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冶铜技术举足轻重,那上古先民又是何时将其探索而出的呢?
冶铜技术依然只能自“窑”而出。
铜的熔点颇高,达到183度。
它绝不可能在露天篝火中融成铜水,铸成铜器。
唯有当窑发展得热火朝天,冶铜技术才有孕育的温床。
情景可能是这样的。
上古先民在烧陶制瓷的过程中,不小心将铜器落入窑中。
待其想要取出之时,却发现铜器竟直接熔成了水。
起初,他们十分郁闷,甚至有些垂头丧气。
毕竟,好不容易捶打出来的一件宝贝,倏忽间就化作了泡影。
可当他们冷静下来,转念一想,既然铜器能熔化成水,那铜水是不是也能铸造成器呢?
事不宜迟,既然有了思路,那就赶紧行动。
他们于是破天荒地“烧”起了铜。
过去,人类只是生火做饭。
现在,人类却要生火烧铜。
想想都觉得天真烂漫。
可这天真烂漫的一烧,竟烧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这片崭新的天地里,铜器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了镁光灯下的绝对焦点。
石器则自愧弗如地退居幕后,直至匿影藏形。
此诚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冶炼技术之于农业时代,犹如发动机之于工业时代。
想象一下,倘若没有发动机,今天的世界将会变成何等模样?
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发动机时刻不停地运转,世界才会变成今天这般模样。
正因为冶炼技术的破空而出,农业文明才有了披荆斩棘的动力。
“纯铜时代”是人类冶炼技术的萌芽,更是人类由石器时代迈向金属时代的起点。
可惜,纯铜时代尤为短暂,而且光环甚浅。
尽管它是一切冶炼技术的鼻祖,但它本身却并未在农业文明烫下深刻的烙印。
不久之后,便被举世闻名的“青铜时代”之光环所掩盖。
如果说“纯铜时代”是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
那么“青铜时代”则是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恒星。
若然,何为“青铜”?
青铜学名“铜锡合金”。
就是将纯铜与纯锡按一定比例混合,熔铸成器。
既然青铜不过只是铜锡合金,那它最终何以能取纯铜而代之呢?
换句话说,与纯铜相比,青铜的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青铜的优势有三。
其一,纯铜的熔点为183度,而与纯锡混合以后,青铜的熔点立即低至8度以下。
不必建造庞大的熔炉,只要架起一摊篝火,或是搭建简单的窑,即可冶炼成器。
所以,青铜的成本比纯铜低得多。
成本一旦下降,就会更加“亲民”。
也会愈来愈流行,愈来愈普遍。
其二,纯铜熔成铜水以后,溶液非常粘稠,气泡繁多,流动性弱,犹如米粥。
难以铸出造型复杂的生产工具。
就算能够铸出,成品也不精密。
反观青铜,溶液十分爽朗,气泡稀少,流动性强,宛若泉水。
无论锋利的刀刃,还是精致的编钟,只要青铜出马,全都不在话下。
譬如,中华国宝“后母戊鼎”,乃商周时期商王祖庚所铸,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线条清晰。
鼎身四周镶有活灵活现的盘龙纹,立足四柱缀有惟妙惟肖的饕餮纹。
此鼎乃青铜之典范,绝非纯铜所能企及。
在精密与粗糙中做选择,人类自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精密的青铜。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大优势,青铜的硬度非常之高,比纯铜坚韧数倍不止。
打个比方,用青铜砍纯铜,青铜毫发无损,纯铜却会沟壑纵横。
除了坚韧耐磨外,青铜还特耐腐蚀。
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各大历史遗址所出土的纯铜工具,皆是残铜或锈铜。
可他们在中国湖北荆州出土的青铜剑——越王勾践剑。
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剑身不见丝毫锈斑。
刀刃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青铜一经问世,注定会以摧枯拉朽之三大优势取纯铜而代之。
青铜如火如荼,不仅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对外战争更是发展到了波涛汹涌的地步。
遥想过去,部落之间拿起石斧和木棍敲来打去,顶多只能造成一些皮肉骨痛。
一场纠纷摩擦下来,牺牲三五个人已是巨大创伤。
俯瞰现在,城邦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一旦手持青铜利剑,必是兵荒马乱。
一场战役对峙下来,少则血流成河,多则伏尸百万。
尽管铜器的出现,化解了石器时代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之困窘,使人类的生活水平突飞猛进。
伴随而来的却是,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外部战争愈发激烈。
不过归根结底,无论是称手的工具,抑或是危险的武器。
它们本身不过只是“自在之物”罢了,没有任何意识可言。
它们之所以能够造福人类,是因为人类自身的灵感智慧使然。
它们之所以能够毁灭人类,是因为人类自身的残酷无情使然。
与其将战争的罪责推卸给武器,毋宁先深刻检讨人类自身的本性。
否则,从青铜器发展到核武器,人类的未来不是光明,而是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