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因施托克大夫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他个子矮矮的，长了一张猴子脸，还不停地眨眼睛。他看上去老相，虽然他并没有那么老，也许是他脸上的褶子使他显得苍老。他常来给我们看通常流行的儿科病，我们小孩子不怕他，他一点也不厉害，就他总眨眼睛和傻笑也把人们的恐惧心理赶跑了。他特别喜欢和母亲谈话，总是挨得挺近，母亲悄悄地从他身边退开一点，可他立刻把搭在肩上或胳膊上表示抚慰和追求的手向前移一点。他管母亲叫“孩子”，这使我非常反感，而且他希望永远不离开母亲，他那黏糊糊的目光一直盯着母亲，仿佛要用目光感动她似的。我不喜欢他来，但因为他是个好医生，再说他对我们其他任何人也没做什么坏事，我没有反对他的理由。我数着他管母亲叫“孩子”的次数，等他刚一离开，就向母亲报告统计结果：“今天他管你叫了九次‘孩子’。”或是“今天叫了十五次。”母亲对我计数感到奇怪，可也没责备我，因为医生对她来说无所谓，她没觉得我的“监视”是累赘。我肯定他是把这种称呼当成一种试图接近的表示，虽然我对这类事还没有一点预感，但无疑是如此。他的形象因此留在我脑子里，再也抹不掉了。十五年后，当他早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以后，我找了一位年纪很大的医生代替他，八十岁的博克大夫。
当时卡内蒂爷爷实际上已经很老了，他常到维也纳来看我们，母亲亲自为他烧菜，平时她是不常下厨房的。爷爷总爱吃那一个菜：“烤小牛肉”。德语中的重叠辅音给他那西班牙舌头造成了困难，他把“小牛肉”[1]读成卡利伯。吃中饭时他来了，先亲吻我们，这时我面颊上总流着热泪，第一声问候刚一说出，他就哭了，因为我正像他称呼我的那样是一个孤儿。他不正眼看我，免得想起我父亲。我悄悄抹去脸上湿漉漉的泪水，尽管我对他十分眷恋，可每次我都希望他最好别再吻我了。午饭的气氛很愉快，老人和儿媳两人都是活跃分子，有许多话说。但是我知道这种欢快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而且接下去就会完全变样了。每一次，只要饭一吃完，旧的矛盾就爆发了，爷爷叹着气说：“你们本来就不应该离开保加利亚，那他也不会死！可你总觉得鲁斯丘克这地方对你不好，非得去英国，这下可好，现在他在哪儿？英国的气候杀了他。”这话深深地刺伤了母亲，因为的确是她要离开保加利亚的，在这件事上是她给了父亲抗拒他父亲的力量。“您使他太难过了，父亲。”她总是像称呼自己的父亲那样称呼我祖父，“要是您让他安心地离开，他就会适应英国的气候的。可是您总是诅咒他！诅咒他！哪儿听见过一个父亲诅咒儿子的，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爷爷火冒三丈，跳起来，话越说越难听，最后，他冲出屋子，抓起手杖离开了这所房子，既没有为他先前吃饭时赞不绝口的烤小牛肉表示感谢，也没有和我们这几个孩子告别。母亲则哭着留在屋里，没法平静下来，就像爷爷忍受着使他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那些诅咒一样，父亲临终之际的情景则始终出现在她眼前，这使她终生感到内疚。
爷爷住在花园街奥斯特里亚旅馆，有时他带奶奶一起来。在老家鲁斯丘克，奶奶从未离开过她的沙发床，爷爷是怎么说动奶奶出来旅行，并把她带到多瑙河的船上——这对我一直是个谜。在旅馆里，他自己或和奶奶一起住一个房间，总是住同一间，里面除了两张床外还有一张沙发，我从星期六到星期日的夜里，就睡在那上边。他要求，当他在维也纳时，这一夜和星期天的早餐时我属于他。我根本不高兴去旅馆，那儿很黑，又有一股霉味，而在花园附近我们的家里，房间又敞亮又通风。但是星期天那顿早餐可是一件隆重的事。因为爷爷这时带我去咖啡厅，我能得到一份牛奶咖啡，最重要的是能得到一只新鲜的小面包。
十一点，位于诺瓦拉巷27号的塔尔穆德—托拉学校开始上课，学生们在那里学习希伯来文。爷爷很重视我上犹太学校，他相信，母亲在这件事上不会太热心，在旅馆里和他一起过夜是他想出来的一个监督办法，他要保证我每星期日上午都在那所学校里，咖啡厅加上小面包应该能引起我对学校的兴趣。这比在母亲身边稍稍自由一点，因为他想争取我，希望得到我的爱和好感，此外，没有什么人是他不想施加影响的，哪怕是世界上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
在这所学校更让人苦恼，这是因为老师非常滑稽，他生就一副可怜的乌鸦嗓子，冻得缩起一条腿，看上去好像在做金鸡独立。他对学生根本没有影响，学生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半是一边学着读希伯来文，一边像和尚念经似的把书上的祈祷文背下来。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念的那些字是什么意思，没人想到给我们讲解一下，就连圣经故事也没有详细给我们讲过。学校唯一的目的是让我们能流畅地读祈祷书，好让寺院里的父亲和爷爷们为我们感到荣耀。我在母亲面前抱怨这个课上得愚蠢，她赞同我的意见，我和母亲一起读书多有意思啊！但是她向我解释说，她让我去学，是为了让我学会正确地为父亲念祭祀祷文。在整个宗教仪式中，这是最重要的，也许除了赎罪日再没什么其他大事了。作为一个必须自始至终坐在一旁的妇女，母亲不大看重会堂里的仪式，祈祷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当她懂得自己念的是什么意思时，阅读对她才会是最重要的。莎士比亚在她心中燃起的热情，她在自己的信仰中从来没体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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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是个孩子时就进了维也纳的学校，这样她就脱离了她的教区，而且完全被城堡剧院迷住了。要不是她与爷爷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迫使她在这种男人的事情上对他做出让步，她也许会给我免去那种对她来说已无生命的宗教礼仪，甚至赦免我不去上那根本就学不到什么的主日学校[2]。她从不想知道那所主日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每当我星期日回家吃午饭时，我们就谈起当晚将一起阅读的剧本。只要范妮一给我打开门，昏暗的奥斯特里亚旅馆，黑洞洞的诺瓦拉小巷，就全都忘到脑后了。母亲一反常态地、迟疑地询问的只有一件事，即爷爷跟我说了什么，她担心的是爷爷说了她什么没有。爷爷从没说过，可是母亲担心爷爷可能会想办法挑唆我反对她。其实她用不着担心，因为假如爷爷有这样的意图（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那我就会再也不去旅馆，不到他那儿去了。
爷爷最令人注意的特点是他永不疲倦，这个在其他方面挺有东方味道的人总是不停地跑来跑去。我们刚刚听说他在保加利亚，他已经又在维也纳露面了，不久又接着去了纽伦堡，他把它叫作纽利姆堡[3]。他也去其他城市，我已经记不住是哪些地方了，因为他没有把那些城市的名字念错，因而没引起我的注意。我偶尔在公园街碰到他，或是在利奥波德[4]城的另一条街上看到他，他总是急匆匆地走着，手中拿着他那柄镶银手杖，没有手杖他哪儿也去不了。他的目光那么急速地射向四方，仿佛是一头鹰的眼睛，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这双眼睛。所有碰到他的西班牙犹太后裔——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住在维也纳的这个区，这里的马戏团巷有他们的寺院——都尊敬地向他问候。他有钱，但不高傲，他和他认识的所有人谈话，而且总讲些新奇、惊人的故事。他的故事到处流传，因为他到处旅行，观察除了人类之外一切他认为有意义的东西，而且因为他对同一些人从不讲同样的故事，一直到年纪很大时都还清楚地知道他对每个人说了些什么。对于与他一类型的人来说，他总是很有趣的，对妇女来说，他是个危险人物，只要他一眼看上的人，就绝不会遗忘，他很会献殷勤——他为各种美人找到新的、独特的献媚方式——他的殷勤被人们记在心里，而且继续产生影响。他这么老了，却几乎没有变，他对于一切新奇和引人注目的东西的热情，他那迅速的反应，他那盛气凌人然而讨人喜欢的举止，他那会欣赏女人的眼睛，一切一切都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他很想和所有人用他们各自的语言谈话。因为他只是在旅行中顺带学的这些语言，他的语言知识——除了巴尔干的语言之外，他的西班牙语也算在内——是很欠缺的。他喜欢扳着手指，十分自信地算他一共能说多少种语言，他有时数出十七种，有时数出十九种，天知道他怎么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他的发音滑稽透了，可对他那可笑的自信劲儿却不能不认可，每当我面前出现这样的场面，我都觉得害臊，因为他一说就错误百出，要是他自己在我那所小学，泰格尔老师那里就通不过。就像当初在我们家一样，母亲总是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们最小的错误，因此我们在家中只限说四种语言，我问母亲一个人是不是能说十七种语言，她就说：“不能，要说能，那就什么语言都不会说了！”这时她没有提爷爷的名字。
虽然母亲的思想是在一个爷爷完全陌生的世界里活动，可他对母亲的文化修养极为尊重，特别是母亲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母亲正是靠了这种高度文化修养诱使父亲离开了保加利亚，虽然这件事曾经深深激怒了爷爷，但他很重视今天母亲以同样的文化知识培养我们。我相信，促使他这样做的不仅是因为想到实用性和今后在社会上的继续发展，还有他自己的、从未真正充分发挥的天赋的作用。在他自己狭窄的生活圈子里，他已经有了很大权力，他本来也许一点都不会放弃他对那个分支很广的家族的控制，但是他觉得此外还有许多事他控制不了。他只掌握记载古代西班牙历史的阿拉米文字[5]，只读这种语言的报纸，这些报纸有西班牙名字，像《时代报》（eltiempo）、《真理之声》（labozdelaverdad），是用希伯来字母印刷出版的，我记得每周只出一期。他读拉丁文报纸觉得没把握，于是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他活了九十多岁——在他旅行的许多国家里，从不用当地的语言读什么东西（更别提读书了）。他的知识，除去他独立掌握的生意之外，只同他自己对人们的观察和研究有关。他能模仿这些人，能像一个演员那样表演，有些我自己认识的人被他演得那么有趣，以致后来他们真实的样子则使我大失所望，而他扮演的他们却越来越吸引我。那时，他的那些讽刺表演在我面前还有点放不开，只有在以他为中心的成年人聚会时他才完全进入角色，那些人可以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谈论他的故事。当我在马拉喀什[6]，在讲故事的人中又找到属于爷爷一个类型的人时，他早已去世了。尽管马拉喀什讲故事人的语言我一个字也不懂，但通过对爷爷的回忆，比起我在那儿碰到的无数其他人来，我更熟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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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好奇心一直很强，正像我前边提到的那样，我从没有一次看见他疲倦过，甚至我和他单独在一起时，我觉得他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对我的观察和研究。在和他一起在奥斯特里亚旅馆度过的那些夜晚，我入睡前最后想到的是，他没真正睡着，不管这听起来多么不可信，我从没有一刻看见过他睡觉。早晨，他比我先醒来，而且洗漱完毕，穿好衣服，大多数时候，他也已经做完了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晨祷。夜里，我出于某种原因醒了，看见他正笔直地坐在他的床上，仿佛他早就知道我这会儿会醒来，只等着我对他说，我现在要什么。他不是总抱怨失眠的那种人，相反，他总是精力充沛，由于他精力过于充沛，虽然很多人敬佩他，但也觉得他有点不可思议。
为那些想结婚但没有嫁妆的可怜姑娘筹款是他的嗜好之一。我常看见他在花园街拦住什么人，为了这个目的募捐。他拿出他的红皮笔记本，上面记着捐款人的名字和款项。他收下纸币，放进他的皮夹子里。他从没遭到过拒绝，对卡内蒂先生说“不”，简直是耻辱。在教区内，人们的威望取决于他身边是否总有一笔为数不少的捐款，拒绝捐钱意味着自己也属于穷人之列，没有人愿意让别人这么说自己。但是我相信，这些商人中也有真正的富翁。我常常抑制住自豪的心情听人们议论某某人是善人，这是指他慷慨地为穷人解囊，爷爷之所以出名，人们之所以特别愿意给他钱，肯定是因为他自己的名字是用他那圆圆的阿拉米字母写在捐款簿上的头一名。因为他开了这么一个好头，没有人愿意落在他后边。他很快就募捐到一笔款子购置了十分体面的嫁妆。
在对爷爷的描述中，我把有些事集中起来了，其中也有我后来经历或听说的事。这样，在维也纳的这个最初阶段里，他占了比他实际应占的要多的篇幅。
在这段时间里，最最重要的激动人心的和别有特色的事情，是晚上和母亲一起读书及与每次阅读有关的谈话。我无法再在个别细节上复述这些谈话，因为这是我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如果说存在一个我在幼年时接受，并一直与我紧密相连从不分离的精神实体的话，那就是这些阅读和谈话。我对母亲怀着一种盲目的信任，她向我提出的问题以及后来又给我讲解的那些人物，简直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使我再也不能把他们分开。我从每一个人物的身上都能找出对我后来的影响，我和这些人物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这时起，也就是从我十岁起，这成了我的一种信条，我不自觉地受这些人物的影响，我想，是他们决定了我对后来所遇到的人的态度，哪些品质能吸引我，哪些品质使我厌恶。他们是我早年须臾不可缺少的，是本质的东西，是我精神中潜在的生命。
注释：
[1]德语中“小牛肉”（kalb）一词的发音为“卡尔伯”。
[2]星期日举办的讲授宗教课程的学校。
[3]德国城市纽伦堡的德文为nürnberg，爷爷却念成nürimberg。
[4]奥地利城市。
[5]闪米特语族西北语支，其中包括犹太教阿拉米语。
[6]摩洛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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