，不让她脱开，我们默默不语，此情此景不是用语言所能描绘的。我紧紧地搂抱住她，要是她从窗口跳出去，势必把我一起拽下去，她没有力气使我跟她同归于尽。当她的紧张心情过去，并从绝望中转过身来对着我，这时候我发觉她的身体松弛了。她把我的头紧紧搂在怀里，大声啜泣起来。原来她以为我睡着了，便努力尽量低声哭泣，以免哭声把我唤醒，但她没有注意到我暗地里醒着，她悄悄地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窗旁，这时她确信我已熟睡了。多年后，当我们谈起这些日子的时候，她承认：她感到惊异的是，她每次悄悄溜到窗口旁边，我就马上站到她身旁用双臂搂抱住她。她无法逃脱我，她被我拦住了，但我觉察到，我的警惕性使她厌烦。每个夜晚她都不止一次地试图逃脱我，兴奋激动之后，我们母子俩都精疲力竭，很快就睡着了。她对我渐渐地表示出佩服，开始像对待一个成年人那样对待我。
几个月后，我们从伯顿路的住宅——我的父亲在这里死去——迁到帕拉迪诺路她的哥哥那里。那是一幢大房子，住着许多人，迫在眉睫的危险过去了。
以前在伯顿路的时候，不仅是夜里出现可怕的情景，而且白天也冷冷清清，令人憋闷。傍晚，母亲和我坐在黄色客厅里的一张供玩牌用的小桌旁吃晚饭。这张小桌本来不是客厅里的，后来被特意搬进来供吃饭用，现在桌上已为我们两人摆好了餐具！还有一些冷的小吃：白色的羊奶酪，黄瓜和橄榄，就像在保加利亚吃的那样。当时我七岁，母亲二十七岁，我们进行了一次文明的严肃认真的谈话。四周万籁俱寂，犹如在儿童寝室里一样。母亲对我说：“你是我的大儿子。”这话使我心里充满了责任感，夜里我感到自己对她应该负的责任。我整天想念着晚餐，我自取食物，跟她一样只取一点放在自己的碟子里，一切都是在慢条斯理、经周密思考的动作中进行的。尽管我还能记得当时自己手指的动作，但我们谈了些什么，却记不起来，除了那句经常重复的“你是我的大儿子”的话外，其余的全忘得一干二净了。母亲对我露出一丝微弱的微笑，说话时嘴的活动，不像平常那样热情奔放，而是拘谨的、克制的。在这次晚餐中，我没有察觉出她有什么痛苦，也许因为我在她身旁，她的痛苦解除了。有一次，她给我讲了点关于橄榄的情况。
以前，对我来说，母亲并不太重要。我从未看见她独自一人待着。我和弟弟受一位家庭女教师的保护，经常在楼上儿童室里玩。我的两个弟弟分别比我小四岁和五岁半，最小的格奥尔格单独有个“小笼”，二弟尼西姆因为爱胡闹而声名狼藉。人家刚刚让他一人待着，他就要干点坏事，他打开浴室的水龙头，在人们发现之前，水就经过楼梯流到底层下面来了，或者他展开卫生纸，直到上面过道全被手纸覆盖为止。他经常想出新的和更加糟糕的恶作剧来，他由于恶习难改只能依然叫“thenaughtyboy”（英语：“顽童”）。
我是唯一去上学的孩子，去巴洛莫路兰开夏小姐那里。关于这所学校的情况，我想以后再讲。
在家里的儿童室里，我多半独自一人玩耍。其实我很少玩，我对糊墙纸说话，在我看来，糊墙纸图案上许多模糊的圈子仿佛是人。这些人在我虚构的若干故事里出现，有时我对他们讲话，有时他们也参加玩耍，我对糊墙纸上的人从不厌烦，我可以跟他们聊数小时之久。家庭女教师跟两个弟弟离家外出的时候，我想独自留在糊墙纸旁。我最喜欢糊墙纸陪伴我，跟两个小弟弟的陪伴比，我更喜欢前者的陪伴，这两个人总要干些像尼西姆的恶作剧那样令人恼火的蠢事，令人讨厌地捣乱。倘若两个小弟弟在近旁，我对糊墙纸上的人就只说悄悄话；假如家庭女教师在场，那么我只暗自杜撰我的故事，对他们我连嘴唇也没有动一动。随后他们三人都离开了房间，我稍等片刻，便不受干扰地开始说话了，不久我就高声说话，情绪激动。我只记得，我试图说服糊墙纸上的人采取勇敢的行动，倘若他们拒绝我的劝说，我就让他们知道我在鄙视他们。我使他们高兴起来，我辱骂他们，我一人待着总有点害怕，我自己所感受的都记在他们的名下。他们是无花果，但他们也一起玩，他们说出自己的话语。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一伙人用自己的辩才反驳我，倘若我能说服这一伙人，那是个不小的胜利。我正在跟这伙人辩论，家庭女教师突如其来地提早回来，并听见了儿童室里的说话声。她迅速步入室内，我的秘密被发现了，从此我总是被带去一起散步，人们认为，如此经常地让我独自一人待着是有害健康的。好景不长，高声跟糊墙纸说话的美事过去了，但我个性顽强，惯于静悄悄地叙述我的故事，即使两个小弟弟在房间里也一样。我能够做到一边跟他们玩，而同时把自己同糊墙纸上的人联系起来。家庭女教师把使我完全戒掉这不利于健康的不良癖好当作自己的使命，只有她才使我丧失了活动能力，在她面前，糊墙纸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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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里，我跟我的真正的父亲进行了最令人愉快的谈话。早上，在他去办事处之前，他来到我们儿童室里，对我们每人都讲几句独特而贴切的话。他性格开朗，快乐，经常编造出新的笑话。早上同父亲谈话时间不长，那是在早餐之前，他同母亲一起在楼下餐室里吃早餐，其时他还未阅读报纸。晚上，他带礼物回来，给每人捎来一点东西，他每天都给我们带礼物回来。此后他在家里待的时间较长，跟我们一起做操。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将我们三人置于他已伸开的胳臂上，这时他抓住两个弟弟，而我得学习在他臂上自由站立。我虽然爱他胜过任何人，但对这样的活动总感到有点害怕。
我上学几个月之后，发生了一件感人的、激动人心的事情，它支配着我此后的全部生活。父亲为我带了一部书回来，领我一人到我们孩子的卧室里，给我讲解这部书。那是一本少儿版的thearabiannights，即《一千零一夜》。封皮上有一幅五光十色的画，我想那是阿拉丁和神灯。父亲激励我，一本正经地对我讲话，说读这部书多么让人开心，他给我朗读了一个故事，说书中的其他所有故事也跟这个故事一样有趣。他要求我现在试试阅读这些故事，把我读过的故事晚上讲给他听，说我读完这部书，他将给我带来另一部。我二话不说，立刻行动，虽然我在学校里才刚刚学习读书认字，可我还是马上读起这部令人赞叹的书来。每天晚上我都向父亲讲一点读过的故事，他遵守自己的诺言，经常带一本新书回来，我整天都沉醉在我的阅读中。
家里有一套儿童读物，都是同样的正方形规格，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封皮上的彩色图画。所有书里的印刷字母大小完全相同，仿佛老是读同一本书似的。但这是怎样的一套书呀！与它相似的书从未有过，我能够记起每部书的书名。继《一千零一夜》之后还有《格林童话》、《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莎士比亚故事》、《堂·吉诃德》、《但丁》和《威廉·退尔》[1]。我不太清楚，怎样把但丁的作品改编成儿童读物呢？每一部书里都附有多幅彩色图画，可是我不喜欢这些画，觉得故事要有趣得多，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我是否还认得出这些插图。可能很容易看出来，我后来成长所需要的几乎一切，都包含在我七岁时为了讨父亲高兴而阅读的那些书里。那些后来不断萦回于我的脑际、使我永不能忘记的人物中，仅缺了奥德赛。
读完每一部书后，我都跟父亲议论一下书中的内容，有时候我激动得要命，他得安慰我一番。他从不以成人的方式对我说，童话是不真实的，对此我特别感激他，我也许今天还以为童话是真实的。我清楚地觉察出鲁滨孙不同于航海家辛伯达[2]，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故事中的一个故事低于另一个故事。看了但丁写的地狱，我做了一场噩梦。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雅克，你不该把这本书给他，这对他来说太早了。”听见了母亲的话，我担心父亲不再给我带书回来，于是我学会隐瞒我的梦幻。我也相信——这点我没有完全的把握——母亲把我经常与糊墙纸上小人的谈话，同书籍挂起钩来了。这个时期我最不喜欢母亲。我很机灵，能觉察出危险。要不是那书籍和同父亲关于这书籍的交谈对我来说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事，我也许不会如此顺从和假惺惺地放弃跟糊墙纸的高声交谈。
父亲毫不动摇地开导我，继但丁的作品之后，他试以《威廉·退尔》诱导我，看是否奏效。趁这个机会，我头一次听到“自由”一词。他对我讲的一些关于此书的情况，我已忘记了，但他又补充了一些有关英国的情况，说我们迁居英国，是因为这里自由。我知道他多么热爱英国，而母亲的心却放在维也纳上。他努力准确地掌握语言，一位女教员每周来家一次，给他上课。我觉察出他说英语句子不同于德语，他从青年起就已熟悉德语，他跟母亲也多半说这种语言。我听见他有时候反复说个别句子，他把句子慢慢地说出来，仿佛是很悦耳的东西，它们给他带来享受。对我们孩子，他总是说英语，西班牙语——直到那时为止它是我的语言——则退居次要地位，我只从其他特别老的亲戚们那里听到这种语言。
父亲只想听我用英语作关于我读过的那些书籍的报告。我以为，通过这些我偏爱的读物，我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步。我很流利地用英语讲给他听，对此他感到高兴。他所要说的话有特殊的分量，因为他很好地思考过，以免说错，而且他说得仿佛是在向我朗读一样。我满怀激情地回忆这些时刻，这跟他在儿童室里与我们一起玩耍、不断地编造新的笑话时的情形截然不同。
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部书是关于拿破仑的。那是站在英国立场撰写的，拿破仑以凶恶暴君的面目出现，他企图把所有国家，特别是英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仍在读这部书。从那以后，我对拿破仑的反感是不可动摇的。给我《威廉·退尔》之后，他马上把这部书给了我。我已经开始向父亲讲述这部关于拿破仑的书，但是还没有讲多少；关于自由的谈话之后，它对我来说是一次小实验。不久我非常生气地对他谈论起拿破仑来，这时他说：“宁可等待，现在为时太早。你必须首先继续读下去，后面的情况完全不同。”我确切知道，拿破仑当时还未当上皇帝。也许这是一次考验，也许他想要看看我是否经得住皇帝豪华的诱惑。父亲死后，我继续把这部书读完，我反复阅读它，读了无数遍，就像读所有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图书一样。我对拿破仑的头一个印象是从这部书得来的，不把他跟父亲的溘然逝世挂起钩来，我就再听不得拿破仑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在拿破仑的所有牺牲者中，我父亲是最大的和最可怕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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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父亲星期天带我一人去散步。默西河在我们家不近的地方流过，小河左边由一堵淡红色的墙围绕着，右边有一条小径蜿蜒地穿过一块鲜花遍地、高草丛生的草地。他对我说了草地一词，此词叫“meadow”（英语）。每次散步的时候他都考问我这个词，他觉得此词特别悦耳。对我来说，它是英语中最优美的词。另一个他喜爱的词是“island”（英语：岛屿）。英国是个岛屿，这对他来说有着独特的意义，也许他觉得它是个幸福的岛屿。即使我早已知道英国是个岛屿，他还三番五次地向我说明，这使我感到奇怪。在我们最后一次散步经过默西河畔草地的时候，他跟我说的话与我听惯的话截然不同。他非常恳切地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当个博士！”“凡是你想要干的事，你将来都能干成。”他温情地说，如此之温情，以致我们两人都站住了，“你不必像我和两个舅舅那样当商人。你将要深造，凡是你最喜欢的事，你都会成功。”
我总是把这次谈话看作是他的遗愿。但是当时我不懂得，为什么他说这番话时样子变了。当我对他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时，我才明白了，原来他说那番话时联想起他自己来。在维也纳求学的年代里，他曾是城堡剧院的一位热情观众，而当演员则是他的最大愿望。宗南塔尔是他的偶像，经过努力，他成功地到达他的偶像那里，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宗南塔尔对他说，他的身材太小，不合乎舞台需要，演员的个子不能如此矮小。爷爷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他是个演员，父亲继承了爷爷这方面的天赋，但是宗南塔尔的论断对他是毁灭性的打击，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他喜爱音乐，而且有一副好嗓子，他爱他的小提琴胜过一切。爷爷以不讲情面的家长身份统治他的孩子们，老早就把他的每个儿子派到商店里，保加利亚每个较大的城市都要有一个分店，各个分店都置于他一个儿子的监管之下。父亲在他的小提琴上消磨了太多的时光，结果他的琴被拿走了，他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马上去上班。但他根本就不喜欢这一行，对于商店的利益，他更是丝毫不感兴趣。不过他远比爷爷软弱，因而顺从了。当他借助于母亲，终于成功地逃出保加利亚，迁居曼彻斯特的时候，他已经二十九岁了。这时他已有家小，有三个孩子，得要照料他们，这样依然当了商人。他摆脱了父亲的专制统治，离开了保加利亚，这就是他的一次胜利。他虽然忍受着父亲的咒骂，含怒地同他分手了，但他在英国自由了。他决心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他的儿子们。
我并不认为父亲是个非常博学的人，他把音乐和戏剧看得重于读物。楼下餐室里放着一架钢琴，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当父亲不在办事处的时候，父母亲惯于到那里奏乐。父亲唱歌，母亲用钢琴给他伴奏，经常演唱德国歌曲，多半是舒伯特[3]和勒韦[4]的歌曲。有一首歌叫《原野上的坟墓》，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我完全沉醉于这首歌曲了。如果我听见演唱这首歌曲，我就打开楼上儿童室的门，蹑手蹑脚地下楼，置身于餐室门后。当时我还不懂德语，但这首歌很哀伤，叫人肝肠寸断。我躲在门后被发现了，从此我获得了在餐室里旁听的权利。我为这首歌被特意从楼上请下来，再也不必悄悄地溜下来了。有人给我讲解这首歌，虽然我早在保加利亚时就常听到德语，并且悄悄地不懂也暗自跟着说，但人家给我翻译，这还是头一回。我最初学到的数句德语，是从《原野上的坟墓》学到的。这首歌说一个逃兵被抓住了，他站在同伴们面前，他们要枪毙他，他唱出了诱使他逃跑的原因。我想，那是一首他家乡的歌，它以这样的词句终结：“再会，兄弟们，这儿是胸膛！”随即一声枪响，原野的坟墓上终于长出了玫瑰。
我战战兢兢地等待开枪。这首歌令人激动，永不过时。我一再想听这首歌，老是缠着父亲，他接连为我唱了两三遍。每星期六父亲回家时，还在他从提包里取出分送给我们的礼物之前，我就问他是否唱《原野上的坟墓》。他说：“也许吧。”但确切地说，他还未下决心，因为我热衷于听这首歌，使他开始感到不安。我不愿相信那个逃兵真的死了，我希望他获得援救，如果他们唱了几遍还救不了他，我就垂头丧气，怅然若失。夜里想起他来，我反复地考虑他的事。我不理解同伴们为什么枪毙他，实际上他把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我肯定不向他开枪。他的死我无法理解，他是我哀悼的头一个死者。
注释：
[1]席勒的名剧，以瑞士传奇英雄威廉·退尔为主人公。
[2]《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3]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
[4]勒韦（1796-1869），德国早期浪漫派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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