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诞生犹如磁石般，将所有人紧紧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无论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都可以通过金钱展开亲密无间且规模宏大的合作。
使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使社会分工庞杂纷呈。
仅就衣食住行而言，裁缝、鞋匠、厨师、屠夫、饭店、酒楼、旅馆、客栈、车夫、船夫……应有尽有。
当烧陶制瓷和冶铜炼铁风起云涌，陶工、瓷工、矿工、铁匠……各类工种层出不穷，锅碗瓢盆、锹锄镐斧……各类工具遍地开花。
当买卖交易次数与日俱增，买卖交易额度扶摇直上。
市场对金钱的要求自然也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苛。
否则，汽车外观修葺一新，而引擎却老气横秋。
这样的汽车非但不能风驰天下，反倒随时随地都会抛锚。
显然，贝壳已经承担不了如此重任。
因为贝壳虽美，可它作为金钱却有三大与生俱来的缺陷。
其一，贝壳大小不同，形态各异，使人们对其价值褒贬不一。
其二，贝壳既易磨损，又易破碎。导致它既不便于转手，又不便于贮藏，使人们压根不愿长期持有。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大缺陷，贝壳乃自然之产物，黎民百姓轻而易举就能拾得，于是价值始终无法得到提升。
不然，价值一旦上涨，黎民百姓哪还愿意耕田种地，全都投机倒把跑去江河湖海边捡拾贝壳。
贝壳的价值又会一落千丈，社会的发展更将作茧自缚。
于是，“贝壳”光荣退役，“金属货币”正式上岗。
与贝壳相比，金属货币凑巧可以弥补这三大缺陷，尤其是最后一项。
金属货币乃官方所铸，黎民百姓无权铸币，其价值和数量是由官方根据社会发展以及民生民情，因势利导地动态适配。
有了官方的信任背书，金属货币的价值既稳定又贵重，还能畅行天下运用自如。
金属货币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的出现标志经济市场已经初具规模，社会分工已经较为普及。
四大农业文明古国都独立发展出了“金属货币”，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诞生于中国。
距今大约33年前，商周时期，“铜钱”已经逐渐开始取代“贝壳”，在中国市场上广为流通。
北非埃及、中东新月沃地（古巴比伦王国所在地、包括南亚印度，直到26年前左右，才逐渐开始出现金属货币，比中国晚了将近七个世纪。
可见，中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何其傲然睥睨！
金属货币应运而生，交易日益频繁，市场愈发稳定，黎民百姓对“金钱”的信任开始不断提升。
小宗交易恒河沙数，大宗交易屡见不鲜，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再一次突飞猛进！
金属货币一切都好。美中不足的是，铸币成本过于高昂，且不宜进行大宗交易。
据悉，盛唐时期，朝廷每年至少需要铸币3万贯。
北宋年间，每年铸币更是超过5万贯。
（1枚铜钱称为1文，1枚铜钱串在一起称为1贯
换算就是，盛唐时期，朝廷每年至少要铸3亿枚铜钱。北宋年间，更为恢弘。
不难想象，铸币对金属的消耗量何其之大，而金属在农业时代又格外重要。
无论刀枪剑戟，还是农用工具，莫不需要金属浇铸。
市场蓬勃发展，金属货币陷入两难之际，纸制货币跃然“纸”上。
尽管纸制货币缺点诸多，却有两大优势无可比拟。
其一，印币成本十分低廉，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其二，币贵纸薄，不仅便于随身携带，更加便于大宗交易。
因此，纸制货币才能后来居上，与金属货币并驾齐驱，为经济市场注入更多的活力。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依然诞生于中国。
北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24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官府经过充足准备，发行了世界上第一种由公权力作为担保的纸币——交子。
相形之下，欧洲发行纸币则要晚近很多，且还是从中国引入。
13世纪末，马可?波罗将中国纸币的概念引入欧洲，在其著作《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描述：“所有纸币的发行都是在严格的审查和授权下进行，在每一张纸币上都需要主管官员签名盖章，在每一张纸币上都留有皇帝的印章。纸币拥有皇帝授予的权威，任何因疏忽而未在纸币上签名盖章的发行人员，将会受到死刑的处罚。”
奈何，欧洲正处于黑暗中世纪，纸币的概念并未受到重视。
直到公元1661年，瑞典银行才发行了欧洲最早的纸币，而那时发行纸币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并不算是真正的纸币。
真正的纸币乃是公元1694年，英格兰银行受皇室特许发行的第一张“英镑”，才拉开了欧洲人使用纸币的空前序幕！
有趣的是，在英格兰银行的后花园里，至今还种着两棵百年桑树。
其实，桑树在英国并不常见，尤其是近代以前，公园里很少种植。
英格兰银行之所以会独辟蹊径，在后花园里专门种植两棵百年桑树，是为了纪念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就是用桑树皮作为原材料制造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