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抵达曼彻斯特不久，我便上学了。学校坐落在巴洛莫路，离我们的住处大约十分钟路。校长叫兰开夏小姐，由于曼彻斯特坐落其中的伯爵领地也叫兰开夏，我对这个名字感到很惊异。那是一所有男孩和女孩的学校，我处于地地道道的英国孩子们中间。兰开夏小姐为人公正，对待所有孩子都一样友好。我用英语说话稍有点流畅，她就鼓励我，因为我的英语始初不如其他孩子们好。但是我很快就学会了读和写，而当我开始在家里阅读父亲带回来的书籍的时候，我察觉兰开夏小姐一点也没有想听一听我朗读的意思。她的奋斗目标，就是让所有孩子都心情舒畅。她从不采取紧急步骤，我从未看见过她被激怒或者生气了，她非常精通她那一行，在孩子们中从未遇到过麻烦。她步履稳定，却没有运动员的风度，她的声音均匀，从不紧迫，咄咄逼人。我想不起她发过号令。学校里有些事是不允许做的，由于再三讲明了，人们也乐于遵守。从头一天起我就喜爱这所学校。兰开夏小姐没有我们的家庭女教师那种尖酸刻薄的话，特别是没长一个尖削的鼻子。她个子矮小，身材窈窕，有一张圆圆的漂亮面孔。她那褐色的工作外套直拖地面，因为我看不见她的鞋，便问父母亲，她是否穿鞋。我对讥笑非常敏感，母亲听到我的询问后捧腹大笑，这使我决心要发现兰开夏小姐那双看不见的鞋。我敏锐地注意着，终于发现了，我回家讲了此事，心里感到委屈。

    凡是我当时在英国所经历的事情，都因为它的制度而博得我的好感。在鲁斯丘克度过的生活曾是令人激动不安的，充斥着喧闹声，并且屡屡发生悲痛的不幸事件，这里的学校却有点使我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学校的教室都在地面上，就像我们在保加利亚的住宅那样，这里没有楼层，如同新盖的曼彻斯特住宅那样。学校后边通向一座大花园，教室的门窗总是敞开的，随时都可以到花园去。体育是最重要的科目，从头一天起其他男孩子们就已熟悉体育的规则，仿佛他们从娘胎呱呱落地就会打板球似的。我的朋友唐纳德过了一些时候承认，他起初以为我笨，因为人家得要给我讲解打球的规则，并且要反复讲解，直到我弄懂为止。他坐在我旁边，只是出于同情才对我说话，但他后来有一次给我看邮票，我马上认出每一张邮票是哪个国家的，随后我甚至拿出了一些他还没有见过的保加利亚邮票，并且随即把这些邮票赠送给他，而不是同他交换。“因为这种邮票我还有那么多。”这时我就开始引起他的兴趣，我们便成了朋友。我并不以为我这样做是想要讨他喜欢，我是个很高傲的孩子，肯定想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察觉他态度高傲。

    我们的邮票友谊发展如此迅速，以致我们在上课时候偷偷地在长凳下玩起邮票的小游戏来。别人没有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以极友好的方式分隔开来，只是在回家的路上玩我们的游戏。

    一个名叫玛丽·汉德松的小姑娘坐到他的座位上，在我旁边，我马上像喜爱邮票那样喜爱她。她的名字意谓“漂亮”，令我惊奇，我不知道名字还可能有某种意义。

    她的身材比我矮小，头发浅色，但她最好看的地方是她那红艳艳的脸颊，“宛如小苹果”。我们马上攀谈起来，她回答我提出的一切问题，即使在我们不交谈的时候，在上课时，我也不由得老是用眼瞟她。我完全被她那红润的脸蛋迷住了，不再注意听兰开夏小姐讲课，没有听见她提出的问题，糊里糊涂地回答她的提问。我想要吻她的红脸蛋，但不得不控制自己这样做。放学后我陪送她，她住的地方与我家的方向相反。唐纳德平日总是跟我一起走，几乎一起走到家，现在我没有做出说明，就丢下他不管了。我护送小玛丽——我这样称呼她——到街角，她住在那里，我迅速地亲吻她的脸颊，就匆匆地回家去，不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在一段时间内，这种事情重复了多次，只要我仅仅在街角告别时亲吻她，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也许她在家里对此事也默不作声。可是我的接吻兴趣在增长，课程已不再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在她旁边走，我等待着亲吻的时刻，不久我就觉得走到街角的路太长了，我试图来到街角之前就吻她那红艳艳的脸蛋。她制止我吻她，说：“你在街角告别时才可以吻我，否则我要把事情告诉妈妈。”她一边生气地转过身，一边说了“good-byekiss”（英语：吻别）一词，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于是快马加鞭，更迅速地走到街角，她站立着，仿佛这期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像早先那样亲吻她。翌日，我失去了耐性，在大街上就吻起她来。我抢先发火，威胁说：“我等不到街角，不管什么时候，想吻你就吻你。”她竭力想跑掉，我紧紧拉住她，我们继续走了几步，我又吻她，再三吻她，直到街角。我终于放了她，她没有说声再见，只是说：“现在我就要将此事告诉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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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害怕她的母亲，我对她的红润脸蛋如此心醉神迷，以致我在家里高声唱道：“小玛丽是mysweetheart（英语：我喜爱的人）！小玛丽是mysweetheart！小玛丽是mysweetheart！”这引起我们的家庭女教师的惊讶。“sweetheart”这个词是我从家庭女教师本人那里学来的，她在吻我的小弟弟格奥尔格的时候就使用这个词。格奥尔格刚一岁，她推着童车带他去散步，“youaremysweetheart”（英语：你是我的宝贝），这位脸部瘦骨嶙峋、鼻子尖削的女教师这样说着，又再三亲吻孩子。我问，“sweetheart”一词是什么意思，我所能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们的女佣人伊迪丝有个“sweetheart”，有个宝贝。她怎么办呢？她吻他，就像女教师吻小格奥尔格一样。这使我受到鼓舞，我在家庭女教师面前开始唱我那首凯旋之歌的时候，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有什么过错。

    第二天，汉德松太太来到学校。她突然出现在学校里，她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女人，我喜欢她更甚于她的女儿，而这就是我的运气。她先同兰开夏小姐交谈，随后向我走来，非常坚决地说：“你不要再陪送小玛丽回家了。你走另一条路回家。你们不要再并排地坐在一起，并且你不要再跟她说话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没有发怒，她仿佛没有生气，可是她的话非常明确，同我母亲谈论这样的事情时的情形截然不同。我不抱怨汉德松太太，她犹如她的女儿——她站在母亲背后，我根本看不见她——我喜欢她的一切，不仅喜欢她的脸颊，而且喜欢她的语言。在我开始阅读的这个时期，英语对于我来说具有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还从没有人用英语对我说过一番我在其中起了如此重要作用的讲话。

    这桩事就这样了结了，后来有人对我讲，事情的了结可并不如此简单。兰开夏小姐请我的父母亲到她那里去磋商，我是否要留在学校里。她还从未听见过小孩子有如此强烈的热情，她有点糊涂了，她在考虑，事情是否会与此有关，就是“东方的”孩子们发育成熟远比英国孩子们早。父亲安慰她，并保证那是一桩清白的事情，说事情也许与小姑娘那引人注目的红润脸蛋有关系。他请求兰开夏小姐再试验一周，他说对了。我相信，小玛丽不值得我再瞧一眼，就像她站在她母亲后面一样，她对我来说已同她的母亲融为一体了。在家里，我常常钦佩地谈起汉德松太太，我不知道玛丽后来在学校里怎么样，待了多久，是否让她退学，转到别的学校去，我的追忆仅到我亲吻她那个时候。

    父亲认为，我的热情同姑娘那红润的脸有关，他自己大概不清楚，他的猜想多么正确啊。后来我思考过这段我永远忘却不了的孩提时代的爱情，有一天，我想起了我在保加利亚听到的第一首西班牙儿歌。那时我还被抱在怀里，一个女人向我走近，唱了起来：“manzanicascolorados,lasquevienendestambol.”（“小苹果，红通通，都是来自施坦波尔。”）她一边唱，一边用食指越来越接近我的脸颊，突然把它牢牢插进我的脸颊里。我高兴得尖声高叫起来，她拥抱我，又吻我。在我自己学这首歌之前，这样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后来我也参加唱这首歌，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所有想方设法引导我唱歌的人，都跟我玩这种游戏。四年后，我从玛丽那里又重新找到了我自己的小苹果，她比我矮小，我总是叫她“小矮个”，我感到惊奇的仅仅是，我在吻她之前没有把手指插进她的脸颊里。

    我最小的弟弟格奥尔格，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长着一双黑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父亲教他学说话，早晨，当他走进儿童室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一番总是千篇一律的对话便开始了，我好奇地倾听着。“格奥尔格？”父亲说道，声音中带有一种紧迫的探询口气。接着小弟弟答道：“卡内蒂。”“two？”（英语：二）父亲说道。“three.”（英语：三）弟弟说。“four？”（英语：四）父亲说道。“burton.”（英语：伯顿，城市名）弟弟说。“road.”（英语：路）父亲说。原先，我们的地址保持这样的叫法。但渐渐地它就完善了，现在加上了（用不同的声音说）：“西”“迪茨伯里”“曼彻斯特”，还有“英国”。我说最后一词，非要添上“欧洲”不可。

    地理对我来说已变得非常重要了，获得地理知识的途径有两种。我收到一种当作礼物赠送的拼图游戏玩具：贴在木板上的彩色的欧洲地图，已分国家锯开，把全部木片弄成一堆，然后迅速又拼合成欧洲，因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形状，我的手指都摸熟了。一天，我这样说，使父亲感到惊讶：“我可以闭着眼睛拼合起来！”“你做不到。”他说道。我紧闭双眼，盲目地把欧洲拼合起来了。“你弄虚作假，浑水摸鱼。”他说道，“你透过手指间缝隙看见了。”我生气了，坚持要他捂住我的眼睛。“捂紧！捂紧！”我激动地喊道，转眼间已把欧洲拼合了。“你真行！”他这样夸奖我说，过去我还没有受到过如此宝贵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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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学会认知各个国家的途径是集邮。已不再是仅仅搜集欧洲的，而且也要搜集全世界的邮票，在这点上英国侨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集邮册，也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在每页的左上方贴上了一张邮票。《鲁滨孙漂流记》《航海家辛伯达》《格列佛游记》是我喜爱的故事，此外，我也很喜欢有美丽景色的邮票。集邮册上也有毛里求斯邮票，这些邮票非常珍贵，我却不大懂得，在我同其他男孩子们交换邮票时，人家一开口就问我：“你有毛里求斯（邮票）交换吗？”这个问题常常是正正经经地被提出来，我自己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这期间发生的两起灾难同船只和地理有关。第一起灾难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第二起灾难是captain（英语：船长）斯科特在南极遇难。今天，我把这两起灾祸看作为我生活中最早的群众性悲痛事件。

    谁最初谈起“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我已经记不起来，不过我见到我们的家庭女教师在吃早餐时哭了，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过她流泪。侍女伊迪丝来到我们的儿童室——平日我们从未见她到这里——也跟着哇哇地哭起来。我听到谈论冰山，获悉许许多多人淹死了，而给我留下最深刻难忘印象的是乐队，它在船沉没时还继续演奏。我想知道他们演奏了什么，得到的却是粗暴的回答，我意识到自己问了一些不该问的事情，于是我跟着放声哭起来。我们三人真的一起痛哭，这时母亲从下面呼叫伊迪丝，也许她现在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随后我们——家庭女教师和我，也来到下面，这时母亲和伊迪丝站在一起痛哭流涕。

    我们走出家门，我看见街上有许多人，一切情况都变了。人们三五成群站在一起，情绪激动地交谈着，另一些人走过来，想要说些什么。我那个躺在童车里的小弟，因为他漂亮，平日博得一切过往行人的赞赏，此时却无人顾及他。我们孩子被人遗忘了，人们谈论的是船上的孩子们，他们和妇女们如何首先被搭救。大家屡次三番地谈论船长，他拒绝离开船。我听得最多的词是“iceberg”（英语：冰山）。它像“meadow”（英语：牧场、草地）和“island”（英语：岛屿）那样铭刻在我的心中，它虽然不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却是留在我的记忆中的第三个英语单词，第四个单词是“captain”。

    我不知道“泰坦尼克”号确切地说是什么时候沉没的，在那些不能很快停息下的激动日子里，我徒然地寻找我的父亲，他本该对我谈谈海难情况，对我说些安慰的话，他应该保护我，使我免遭竭力降落在我头上的灾难。他的任何表情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但每当我想到“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我都看不见他，听不见他说话，我感到一阵无法掩饰的恐惧，仿佛船在深更半夜撞着冰山，在冰冷的海水中沉没，其时乐队还在演奏。

    他不是在英国吗？有时候他外出旅行，这些日子我也没有上学，也许事情发生在假期里，或许人们给我们短时间的假，或许无人想到送孩子们上学。母亲当时肯定没有安慰过我，她对灾难不够关切。替我们料理家务的英国人伊迪丝和布雷小姐，使我感到非常亲近，仿佛她们是我真正的家庭成员。我以为，驱使我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观念，是在这些悲痛与激动的日子里产生的。

    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桩事，虽然“captain”一词在这儿也起巨大的作用，但是性质截然不同。这一次并非一艘船的船长遇难，而是一位南极驾驶员遇难。不幸事件发生在一片冰天雪地中，而不是因为与冰山相碰撞，冰山已变成为一个洲了。根本没有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的现象，也并非悲观绝望的人群从船上跳入海里，而是斯科特船长同他的三位伙伴在冰雪覆盖的荒野上冻死了。可以说，那是一桩按一定仪式进行的英国事件，男子们虽然到达了南极，但不是首先到达的。当他们克服了无法形容的种种困难和劳累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发现挪威的旗帜已插在那里了，阿蒙森[1]捷足先登，先于他们到达。他们在归途中死亡。有一段时间他们失踪了，后来才被找到，人们在他们的日记里读到他们临终时留下的话。

    在学校里，兰开夏小姐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我们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发笑。她发表了演说，讲述斯科特船长的业绩，她不害怕向我们描绘那几个男子在冰雪覆盖的荒野上的惨状。事情的某些细枝末节我仍记忆犹新，但由于我后来极其仔细地读到了有关的报道，我不相信自己能把当时听到的和读到的加以区分。兰开夏小姐并没有诉说他们的遭遇，她说得又坚决又自豪，我还从未见过她说话的这种神态。倘若她的意图是将这些极地探险家树立为我们的榜样，那么这在某种情况下，尤其对我来说，她肯定是成功的。我当即决心要当一名科学考察旅行者，并且坚持了这一目标几年之久。她的演说以此告终：斯科特和他的朋友们是作为真正的英国人死去的。我听到如此开诚布公和直言不讳地表明作为一个英国人的自豪感，这在曼彻斯特几年间是唯一的一次。这种自豪感，后来我在其他国家里听到很多，人们厚颜无耻地谈论，当我想到兰开夏小姐的镇静和尊严的时候，人们这种态度使我感到愤慨。

    注释：

    [1]罗阿尔德·阿蒙森（1872-1928），挪威探险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头一个来到南极。后来献身于北极探险事业，一九二八年救助意大利人时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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