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患病的时候，我们到英国大约一年了。据说她不适应英国的空气，她被安排到巴特赖兴哈尔去疗养，那是夏天，可能是一九一二年八月，她乘车到那里去了。此事我不大关心，她不在我并不感到孤寂，但是父亲向我问起她，我不得不说点什么。也许他担心她不在家对我们孩子不利，想要在我们身上马上觉察出某种变化的最初迹象。几个星期后他询问我，母亲更长久地待在外面对我要紧不要紧。他说，要是我们有耐心，她的健康会越来越好，并将完全康复回来见我们。头几回我假装思念她，我注意到，这是他对我的期望，我就更真诚地表示同意她有较长时间的疗养。有时候他拿着她的一封信来儿童室，指指这封信，说是她写的，但是他这时候已不是老样子了，他在为她操心。她回来前的几个星期，他沉默寡言，不在我面前提及她，他愁容满面，不爱说笑，不再那么长久地倾听我说话了。我想再向他谈谈他最后给我的那本关于拿破仑生平的书，他却心不在焉，还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我想自己干了件蠢事，不由得感到害臊。刚到第二天，他就像从前那样兴高采烈，他高兴得忘乎所以地来到我们身边，预告母亲明天回到家里。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他高兴了。布雷小姐对伊迪丝说了些话，我可没有听懂：那女士归来是对的。“究竟为什么是对的呢？”我问道，但她们摇摇头。“这个你不懂，她回来是对的。”后来我向母亲仔细地询问全部情况——许多事情捉摸不透，令我感到不安——获知她离家外出已六个星期，想要更久地待下去，可是父亲失去了耐心，打电报要求她火速回家。她到达那天，我没看见他，晚上他也没有到我们的儿童室里来。但第二天早晨他就露面了，他叫小弟弟开口说话。父亲说：“格奥尔格。”弟弟说：“卡内蒂。”父亲：“two.”弟弟：“three.”父亲：“four.”弟弟：“burton.”父亲：“road.”弟弟：“west.”父亲：“didsbury.”弟弟：“manchester.”父亲：“england.”最后我不必要地高声说：“europe.”我们的地址又这样组合起来了。这是我的父亲临终时留下的话，我终生难忘。

    像通常一样，他下来吃早餐。过了不久，我们听见尖锐刺耳的叫声，家庭女教师从楼梯上冲下来，我跟在她后面。餐室的门敞开着，我从门外看到父亲躺在地上。他直挺挺地躺着，躺在桌子与壁炉之间，紧靠壁炉；他脸色苍白，嘴边有泡沫。母亲跪在他身边呼喊：“雅克，对我说话！对我说话！雅克，雅克，对我说话！”她屡次三番呼喊，人们来了，邻居布洛克班克夫妇（一对贵格会教徒），还有陌生人从街上赶来。我站在门旁，母亲抓脑袋，扯头发，不停地喊叫。我向房间跨进一步，朝父亲走去，这时我听见有人说：“孩子得离开。”布洛克班克夫妇轻轻地抓住我的胳臂，把我带到街上，领进他们屋前的花园里。

    他们的儿子艾伦在那里迎接我，他比我年龄大得多，他对我说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他向我询问学校里最后一场板球比赛的情况，我回答他，他想详细知道全部情况，一直问到我无话可说为止。随后，他想知道我是否擅长爬树，我说是的，他指指那棵对着我们的屋前花园、稍稍有点倾斜的树。“但是这棵树你可上不去。”他说道，“肯定上不去。它对你来说，太难爬了，谅你不敢。”我接受挑战，看看这棵树，有点没有把握，却不表露出来，说：“敢，敢，我能爬！”我向这棵树走去，抓住树皮，抱着树，想向上腾跃。这时我们餐室的一扇窗子打开了，母亲的上身远远地探出窗外，她见我同艾伦站在树旁，尖声高叫道：“我的儿子，你在玩，你的父亲死了！你在玩，你在玩，你的父亲死了！你的父亲死了！你的父亲死了！你在玩，你的父亲死了！”

    她向大街外面喊叫，声音越来越大。人们强行把她拉回房间里，她进行抵抗。我虽然看不见她了，却仍听见她喊叫，听见她喊叫了好久。随着她的喊叫，父亲之死铭记在我的心中，永远铭记着。

    人们不再让我去母亲那里。我到弗洛伦蒂家去，他们居住在巴洛莫路，在去学校的途中。他们的儿子阿尔图同我已有点交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的友谊变得牢不可破。弗洛伦蒂先生和他的太太内利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时刻盯着我，担心我跑到母亲那里。人们说，她病得很厉害，谁都不可以见她，她很快就会痊愈，到那时我就可以去她那里。可是他们误解了，我根本就不想去她那里，我只想去父亲那里。人们不愿对我隐瞒父亲葬礼的日子，那一天，我坚决要去墓地。阿尔图有一些带图画的外国书，有邮票，还有许多游戏。他日夜同我一起活动，夜晚我与他同房睡觉，他是那样热心而又那样富有创造力，那样严肃而又那样快乐，每当想到他，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但是葬礼那天，一切都无济于事。我注意到他想拦住我去参加葬礼，我勃然大怒，突然向他挥舞拳头。全家人都照管着我，为了确保安全，所有门户都锁上了。我大吵大闹，威胁要破门而出，这在那一天也许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他们终于想出了渐渐安慰我的主意，他们答应让我看送葬队伍，他们说，要是躬身向前，从儿童室就可以看到送葬队伍，当然只能从远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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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们，于是开始考虑距离有多远。时候到了，我远远地把身子探出儿童室的窗外，伸出那么远，别人得从后面牢牢抓住我。人们说，送葬队伍刚刚从伯顿路街角拐进巴洛莫路，然后朝着同我们相反的方向向墓地移动，我望眼欲穿，却什么也没看见。他们虽然讲得很清楚，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见，但是末了我朝着人家告诉我的方向只看见一片薄雾。这就是送葬队伍，他们说，这就是它。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我已精疲力竭，只好表示满意。

    父亲去世时我七岁，他还未满三十一岁。关于父亲之死，人们谈论得很多，他被认为是十分健康的，只是烟抽得很多，这就是对他突然心力衰竭所能引证的全部根据。那位在他死后检验他的英国医生没有发现什么，在家中，我们对英国医生的评价并不太高。那是维也纳医学的伟大时代，每个人一有机会就向维也纳教授请教。所有这些说法对我都没有多大的影响，我找不出他的死因，对我来说，找不到更好。

    此后多年，我老是向母亲详细打听这方面的情况。我从母亲那里所获悉的情况，每几年就改变一次。我渐渐成长的时候，又增添新的说法，早先的一种说法证实是对我青年时代的“爱护”。由于没有任何事情像父亲之死这样令我伤脑筋，我对不同阶段的说法都深信不疑，更加确信母亲最后的说法。我尊重任何细节，仿佛它出自《圣经》；我把一切都同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也包括我所阅读和思考过的东西。我存在的每个世界的中心，都是父亲之死。当我几年后获悉一些新情况时，早先的世界便犹如我周围的陷阱一样倒塌了。没有什么再是正常的了，一切结论都是错误的，当时的情形就好像某人猛烈地改变我的一种信仰，但这个人现在证实和粉碎了的谎言，曾被他心安理得地用来欺骗我，声称是为了保卫我的青春。母亲突然说话时，总是微笑着：“你当时年纪太小，我只能那样对你说。事情你还无法明白。”我害怕这样的微笑，它不同于她平日的微笑，为了她的骄傲，也为了她的明智，我喜欢她平日的微笑。假如我说了点关于父亲之死的新情况，她会把我打死。她很残忍，爱干残忍的事，为嫉妒——我以此使她的日子不好过——而报仇。

    我牢牢记住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可信赖。也许有朝一日我可以把它们统统记下来，以此为根据写成一部书，一部完整的书，现在我跟踪其他迹象。

    我情愿把当时我已经听到的写下来，还有最后的说法，这我今天依然相信。

    弗洛伦蒂家里的人说，战争，即巴尔干战争爆发了。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不是那么要紧，但我生活在全部来自巴尔干国家的人之中，对这些人来说，这是家里的一场战争。弗洛伦蒂先生是一位严肃的爱动脑筋的人，避免跟我谈论父亲，但当我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确实对我说了一点情况。他故作姿态，仿佛他要说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之所以把事情向我吐露，是因为妇女——其中一些是他家里的——不在场。他说，父亲在那最后一次早餐时读报，上面有门的内哥罗[1]向土耳其宣战的标题。他知道，这意味着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许多人必定要死去，这一消息把他毁了。我记得我见到《曼彻斯特卫报》落在他身旁的地上。我在家里某个地方发现一张报纸，他允许我把标题念给他听，有些地方，要是不太难的话，他就给我讲解是什么意思。

    弗洛伦蒂先生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东西了，父亲跟他一样，也是这样认为，他们时常谈论战争，说在英国，人人都反对战争，这里将永远不会发生战争。

    他的话说到我的心坎里，仿佛这番话是父亲亲自说的。我牢记这番话，犹如在我们之间单独说的，仿佛这些话就是一个危险的秘密。如果在后来的岁月再三地谈论此事，说父亲年纪轻轻，十分健康，没有任何疾病，犹如为雷电击中，突然丧生，那么我就知道，雷电正是那可怕的消息，即战争爆发的消息，不论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我的看法。自那时以来，世界有了战争，每一场战争，不管是哪里爆发的，在我周围的人的意识里也许几乎想不起了，但它都以那早先损失的力量打击我，我都将其作为我可能遇到的“纯属私人事情”来考虑。

    对母亲来说，事情看起来截然不同。她的最终不可更改的说法，二十三年后在我的第一部书的压力下放弃了。我从这一说法中获悉，父亲在头一天晚上没有跟她交谈。她在赖兴哈尔心情非常舒畅，在那里，她生活在她这一类人中间，怀着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以认真的态度从事活动。她的医生跟她谈论斯特林堡[2]，她在那里开始阅读他的作品，自那以后，她读斯特林堡的书从不间断。医生向她提出作品中的问题，这样他们之间的交谈越来越热烈。她开始懂得，在曼彻斯特那些未受充分教育的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中间生活，无法令她满意，这也许就是她的病。她向医生承认这点，而医生则向她表白爱情，他建议她同父亲分道扬镳，当他的太太。他们之间除了交谈外，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真的，她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同我的父亲脱离关系，但是同医生的交谈对她来说越来越重要，因而她渴望延长在赖兴哈尔的时间。她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迅速好转，因此她向父亲请求延长她疗养的时间并非没有正当理由。但由于她非常自豪，并且不愿意对他撒谎，因此她在信中也提到她同医生那引人入胜的交谈。毕竟她感激父亲，因为如果不是他拍电报强迫她火速归来，也许她自身不再有力量离开赖兴哈尔。她满面春风，幸福地回到曼彻斯特，为了和我的父亲和解，言归于好，也许也有一点虚荣心，她把事情的始末一一向他讲了，并讲了她如何拒绝了医生要她留在身边的建议。父亲不理解怎么会出现如此的建议，他追问她，他的嫉妒随着他得到的每次回答而增强：他坚持认为她有过失，不相信她，认为她的回答是谎言。末了他怒气冲冲，威胁说，在她坦白全部实情之前，他将不跟她说话。整个晚上和整个夜里他都默默无言，没有睡觉。她打心眼里为他感到难过，虽然他折磨她，但她——与他相反——相信，她通过自己的归来表明了她对他的爱情，她问心无愧。她根本没有允许医生在离别时亲吻她。她竭力使父亲开口说话，由于经过数小时努力而未能成功，她生气了，放弃努力，她也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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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下楼吃早饭的时候，他默默不语地就位，拿起一张报纸。他中风倒地时，一句话都没有对她说。起初她想，他想吓她，还要更严厉地惩罚她。她在他身边的地上跪下，再三地祈求，绝望地恳求他对她说话。当她意识到他死了时，她想，他是因为对她失望而死去。

    我知道，母亲最后一次把实情——她认为它是实情——告诉了我。我们母子之间曾有过持久而艰苦的斗争，她常常差点儿把我永远摒弃。但是现在她理解了（她是这么说的）这场我为个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并且承认我对这自由的权利，虽然这场斗争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不幸。这部她读过的书，是她的亲骨肉。她从我的书里认出了自己，她经常见到的人，完完全全像我描写的那样。她想亲自写，完全这样写。她说她请求原谅是不够的，她向我屈服，加倍承认我是她的儿子，说我成了她最希望得到的孩子。这个时候她生活在巴黎，在我访问她之前，她给我写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寄往维也纳。我对这封信感到非常吃惊，就是在我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的时期里，我也最惊叹于她的自豪。她因为这部长篇小说——虽然我觉得它很重要——而在我面前屈服，这种想法我是难以忍受的（这就消除了我对她的这一看法，即她不向任何东西低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可能察觉到我的窘迫和羞怯的失望，为了使我相信她的想法多么严肃认真，她终于不由自主地向我讲了关于父亲之死的全部真相。

    我不顾她早先的说法，有时这样猜测，但后来老是责备自己，我认为从她那里继承的猜疑迷惑了自己。我重温我的父亲在儿童室里最后留下来的话，以便使自己冷静下来。那并非是一个怒发冲冠或者悲观绝望的人所说的话，也许从这些话可以推论出：经过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他几乎心软下来，在他由于战争爆发而在精神上意外地受到重大打击并且倒在地上的时候，也许他确实还会在餐室里对她说话。

    注释：

    [1]即黑山共和国。

    [2]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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