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贝克是一位人们所期望的教师，精力充沛，机灵聪明。他像一阵风似的走进教室，站到讲台前面，立刻开始讲课。他的腰板笔直，身材瘦削，举止恰到好处，丝毫不显得拘谨。他的数学课讲得条理清晰，人人都听得懂。他对我们一视同仁，每一个人对他来说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有人理解迅速、反应敏捷，他也会格外高兴。他有一种表现这种高兴的特有方式，使人觉得这并不是偏爱，同时，他的失望也不会让人感到是受到了亏待。照他的年龄来看，他的头发并不算多，是黄色的，有着丝一般的光泽。每当我看着他，总会产生受到阳光照射时的愉快感觉，但是，他并不是通过热情来征服别人的，而是通过一种勇敢无畏的方式。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既不讨好我们，也不压制我们。他的脸上始终带有一丝淡淡的嘲笑，但没有任何讽刺的成分。他并不是有意显得比别人优越，恰恰相反，他现在作为老师必须竭力克制自己，不使这种在学生时代就有的嘲笑表露出来。他过去肯定是个受人批评的人。我仍然记得，他与别人保持的距离是一种精神上的距离。他并不采用教师们都喜欢的强调重要性的方式来施加影响，而是通过他的活力和清醒。全班同学都不怎么怕他，起初甚至还对他进行过一次突然袭击。有一天，大家以吵闹吼叫来迎接他，当他推门进来时，全班仍在吵闹乱叫。他观察了片刻，气愤地说：“课我不上了！”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带上走了。没有任何惩罚，没有任何谴责，没有任何调查，他就这么一走了之。全班人和他们的吵闹吼叫都留在了那里。最初被认为胜利的事情，最后令人可笑、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我们的地理课本是埃米尔·赖奇写的，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在他教我们之前，我就已经读过这本书，甚至可以背出一半内容。书里有许多数字，山的高度，河的长度，国家、专区、城市的人口……所有用数字标出的东西，我都铭记在心，并且因为始终记着这些大多早已过时的数字而吃了不少苦头。我对这本书的作者寄予很大的希望，凡是写过书的人，对我来说总是一位神祇。然而，后来证实这位作者从神那儿得到的只有怒火，别无他物。赖奇发号施令远远比他授课要多，对他提到的任何东西，他总要标上价码。他非常严肃，甚至从来没有笑过一次，他很快就使我感到厌倦，因为他从未讲过任何在他那本书里没有的东西。他浅薄得令人吃惊，同时又希望我们也同样浅薄。坏分数像棍棒似的劈头盖脸地落在全班的头上，大家恨透了他，在他的许多学生的心里，对他的唯一的记忆就是这种仇恨。我还从未见过一个如此激愤的人，因为其他激愤的人总是更加详细地表现出来。也许这是一种发号施令的习惯，也许与其说是激愤，倒不如说是语言贫乏。但是，从他身上传出的那种冷静态度却具有一种令人瘫痪的效果。他个子很矮，留着一撮山羊胡子，这可能有助于他的坚定、果断。

    我从未放弃有一天会得知他的消息的希望。他参加了考察队，我希望有什么能证明他干地理学这一行是正确的。我对他的看法的转变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米娜小姐把我带到某个行业公会听了一个关于卡罗琳娜—玛丽安娜岛的报告，当时他也在场。报告人是来自慕尼黑的豪斯霍费尔将军，他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政治地理学家，绝不仅仅是在头衔上胜过我们的赖奇。报告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条理清晰，使得我后来曾经专门去从事过南太平洋岛屿的研究。但报告人的那种倾向性使我感到不快，我想，他是我不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军人。关于他的详细情况，我是以后才得知的，然而，在这短短的一个钟头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当赖奇教授突然问候米娜小姐时，我正沉浸在一种在这种场合通常会有的膨胀的愉快心境之中。他俩是在去克雷塔旅行时认识的，现在已是老熟人了。他住在措里克，我们回去是同路。当我听见他在与米娜小姐交谈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连续讲了三句、四句、五句，他微笑着，甚至笑出了声。他对我住在雅尔塔公寓表示惊讶，至今他还以为那儿是女子寄宿学校。他说：“我们这位小伙子的地理知识，原来是从那儿得来的，是从您这儿得来的，赫尔德小姐！”他至少还问起了其他几个知道姓名的女士。他问米娜小姐是否经常去意大利，他一年前曾经在吉尔巴岛遇到过拉斯波里伯爵夫人。回家的路上，他们仍然这样闲聊，他是一个知识广博、彬彬有礼的男人，最后还用强调的语气衷心地——即使声音有些沙哑——向我们道别。

    米娜小姐说，在那次旅行中，他对所有价钱了如指掌，绝不允许任何欺诈行为。这个人把价钱看得……她至今仍然没法理解。

    赖奇的课对我毫无意义，他的那本书换了别人也能写成这样。但是，我的那次突然转变要归功于他，这恐怕是我对他所期望的最后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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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自然史教师卡尔·芬纳，可以谈些更好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消失在广阔无垠的自然界，正是他在我的面前打开了自然的大门。他讲授的不是我在家里已经有点基础的东西，而是全新的东西。母亲对自然的认识是传统方式的，她谈起日落并不令人那么信服，我们每次搬家选择新居时，她总喜欢那种房间朝西的住所，我们大部分时间在那些房间里活动。她喜欢自己童年时的果园，她喜爱吃水果，喜欢玫瑰的香味。她认为，保加利亚是甜瓜、蜜桃、葡萄之乡，这是她那大大发展了的味觉和嗅觉的问题。我们家里没有养过动物，她也从未认真地跟我讲过动物，她仅仅把它们视为美味佳肴。她叙述童年时如何喂鹅，大谈这种肥鹅如何香甜可口，我却因气愤和同情而不能自制。她大概意识到了那种填饲方式的残酷；女仆无情的拇指成为我梦中一幅可怕的图画，拇指连续不断地把玉米粥塞进小鹅的嘴里——这是我从母亲的叙述中知道的，我自己在梦中变成了小鹅，女仆塞呀塞呀，直到我惊叫着醒了过来。母亲说起这种事情时竟然还能够面带微笑，我想，她接着就会想到肥鹅的味道。只有一种动物她对我进行了真正的讲解，那就是被冻在多瑙河水面上的狼。她对狼很钦佩，因为她害怕它们。在曼彻斯特，父亲带我去过动物园，次数不多，因为他时间太少。母亲从来没有一起去过，她之所以不去，也许是觉得无聊，她是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多亏了父亲，我才开始有了与动物接触的体验，没有这种体验，童年就算是白过了。他装成各种动物来吓唬我，他甚至能够变成小乌龟，我们在英国时曾经在花园里养过一只。不久以后一切都突然中断了，有六七年我一直生活在母亲那个没有动物的世界里。我们家里有许多高大的雕像，但是没有一个具有某种动物的面孔。她熟悉希腊人的英雄和神祇，她宁可把他们看成是人类，关于埃及人的双体神祇，我直到成年以后才得以了解。

    我们住在绍伊希策大街时，从厨房的平台可以看见下面的一个没有建筑物的空地，住在附近的居民建起了一个个菜园子，其中有一个菜园子是一位警察的，他养了一只小猪仔，并且想方设法地喂它。夏天，学校七点开始上课，我六点就起床了。我亲眼看见警察跳过邻居菜园的篱笆，急急忙忙地为他的猪仔收罗食物。他先小心翼翼地张望一下窗户，看看是否有人在注意他。大家都还在睡觉，他没有发现我，也许因为我个子太矮小。他尽可能迅速地拔点菜叶，然后就跳回自己的菜园，去喂他的苏姬——我们都这么叫那只猪仔。他穿着警察制服裤，裤缝处的长条饰带好像对他的行动并无妨碍。他从一个小菜圃跳到另一个小菜圃，真是一名出色的跳跃运动员。他四处采撷，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家的植物。苏姬从来没有吃饱的时候，我们喜欢听它的叫声。每当馋嘴的弟弟格奥尔格又一次偷吃了巧克力，我们总要嘲笑他是苏姬，同时乐此不疲地学着它的叫声。他马上就会哭起来，保证再也不这么做了，可是，警察的榜样对他产生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就在第二天，巧克力又不翼而飞了。

    清晨，我叫醒两个弟弟，我们三人躲在厨房的平台上，屏息敛气等待着警察的出现。过了不一会儿，我们就不声不响地观看一场他的跳跃表演，等他走了之后，我们就起劲地学猪叫。苏姬成了我们的家畜，遗憾的是，它活的时间并不长，在它消失了之后，我们又变得寂寞孤单，心里充满了对动物的渴望。然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苏姬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在这段时间里，只有母亲对苏姬毫无兴趣，她所关心的唯一的事就是那个不诚实的警察，关于他，我们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教诲。母亲津津有味地详细论述了虚伪，甚至联系到了答尔丢夫[1]，她向我们发誓，这个伪善者也终将逃脱不了应有的惩罚。

    我们当时与动物的联系就是如此可怜，直到芬纳在学校里讲授自然史，才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极其耐心地向我们讲解植物和动物的构造，让我们看一些彩色的图画，回到家里我们又照着这些图画进行极为认真的描绘。他从不轻易对我们的图画表示满意，总要指出每一个缺憾之处，用温和但执拗的语气要求我们再做修改。他经常建议我最好把旧的扔掉重新再画一幅。我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几乎全都花在这些自然史作业簿上了，因为它们花费了我许多精力，我格外眷恋它们。我非常赞赏其他同学的画，我觉得它们好看极了，这些作业簿里画的是些多么轻松自如、多么美妙动人的画啊！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作业簿时，并不感到妒忌，而是感到惊奇，对于一个在学习上轻松自如的孩子来说，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要比在某个领域完全不行更为有益的了。我在绘画方面总是班里最差的，差得连我自己都感受到了芬纳的怜悯。他是一个亲切热心的人，个子不高，身体肥胖，声音又软又细，讲起课来考虑得又实在又详细，这种详尽缜密真是一种乐趣，我们只能慢慢地循序渐进，人们从他那里听来的东西再也不会忘记，它们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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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带领我们参观游览，我们大家对此兴趣很高，参观游览进行得愉快而平静，任何东西也没有被忽略。我们在鲁门湖边采撷了各种各样的小水生植物，把它们带回了学校，他在显微镜下向我们展示了最小的空间里奇妙的生命，我们看见的一切随后统统被画在纸上。要使我不去寻根究底，仅仅沉迷于一门自然史课程，是很勉强的。我几乎不可能要求那些已经知道一切的读者再听这种课程。我必须提及的是，在当时出现的关于动物的吃和被吃的问题上，他并没有同意我的敏感的态度，他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接受它们，自然界发生的事情并不从属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他过分质朴，也许还过于谦虚，以致不可能带着他的观点深入这些残酷的变化过程中去。在这些参观游览的过程中，只要有机会交谈，我总会说出一些在这一方面带有感情色彩的话来，每次他都沉默不语，什么也不回答，他平时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想使我们在这种事情上习惯于一种男子汉的淡泊超脱的姿态，但是他没有任何说教和废话，仅仅通过他的行动。因此我不得不感到他的沉默意味着指责，所以竭力克制自己一些。

    他计划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屠宰场，并且为我们做了一些准备。在参观之前的几个钟头里，他一再地解释说，人们为了不让动物受罪，想方设法让它们死得尽量迅速，而且没有痛苦，这同过去完全两样。他甚至在这种场合使用了“人道”这个字眼，并且再三嘱咐我们，每一个人在他所处的范围里应该如何对待动物。我非常尊敬他，对他抱有好感，因此听从了他对参观屠宰场所做的过于谨慎的准备，而没有对他产生反感。我觉得，他是想让我们习惯于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他为此花了许多力气，并且在参观开始之前就谆谆告诫，我喜欢这样。我假设，赖奇要是处在他的位置上准会命令我们走进屠宰场，用最生硬的方式解决棘手的问题，丝毫也不考虑任何人。参观的这一天临近了，我睁大眼睛迎接着它。芬纳是一个出色的观察者，任何人身上的情况都不会轻易逃过他的眼睛，虽然我顽强地把一切都潜藏在心里，对任何同伴——他们的笑话使我不寒而栗——也未吐露过一个字，他大概还是觉察到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当我们参观屠宰场时，他不让我离开他一步。他讲解每一台设备，好像它们都是为了讨动物的喜欢才这么设计的。他的话像是横在我和我所看见的一切之间的隔离层，致使我无法清楚地描述所看见的东西，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位驱赶死神的祭司。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觉得他的话有些油腔滑调，尽管它们是为了让我不要害怕。他的目的达到了，我静静地毫无感情冲动地接受了一切。他可能对自己感到满意，直到他的学识难以抑制：他向我们讲了一些可以毁灭一切的东西。我们从一只刚刚屠宰的母羊旁边走过，已被剖膛开肚的母羊躺在我们面前，在它的胎膜囊里游动着一只极小极小的羊羔，长度几乎不到拇指的一半，头脚已经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来，它的身体的各个部分似乎都是透明的。我们本来也许不会注意到它，是他指点我们看的，他用柔和的、无动于衷的声音向我们讲解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大家聚集在他的周围，他没有再注意我，这时，我盯着他，轻声地说道：“谋杀。”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的嘴里轻易地就会吐出这两个字，我相信，当我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正处于一种神志恍惚的状态。他肯定听见了，因为他打住了话头，说道：“现在我们都看完了。”然后就径直把我们领出了屠宰场，再也没有停留过一次。也许我们真的把他想让我们看的都看完了。但是，他走得比平时快得多，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把我们领到外面去。

    我对他的信任动摇了，画图的作业簿被搁置一旁，我再也没有画过任何新的东西。他心中有数，课堂上再也没有提问过我。每当他从我们身边走过，评点或修改图画时，我的作业簿总是合上的。他没有看我一眼，我在上他的课时始终保持沉默。以后的参观游览，我都装病请假，除了我们俩，谁也没有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他是理解我的。

    我现在明白，他是想帮我摆脱那些我自己无法摆脱的东西，他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了屠宰场。假如屠宰场对他以及绝大多数人毫无意义，那么他绝不会这么快就把我们领到外面去的。要是他还活在世上，总有九十岁，或者一百岁了，但愿他能得知，我在此向他深深地鞠上一躬。

    注释：

    [1]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名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现已成为伪善者、伪君子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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